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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银波:搞滕彪、李和平,我看不过去

   搞滕彪、李和平,我看不过去
   
   杨银波
   
   發表時間:3/15/2008


   
   滕彪、李和平的遭遇,无论是被绑架还是被撞车,都让我一下子将历史拉入2005年的夏天。那是广东“太石村事件”爆发前的时刻,郭飞雄与一位农民维权代表专程前来拜访我。郭飞雄一见面即说:“银波,我们今天先来谈点‘务虚’的事情。”可这“务虚”之中,也带着实例。他曾提到,在北京,有太多的异议人士和维权者遭受了不可想象的威胁,当时他提出了余杰。他说:“有人就是想把余杰开车撞死。”今天看来,李和平就是另一个余杰。只要敢叫板的,都可以给他点颜色看看。有没有人反抗呢?有!郭飞雄就是一个。他可不是一个懦弱胆怯的书生,相对于许多只能温和、压抑地愤怒的人来说,郭飞雄不一样,他必须“以眼还眼”,照样以拳头来回击对方,哪怕对方是受过专业体能训练的警察。这不是袭警,这是自卫。滕彪、李和平没这样干,在他们身上,书生气太浓,下不了手,不象那种特别“江湖”的手法。广东人喜欢把社会上的混混、痞子、杂皮称为“烂仔”,带点黑道的色彩,我若是遭遇那样的暴力威胁,估计也顾不得什么“知识分子”的身份了——在那一刻,我他妈就是一个“烂仔”。一般秀才遇到兵,都是受欺负的;但武秀才则不同,多少能够挽回一点尊严。
   现如今,康有为、梁启超式的人物,在中国是“海了去了”,即使在国内公开发行的刊物、报纸上,也能列出一长串的名字。但是,谭嗣同、黄兴式的人物很少见,一般人都没有这种血性,豁不出去。在我眼中,滕彪、李和平具有两种印象:在海外,他们是真正的人权律师,对于言论自由、宗教自由、酷刑死刑以及其它社会公共事件,都总是能够站在第一线维护公益民权,推动时代进程;在大陆,他们是一流的法学人士,有威望,有影响。可能不熟悉大陆媒体的人不清楚这些,我如何形容呢?好比一个“圈子”,这个圈子的人力量非常大,他们之间有着坚固的友谊和坚定的理想,他们的行为习惯也非常相似。如果大家有机会,可以到如下媒体去寻找他们:《南方周末》、《新京报》、《南风窗》、《中国改革》、《了望东方》、《财经》、《市民》、《新现实》、《读书》、《书屋》,滕彪、李和平就经常活跃于此。这些媒体,在中国意味着实实在在的论证、呼吁、揭示,全是脚踏实地的深度言论,虽然过于“规范”了,得常打些“擦边球”,然而毕竟也是深藏不露的人总会露出来的那么一部分,不容易啦。
   在人权律师的范畴里,现在已是越来越多,每个省都能找到那么几位。北京可能更活跃一些,那里涉及的公共事务更为频繁,背景更深,牵涉面更大,因此影响力也往往越大。律师的角度与一般人不同,与我们常说的持不同政见者也不同。在他们的法学视野里,自观念到言论,自言论到行动,都是有标尺的,可以有非常准确的理解和把握,知道这当中的具体边界在哪里,而这恰恰是冒失而勇敢的许多维权者所不清楚的。比如说,同样是对执政党的批评,他们批评起来就是以具体案件的违法性而论的,究竟哪里违了法?哪里缺乏合法性?应该如何来惩罚和制约这种违法行为?这样的思路,在任何时代都行得通,可以被更多人承受,因为它是以证据为核心的。这是以法治手段来追求民主自由,与一般的武力革命或者民主运动有所区别。在台湾国民党的暴政时期,陈水扁的努力与李敖、柏杨的努力是不一样的,可能前者更务实一些,而后者则是历史性的努力,于当时而言,是鼓动风潮、留下先声,却不一定能真正解决具体问题。
   在滕彪的简历里,我看到了这样一段叙述:“近年参与的人权案件和公益案件包括:孙志刚事件、《一塌糊涂》网站事件、临沂暴力计划生育调查、陈光诚案、蔡卓华案、陕北石油案调查、江西乐平黄志强、方春平、程发根、程立和死刑冤案、奥美定事件、王天成诉周叶中案、青岛河西拆迁及错埠岭拆迁案、王博信仰自由案、廖亦武护照案,等等。”这全是我们熟悉的经典案件,每一起案件的影响力都是一般案件所不可比拟的。处于这当中周旋的人,是什么样的心态呢?是大声疾呼、公告全球、声嘶力竭式的吗?不是。滕彪的选择,是纯粹将之当作法律案件,他理性、沉着、务实,没有任何高谈阔论,每一句话都带着以具体证据和具体法理来支撑的色彩。从其他人对他的评价来看,他简直就是一个“单纯”到儿童般不懂半点世故的人,管它有没有危险,管它是什么后果,管它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荣誉、称赞、批评、攻击,这些都可以不计较。他的低调,低调到了“可爱”(浦志强语)。这有点象摇滚歌手祖小左咒,口头禅就一句话:“你说了算。”看似酷得不一般,又憨厚得不一般,其实那都是胸襟、雅量、修为,是老子、孔子式的,而非孟子、韩非式的。
   这里面,有一起案件很多人都不清楚,但我非常熟悉,它就是奥美定事件。回想起来,已经是两年半以前的事了。有一天,有一位女士从深圳给我打来电话,流了许多泪,说了许多话。这位女士是奥美定事件的受害者之一,也是勇敢地维护权利的极少数人之一。当时的她,已经丧失了家庭,连孩子也丧失了,其缘由是因为“丰胸”——来自奥美定的药品让她们倒了大霉,那药品对她们的身体产生了极大的伤害,全身是病。很多女士都在这种伤害下,遭到丈夫、男友的抛弃,钱损失了不少,生活也进入了黑暗与绝望。可是她们告来告去,遭遇的却是具备一定黑社会背景的奥美定后台。这不是简单的假药问题,而是明摆着有巨大的保护伞、巨大的利益驱动,那是一张黑网,一个黑洞。我当时能做的是,将这起案件的一系列资料,全部通过电子刊物编辑发行。很快,那位女士发来电邮,说她们的案件有人代理了,这在她们看来简直是不可想象,而这位代理人,就是奥美定事件原告律师滕彪先生。纯粹把“事情”当“事情”来看和来做,撇开任何后果,这是很多人要向滕彪学习的。恐惧或者敌意,往往会影响我们对事情的基本判断,也就不容易做成任何事情。
   从案件的受理,看上去我是在谈维权的观念,其实不是,我甚至已经在谈政治运动。这种教训是从“戊戌政变”就有的,当时很多人都在谈准备、万一、后果、后路之类,都了后期更在思索关于“去留”的两难选择,但是这批知识分子还是做了,他们做定了。中国从鸦片战争开始,很少人有人醒过来,可是已经醒过来的极少数人,他们把自己交给了历史,就算不成功也要做,而且纯粹把“事情”当“事情”来做,哪里去顾虑哪么多?有人说,改良是走不通的,其实说这话的人未必就真的为时代的变迁付出过什么。好比火已经烧起来了,你在想是用桶装水,还是叫消防车?那都是没什么价值的事情。能扑灭一些就扑灭一些吧,总之是要扑灭的,这才是做事的态度。如果等你都想好了,想彻底了,想得觉得已经没什么可想了,再去扑火,那么可能只能看见已被彻底烧成灰烬、再无任何生机的家园了。我们就需要这种“良,则上!”的气魄。如果总是在那里东思西想,而不赋予迅速的行动,届时可能什么都太迟了。我最感无奈的,就是听见有人说:“我不行了,我老了,还是留给你们下一代去争取吧。”难道我们浪费的时间还少吗?从器械到制度的改革,从文化到观念的改革,我们每一次都在拖,都是自己拉自己的后腿。
   滕彪、李和平是中国踏实做事者的缩影,他们的踏实行动从狭义说是职业楷模,从广义说则是良知运动。搞知识分子,用暴力、威胁、恐吓的手段,是能一时奏效的,但就怕你遇到的是“非暴力不合作”的信徒。这种人的精神世界里生长着极强的韧性,他们的思想高度可以达到对施暴者同情到连你自己也傻眼、害怕、忏悔的地步。他们是大隐隐于市的人,你们现在看到的他们,也许不到十年,就完全是另一种人,那时的他们可以抛开更多的束缚。他们也在等待啊,一点点地变,一点点地等,这种规律是历史性的,永远斗不垮他们。放在当下,可以这样说,哦,奥运来了,国家动了,机会来了,情况变了,我抓点人,试探试探你们的行动。看,你们上钩了吧,一个个都忒急了,抓一个胡佳就把你们牵出来了,看我怎么收拾你们!同志,我懂这些,不用演了,我都看腻了。这跟电影《窃听风暴》有什么区别?一个抗议现行文化制度的导演自杀了,作家急了,诗人急了,所以你们的任务又有了,监控、软禁、搜查、拘捕,这些伎俩简直太原始了。敌人其实是假想出来的,这是一个需要敌人才能生存下去的政权。可是你们控制不了所有良善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控制,无论下达的任务必须确保稳定到何等程度。
   滕彪、李和平的遭遇,在中国媒体、组织、机构的失语,是时代的讽刺;而政府的失语甚至完全不用任何解释的状况,更是可悲、可恨。假如我是滕彪、李和平的上司,就算只长了一个脑袋,也非说破嘴不可。如果只是普通的“谈话”,ok,没有关系,大家可以开诚布公,很平常嘛。我就经常当作“接受采访”一样,跟我们的国家机器对话,这没什么问题,完全正常,很不错的机会,很不错的交情。但是,你不能拿袋子蒙我的头,不能使劲撞我的车,不能跟黑道似的,强迫我消失我就得消失。你的权力,包括你执行任何任务的权力,不是用来惩罚良善。如果说彼此考虑事情的角度不一样,那么我可以理解,但是我们最起码可以用最能够被人接受的方法来解决冲突:思想对思想,言论对言论,法律对法律,政治对政治——当然,万不得已,暴力对暴力,两败俱伤,鱼死网破。千万不能够把脑袋里面的事情,当作现实紧急案件来对待,更不能无限拔高——象胡佳那样纯洁的知识分子,跟危害国家安全有什么关系?象滕彪那么憨厚的人,又何必拿这套来吓唬他?按市井的说法,这不就是欺负老实人吗?别人看得过去,我就偏偏看不过去。罢了,不说了,费劲。
(2017/05/02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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