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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丛林: 龙与上帝

第三章 磐石开裂
   
   
   
   

     当利玛窦1598年来到北京为传播福音开辟道路时,他绝对没有想到, 清末上海钟表业会将他奉为祖师,每月朔望都献上香火。
   
   
   
   利玛窦的成功
   
   
     在元朝也里可温绝迹200多年之后,到了明末,天主教的耶稣会士叩开中国大门,上帝再次来到华夏神州。
   
     耶稣会士的此番叩门并非偶然,既有着不寻常的背景,又带着不寻常的力量。
   
     这时的西方已非昔比,它历经文艺复兴运动,近代科学文化的晨曦,已驱走中世纪神学蒙昧的漫漫长夜,一轮迸射新时代光辉的朝阳就要从那里出现。西方探险家们以“首先拥抱地球”的壮举获得了“地理大发现”,一方面扩大了世界市场,奏响了殖民掠夺的进行曲;另一方面,则加强了世界各文化的联系,推动着西方文明的传播。
   
     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西方传教士们身负着所谓“救人灵魂”和“淘金”的双重使命,与商人联袂结伴,势不可挡地涌向世界各地。这时,他们脑袋中装的,行囊里带的,从无形到有形的许多东西,已经跟其前驱者大不相同。东来的传教士当中,天主教的耶稣会士可谓脚步迅捷,人马强壮,他们自然不会忽视和放过中国这样一个大国。
   
   
   
   防卫的屏障
   
   
     这时的中国已恢复了汉家皇统,其主人为朱氏。该朝京都规模的宏大,皇家宫阙的宏伟,都使元帝国相形见细。然而,明大帝们缺乏忽必烈那样的气度和胸襟,关起门来做皇帝似乎成了家风。宫门重重那就不必说了,后来连四面八方的国门也都严关起来。万里海疆实行封禁,不光是为了饿死那些跑到海上去的本国“穷寇”,也是为了防避来自那个弹丸小邦的“倭寇”,以及那些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红毛蕃鬼”。而在几乎贴着皇城围墙的地方筑起长城,则主要是为了阻挡北方可怕的鞑靼马队,绝没有想到要给人类留下叹为观止的奇景。
   
     比这道长城更有防卫实效的,是那条历经悠悠岁月所筑起的传统文化的无形长城。尽管文字狱断送了无数冤魂,但这决不表明明太祖对孔圣人的藐视和亵渎,相反,正是从骨子里敬畏到严重变态程度的表现。他和他的子孙们都无一例外地要借重孔门的护身符。
   
     为了使这道护身符更能因时制宜,王阳明这样的当朝“圣人”便应运而生。他可以说是上言无形长城建筑史上的最后一个巨匠。其“心即理”、“致良知”等学说,给儒学的伦理内核又加上佛门神秘主义的新光环,使传统文化的长城更闪射出几道异彩。它对上帝使者们来说诚若怵目的山峦,但与当时西方文化的峰端相比,分明已显出时代反差。
   
     在当时来说,不管哪一道长城,哪一方国门,都是为了保卫朱家天下。无论外面如何变化,朱氏大帝们毕竟还拥有主宰其家天下的权柄和力量,还可以拒纳唐突造次的不速之客。
   
   
   
   从沙勿略到罗明坚
   
   
     因此,耶稣会士的此番叩门又非轻而易举、顺顺当当。号称“东洋宗徒”的沙勿略(Xavier)、早在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就来到广东沿海一个名叫上川的荒芜小岛上,窥伺了一年多的时间,想尽千方百计,也未能踏上大陆一步。最后带着莫大的遗恨死去。
   
     后来,耶稣会士又在澳门建立起据点。这里当时还是相当荒凉的边地一隅,是明帝国划给“红毛”商客的居留之地。教士们以此为基地,屡作强行破门而入中国内地的尝试,但还是不能成功。于是,有人心灰意冷,说是要争取中国人接受福音。“纯粹是白费时间,就像要把埃塞俄比亚人(编按:一译衣索匹亚人)变成白种”①一样。有人面对中国界上的石山感叹:“磐石呀,磐石呀,什么时候可以开裂欢迎我主啊!”
   
     ①《利玛窦中国札记》上册第143页,中华书局1983年中译本,北京。
   
     如何使磐石开裂呢?洋教士们开始琢磨起另外的门路来。一个叫罗明坚(P. Michel Ruggieri)的似乎精于此道,他向两广总督等官员大人多次暗送礼物,其中有中国人罕见的三棱镜、自鸣钟之类的奇物,终于使得“看门人”改变了冷淡、傲慢的态度,微笑着揖纳洋客了。罗明坚不但自已被允准留居内地,而且于万历十一年(1583年)又从澳门携入同仁利玛窦(P.Matthoeus Ricci),在广东肇庆住下来。
   
     如果说,罗明坚的主要“劳绩”在于买开了中国大门、那么,利玛窦日后在声名、地位和事业上,可就远远超过他的引导人了,成为明未来华传教士的首脑人物和典型代表。
   
   
   
   翩翩风采
   
   
     来自文艺复兴运动发祥地的这位利玛窦,具有良好的文化修养。他曾从名师正式学过天文学、地理学、数学、透视学、音乐理论、讲演学等“诸学之蕴奥”,特别是在自然科学方面有很丰富的知识,来华后又学通了汉语,并且对儒家学说有所研究,成为贯通中西的学问家。
   
     他又是一位风度翩翩、善于交际的男士,见了人一副谦恭有礼、落落大方的样子,说起话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有“电光之舌,波涛之辩”,很能引人叹服。为人宽宏忍让,颇能得到人们的好感。据记载,有一次他的佣人捉住一位越墙来偷柴的人,利玛窦不但不加惩罚,反而自己背了些柴送他,说是偷柴是因为穷的缘故,不必和他计较。那人自然是既惭愧又感动,逢人便说洋教士的好话。
   
     利玛窦还特别注意使自己“入乡随俗”,所谓“在中国便成中国人”。一入华他就换了打扮,起初穿和尚装,后来听说儒服更合宜,便又改穿儒服。不只衣着,饮食、起居、仪节等方面也完全中国化。
   
     利玛窦很注重交游。这似乎成了他的专职,为此使出了浑身解数。他不断扩大活动地域和联络范围,来华十几年间便开辟了肇庆、韶州(今广东韶关市)、南京、南昌、苏州等多处活动基地。到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时,他结识的朋友已遍布明朝十五省中的十省,且多为王侯官绅和各界名流。
   
     他热情地接待每一位来访者。在南昌的时候,每天访客盈门,户限为穿,有人见他接待过劳,劝他托辞闭门谢客。他回答说:“天主不容我说谎,宁愿访客倍增,也不愿言行背道。”友人们对他的人格和交际能力更感敬佩。皇室建安王竟很感兴趣地向他讨教西方国家的交友之道,他专门写成《交友论》作答,真算得上当时的“公关”专著了。
   
   
   
   关键的入口
   
   
     随着准备工作的成熟,利玛窦开始了打入京师的尝试。他深深了解:在王朝的心脏活动,影响力是其他任何地方无法可比的。对于外国的不速之客来说,京师自然是禁地,但许多年来,那些显贵的友人们,肯定有机会向紫禁城里为他吹吹风,再加上有人直接引导,“禁地”自然也就不“禁”了。何况,他还能扯个向大明皇帝“进贡”的正大名义呢!
   
     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儒冠儒服的利玛窦,在南京礼部尚书王弘海的引领下首次进入北京。但不巧,当时正值中国与日本因朝鲜事发生战争,外国人都有间谍的嫌疑,他在北京只住了两个月又调掉南返。
   
     两年之后,利玛窦再次北上,不料中途又出了麻烦,被在天津临清督税的宦官马堂拘禁了将近半年时间,最后在万历皇帝(明神宗)的直接过问下,获释并被护送至京。
   
     利玛窦也真算得上个合格的心理学家。他知道,皇帝的宫殿里有的是价值连城的珍宝,贡品能否赢得皇帝的喜欢,新奇比贵重更要紧。于是,他的贡品简直就像把个杂货店搬了上去,任君选取所爱了:时画天主像一幅,古画天主圣母像一幅,天主经一部,圣人遗物,各色玻璃,镶嵌十字架一座,万国图一册,自鸣钟大小两架,映五彩玻璃石两方,大西洋琴一张,玻璃镜与玻璃瓶大小共八器,犀角一个,沙刻漏两具,乾罗经一个,大西洋各色锁袱共四匹,大西洋布并葛共五匹,大西洋行使大银钱四个。《熙朝崇正集》中有个统计,说这些是“十九物三十一件”。它的“物”与“件”是何个算法,合不合适,确不确当,就不必细究了。反正只要这些东西里边有那么一件两件,能在皇帝心中拨起一两圈涟漪,他的心思就不枉费了。
   
     事实证明,贡品的确功效显著。万历皇帝以其物制作精巧,玲珑新奇,爱之莫甚。特将油画挂于宫中,自鸣钟置于园内特建的亭中。也因爱屋及乌,这位皇帝对利玛窦待如上宾,“嘉其远来,假馆授粲,给赐优厚”。①这样,利玛窦便在京师重地落下了脚。
   
     ①《明史》卷326,中华书局标点本,北京。
   
     他和他的贡品,简直把万历皇帝引入一个奇异天地的梦幻里。这位帝王对欧土风情,诸如因地肥瘠、建筑风格、服装款式,以至婚丧习俗,甚或连神父们的生活细节,无一不感兴趣,特派内侍不厌其详地向利玛窦询问。大臣们也争着向他打听西洋的各种事情。利玛窦成了人们争相结交的佳宾,每日访客络绎不绝。其魅力一时竟至“四方人士,无不知有利先生者,诸博雅名流,亦无不延颈愿望见”①的程度。
   
     ①王重民辑校《徐光启集》上册第8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这应当说是取得了不小的成功,但利玛窦并没有因此冲昏头,他显得异常深沉和冷静,认为这只是“为传播福音的广阔天地开辟了一个小小的入口”,而这实在是一个相当关键的入口!
   
   
   
   潜移默化间
   
   
     从表面看,利玛窦似乎不是一个职业传教士,倒像一个世俗的使者,甚至一个逍遥的闲客。但实际上,他一刻也不曾忘记“做耶稣的勇兵,替他上阵作战,来征讨这个崇拜偶像的中国”的使命。他所做的一切,无一不是为完成这一使命的自觉行动。
   
     利玛窦把通过交往,潜移默化地影响对方,当作最有效的传教方法。不知不觉之间,交往者当中的一些人,就被他引导而成为教徒了。他曾颇为得意地说,这是一条极有效的途径,无需我们离开教会房子,就能够向那些异教徒传播福音。他还曾经这样总结经验:
   
     为了使一种新宗教的出现在中国人中间不致引起怀疑,神父们开始在群众中出现时,并不公开谈论宗教的事。在表示敬意和问候并殷勤地接待访问者之余,他们就把时间用于研习中国语言、书法和人们的风俗习惯。
   
     然而,他们努力用一种更直接的方法来教导这个异教的民族,那就是以身作则,以他们圣洁的生活为榜样。他们用这种法子试图赢得人们的好感,并且逐步地不用装模作样,而使他一一们的思想能接受不是用语言所能使他们相信的东西……①
   
     ①同注1书,上册第167-168页。
   
            "合儒”的丰姿
   
   
   
     利玛窦注重交往当中的自然感化,当然也不放弃利用一切可能的场合和机会正面进行天主教理的宣传。他不但“每见宾客时,辄言天主教理”,而且还专门写了许多宣教书籍。不过,他的教理宣传,也是尽量富于“中国风味”,以适应中国人的胃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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