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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纯:论西方宗教与法治社会的关系


   内容提示:宗教传统是西方社会治理中的价值渊源,而法制传统是西方社会治理中的有效规范。“君权神授”则是这两种传统辩证关系的最初形式,这种宗教与法律的辩证关系在罗马帝国的社会治理中演变成为教会法与世俗法,其理论和实践特征在西方法理学中被概括为自然法理论和实证法理论,它们分别表现为立法的基础和司法的目的以及司法的效果与法律规范的强制性,最终进化为现代法律体系中的宪法和部门法结构。“良心自由”作为西方法律体系中最基本的道德权利具有主体性和神圣性,是宪政精神中保障私权和限制公权的信仰基础,亦是近代天赋人权、君权民约和合宪性政权的民主政治原则。宗教传统所孕育的自由、平等和正义观念构成了西方法治社会中立法、普法和守法的价值基础,而法律的强制措施和效力规范也为司法的稳定性和目的性确立了可以普遍施行的社会基础,这两个方面的交互影响和促进揭示出了现代西方社会文明和进步的基本特征。 
    
   关键词: 西方宗教 法治 权利 神圣性 权力 强制性 良心自由
   

     一、前言  
   
     在西方社会环境中,宗教与法律是表现人们社会生活的两种主要形式:宗教是表现人们价值诉求的精神性基础,法律则是表现人们利害关系的强制性社会规范。但是,在历史和现实中这两者之间又交互影响,宗教不仅在诸如平等和正义等价值观方面为立法确立信仰基础及表达司法目的,而且教会自身的组织治理也为法制的演变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成为西方现代法制的重要思想和制度渊源。同样,以法制演变为核心的社会进程也为宗教的变革和发展提供了实践验证机制和制度性的保障。以《圣经》为基础的宗教不仅构成了西方道德和法律的价值基础,而且体现在其中和教会法中的诉讼文化也对罗马法以后的西方法制文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西方法史学的巨擘哈罗德·J.伯尔曼曾总结说:“西方法律科学是一种世俗的神学,”[1]与宗教和神学相关的体制、核心概念以及价值基础仍然反映在现行的法律学说与体制之中,诸如人人平等的原则、公民不服从原则、财产权神圣、代表个人意志的契约权利、良心自由、对公权力的道德限制等。当然,传统神学中所信奉的宗教神迹以及神正论的独断论证则早已从法律科学中被剔除。  
   
     二、作为法制文明象征的“君权神授”  
   
     人类社会早期的法律实践总是伴随着宗教的活动,要么是以宗教活动本身作为一种习惯法,要么是为世俗的法律实践提供法源或其价值基础。由于宗教在人类社会生活的最初阶段还带有许多对于自然或社会现象迷信的成分,所以,其作为法律渊源或法律价值基础都是自发的、偶然性的、迷信的或独断论式的,并不能经受住历史的长期检验并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但是在此基础之上建立的法律与宗教的关联性却是长期的和普遍的。也就是说,在每一个文明体系中,法律和宗教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都体现着法律与宗教之间的辩证关系。例如,在古代巴比伦的社会中,调节世俗社会关系的《汉谟拉比法典》就被信奉为是太阳神对于王者的专赐。  
   
     大约在公元前18世纪,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为了统一两河流域地区诸多征战掳掠的游牧部落,建立稳定的政权以实现他们之间的社会治理并控制和应对大河泛滥形成的自然灾害,它颁布了世界文明史上已知的最早、保存最完备的古代法典,对后来邻近地区出现的波斯法律和希伯来法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使它成为世界法制史上最古老、最权威的标本,其所反映的法律与宗教的关系也影响着周边地区的政治和法律体系。1901-1902年之间,法国考古学者在伊朗的苏萨地区发现了《汉谟拉比法典》石碑,这个两米多高的石碑现存于巴黎卢浮宫之内,其上的浮雕像是巴比伦国王站在太阳神沙玛许(Shamash)的面前,领受太阳神赋予他的权杖。这大概是世界文明史上“君权神授”观念的最早的象征实物图像。在人类社会文明史中,“君权神授”至少表达了四种含义:第一,君主的权力具有世俗社会中至高无上的性质;第二,君主权力来源于宗教信仰实体;第三,君主权力的有效性受制于臣民的宗教意识;第四,法律的强制性受制于其立法的公平价值。在这四种含义中,只有第四种具有持久的生命力、灵活的解释性和适用的有效性,表现为世界各种法系中的基本精神,即立法的原则和司法的目的必须符合社会的正义价值、司法的程序必须符合公正的原则,前者是从法律的基础和目的定义的,后者是从法律的手段定义的,二者之间的关系是目的和手段相协调和统一的关系。  
   
     尽管《汉谟拉比法典》在法律解释和适用方面留存有古代法典常见的偏袒权贵的遗迹,但是它却明文规定只有国家才能使用暴力,这就是通过神义表现出的宗教对于世俗王权的限制,即法律规范对于君王个人意志的限制。比如,《汉谟拉比法典》第2条规定:如果一个庄园主控告另一个庄园主犯巫术罪而查无实据,被告应被带到幼发拉底河(这河代表大神),自己投入河流,如果不再浮上来,就表明有罪;控告者可以取得被告的财产。如果河水证明被告无罪,原告应予处死,他的财产归给被诬告的一方。在古代社会“巫术罪”就是对疑神论或无神论所苛罚的“渎神罪”,类似于现代社会的“违反宪法罪”和“侵犯人权罪”,因为当时社会的法律基础就是对“太阳神”的信仰,以为一切权利包括君王的权力都是由神所赋予的。而在大河文明地区包括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恒河流域,“河神”与“太阳神”存在着自然的关联性,如埃及太阳神的生命循环与尼罗河生命通道的关系导致金字塔或其他墓葬都置于尼罗河西岸,印度克哈特普迦节(Chhath)信众站在恒河中供奉太阳神等,所以,巫术渎神涉及的就是一种对自然权利的侵权罪,审判当然也应由神明进行,而大河文明地区感受自然神力的就是河水,所以河水泛滥的破坏功能或灌溉及交通便利的功能就被信奉为太阳神的裁决。又如对于古代“同态复仇法”的改进,以体现相对公平的精神:从第196条到第214条的规定中表达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原则,如建筑师设计的房屋倒塌,若压死了屋主,则建筑师当被处死;若只是压死了屋主的妻子或儿子,则建筑师的妻子或儿子将被处死。但是,在神意安排下的法典其公平性只是相对的,即制约了各世俗力量之间的“弱肉强食”的“霸道原则”,甚至君王的“人治”权力,而对于刑法和民法的裁决仍然存在轻重失序的司法不公问题,如第196条规定:“毁败自由人之眼者,毁败其己眼。”第197条规定:“折断自由人之骨者,折断其己骨。”第200条规定:“击落同等之人之齿者,击落其己齿。”[2]从形式上看,这几条都还具有原始刑法的形态,虽然不及“代偿复仇”那么理性,但是比起原始的血亲“无限复仇”仍然要先进,属于典型的“有限复仇”,即“同态复仇”,这被古代人视为具有神圣性的“刑法”,后来希伯来人的《旧约圣经》里多有这样的刑法形式,由于“巴比伦之囚”的关联性,我们基本上认同这是《罕穆拉比法典》对犹太教“摩西律法”的影响。  
   
     但是,在其他一些同态复仇的条款中则表现出当时社会等级观念的非正义影响。如第198条规定:“毁败平民之眼或折断平民之骨者,赔偿银一名那。”第199条规定:“毁败他人奴隶之眼或折断他人奴隶之骨者,半之。”第205条规定:“男奴殴打自由人之子之身体者,割其耳。”第213条规定:“殴打他人之奴隶致堕胎者,赔偿银二舍科勒。”[3]第198条、第199条、第213条皆可视为对自由人或贵族的“重罪轻罚”或“同罪异罚”,而第205条则是对奴隶的“轻罪重罚”,这些都类似于中国古代礼法社会中的“良贱异法”,是社会等级制的非正义价值观在刑法方面的体现。在民事纠纷中,第106条规定:“零售商从商人受银后,与商人发生争执者,商人应为零售商受领之银而召零售商至上帝与长者前零售商应以所受银之三倍归还之。”[4]这是让“神”(上帝)和“证人”(长者)共同指证借钱行为,因当时人的信仰与太阳神和尊亲伦理关联,故古典法律中流行的神判和证人宣誓被普遍遵奉为具有法律效力。宗教因素在古代法律程序中的意义,《汉谟拉比法典》中多有记述,西方专家解释说:“在某种案件中,如不能得可信之证言时,则不得不采用水神裁判法。水神裁判法者,即将嫌疑犯置于‘圣河’之水面,若浮而生者,无罪;沉而溺毙者,有罪。如是,河神已将此种案件以超自然之方法解决矣。”“辨别证人之是否出于善意,其方法之较为温和者,即使证人宣誓。宣誓为巴比伦尼亚诉讼程序上之正常特色,所有之契约泥板几均以此方法加以证明。”[5]通过“圣水”的裁判和司法以及以“上帝之名宣誓”,都可以被信奉为有效的司法裁判和证据取信,这在人类社会初期司法活动中常被用于疑案或难案,如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皋陶以神兽獬豸断狱,亦欲通过超自然的神明象征表达公平与正义的价值信念。这些与宗教甚至巫术形式相关的司法活动,并不符合现代社会的理性和科学标准,但却是早期社会生活中人们司法智慧的反映:“神判法(ordeal)是各民族原始时代所通用的一种方法。当一嫌疑犯不能以人类的智慧断定他是否真实犯罪时,便不得不乞助于神灵。最简单的方法是测验他能否逃过一危险,出死入生。希腊人常将人浮在海上,又有使人从高岩上跃下的习惯。毒剂是非洲Ashanti人常用的一种方法。Ju Ju人则使嫌疑犯在充满毒蛇与鳄鱼的池里游泳过去。他们相信神对于无辜者的生命是不会坐视其死而不加以保护的,否则便证明他有罪,同时也就执行了惩罚。”[6]通过《汉谟拉比法典》中所反映的“神明裁判”,我们可以窥见到人类司法文明的一种趋势,即原始社会族群解决纠纷的“弱肉强食”动物法则逐渐让位于表达公平和正义的人类文明法则,是血缘氏族治理的“人治”动物情绪转向宗法制社会治理的“法治”伦理观念的一个必然的中间环节。没有这个宗教形式的“神明裁判”环节,人类近代社会的“法治”的观念和制度传统皆无从谈起。因为在宗教形式的“神明裁判”中,近代法治社会中的作为司法程序公平、司法目的正义、权利普遍神圣和权力有限制约等观念都是在诸如《汉谟拉比法典》、《摩奴法典》和《摩西律法》等教法混同的经典中培育出来的,其中的宗教权利与义务、社会权利与义务虽然形式上与近代法治社会中的相关观念不尽相同,但是它们所表达的追求公平与正义的神圣性、权利与义务的平衡性等司法价值观却是一脉相承的。其于基本法和程序法方面的制度形式,教法混同的古代经典对于近代法制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基本法的序言中对于权利的神圣性表述、法庭神判过程中的各种宣誓形式以及程序法中对于基本法中权利的保障步骤和对于实体法中权力运用的各种形式的限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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