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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临中华--中国近代教会史十讲 (梁家鳞)

二、更正教的初传
   
   (一八○七--一八四二)
   
     

     当马礼逊(Robert Morrison)作为更正教第一位传教士来到中国时,意味着基督教第四度欲叩开中国的福音大门。
     
   
   传教的障碍
   
     虽然这一次来华已是第四度的尝试,但是其遭遇的困难绝不亚于前面的三次。
     
     首先我们必须要了解,对更正教而言,到中国传教只是她破题儿的第一遭。事实上,更正教的海外宣教工作,除向美洲移民或向亚、非等地建立殖民地的不算,其起步实较天主教晚了近三个世纪;一直要待第十八世纪末,在德国的敬虔运动及英国的卫斯理复兴等宗教热潮的推动下,才相继有传教组织(差会,Missionary Societies)的出现。所以,当第一个更正教的差会在成立不久向中国差出第一位传教士时,实在是全新的尝试。
     
     其次,基督教前三度来华,相距差不多一千年;彼此又无衔接承传的关系。再加上自改教运动后,欧洲的天主教和更正教国家,爆发了近一百年的宗教战争(实际上是政治的理由大于宗教上的),造成两派教会的互相仇恨、不相闻问。因此,更正教的传教士并无从两世纪前的天主教传教士那里获得任何有关中国的知识和经验,中国对于第十九世纪初的欧洲人而言,实在是一个既神秘又陌生的地方。
     
     除了文化语言的障碍之外,此时期传教最大的困难在于政治上的拦阻。自从康熙五十九年皇帝下令驱逐西洋教士离境开始,历雍正、乾隆、嘉庆等朝百多年,禁教法令均一再被重申提出。中国政府禁止基督教在华传教,西洋传教士一律不得居留中国,国人若有奉教者,皆处死刑。此法令对于已在华开展工作经年的天主教尚且造成致命的打击,要在禁令下建立新的工场,开始新的工作,其困难可想而知。
     
     不惟如此。自清中叶以后,中国政府愈来愈奉行闭关政策,限制中国与外洋国家往还。除了极有限的朝贡形式的外交往来外,中外由海路来的通商,只限于地处南隅的广州一口进行。中国与当时最主要的贸易伙伴,双方各自是以独占公司的形式(中国方面是十三行,英方则为东印度公司),并在极多限制的情况下,进行贸易活动。更者,外国人被禁止学习中文,国人若教授外夷华语,一经发现,即处死刑。除了一定日期,洋人可到广州城外的十三行交贸外,其余时间一律不准逗留中国的国境之内。他们唯一可以居留的地方是澳门。
     
     陌生的文化、政治的障碍,构成传教工作极大的困难。如何可以合法地居留中国,并有效地展开传教活动,无疑是一个至为棘手的问题。
     
     马礼逊面对的正是这么一个处境。
     
     当主后1807年他受英国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的差派抵达澳门时,他首要的困难,是如何取得合法居留中国的身份。当时期,唯一获准进入中国的是商人,并且是以独占形式经营的东印度公司的商人,其他洋人皆被摒诸中国门外。因此,他之踏足中国明显地就是非法的行为。而且,不仅中国政府不欢迎马礼逊的到临,即使是在华的东印度公司的商人,亦对这位不速之客抱抗拒的态度。此时的中外贸易关系已相当紧张,英国多番派人来华欲改善贸易情况,都遭到拒绝;中国又往往以禁止通商为手段,惩罚那些不听命的外国商人,这对急欲求财的夷商而言,实在是致命的打击。所以他们不希望马礼逊留在中国,恐怕他的存在会激怒中国政府,又再下令禁止通商。
     
     倘若在广州居留会引来不便,那在澳门的情况又如何呢?理论上马礼逊是可以合法居留澳门的。但自明末开始,澳门已由葡萄牙管理使用;而葡萄牙是天主教国家,天主教传教士一直在澳门工作。他们对这位更正教的传教士自不会有好感。许多时候甚至禀告中国官府将其驱逐。故居住此地亦非长久之计。
     
     在非法居留中国两年后,为了合法居留在中国,马礼逊乃在主后1809年加入东印度公司,成为正式的雇员,充翻译之职。
     
     这里我们必须了解一个历史背景。当时期英国对华贸易,绝大部份是鸦片。东印度公司是以贩卖鸦片为主的烟商,这个讲法是绝不夸大的。因此,一方面我们了解马礼逊加入东印度公司,是一件无可奈何的事;但另方面这做法也带来许多不良的后果。因为加入一间从事鸦片贸易的机构,无疑是使传教士卷入鸦片贸易之中。这成为日后传教士工作受到国人攻击的一大口实。
     
     除了居留问题外,语言和文化的隔阂也是重要的障碍。马礼逊为了非法偷习中文,被迫付出很高的薪酬,聘请两位老师来指导他学习。这两位老师,可以相信必然是科举制度下的失败者。在中国,科举落第的人极多;除了部分家境充裕毋须为前途忧虑外,其余的落第者的遭遇都很恶劣;他们所学的在农业社会根本无实用价值,若不能中举飞黄腾达,就只有充当一个穷教馆。鲁迅笔下的孔乙己在当时皆普遍存在。在第十九世纪,便有不少这样穷途落泊的知识分子,被迫受雇于传教士手下,从事一般士绅阶层视为可耻的工作。马礼逊的两个老师,大抵便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受雇的。由于他们要求以身试法的薪酬过分高昂,不久马礼逊便发觉无法支付,惟有辞退其中一位(这是非常特殊的情况,来华传教士的薪金平均约为本地传道同工的十至二十倍;马礼逊竟无力承担两个中国人的薪酬,可见索价的高昂程度)。为什么那两位中国老师会收取如此高的费用呢?这是因为他们实在是冒生命的危险来充任此职的。据马礼逊的传记记述,其中一位老师的身上常携毒药,以便万一被官府捕获时,横竖一死,自杀倒可免去诸般酷刑。可见教授及学习中文的危险性。马礼逊就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躲在密封的小房间里,利用微弱的灯光奋力学习中文。
     
     不准洋人学习中文的禁令,其实只是对传教士构成困难。绝大多数来华的外国商人并无学习中文的兴趣,他们也不打算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长期居留,只欲在短时间内赚取到足够的利润后便离去。此外,中文是一种极其艰深的语言,在全无工具书帮助的情况下,学习不易;且又触犯法律,危险性大。所以,只有传教士才有长期居留中国的打算,并且千方百计要掌握这种语文。如此造成在早期来华的外国人中,仅传教士是通晓中文的。一旦外国政府在与中国进行外交谈判、签订不平等条约,需要翻译人才,以至在外国军队攻占中国土地时充任管治当地居民的民政官,传教士都会成为首选的对象。这在第三讲会详细交代。无论如何,传教士在语言上的努力学习,成为他们与其他来华外国人的不同处。
    
   
   南洋的传教基地
   
     在取得了合法居留中国的地位,并且初步掌握中文后,马礼逊便努力欲实践他的传教使命。但是,他发觉所能做到的传教工作是极其有限的。除去在华传教的非法性不谈,他面对着两个重要的困难。第一,他根本接触不到一般的平民大众。作为东印度公司的雇员,他只可以在规定的时间到广州进行贸易,及在更有限的时间内进入广州城游览;能够往来的中国人都只能或是与他们交易的行商、或是少数受雇于洋商从事清洁、苦力等工作的人。这些人就成了他早期仅有的传教对象。第二,如同向这些有限的人传福音,在安全的情况下寻觅福音的话题,也是极不容易的工作。故此,马礼逊在华逗留了一段颇长的日子,只编写了一本中英文字典,叫做「五车韵府」,及从事圣经翻译和撰写福音单张等文字事工。这是此时期最安全和最可行的工作,也是马礼逊一生事业的最大成就。至于直接的传教方面,从主后1807年到达中国起,一直要到七年后才有第一位华人信徒蔡科(高)受洗,成为更正教的初熟之果。
     
     马礼逊在华孤独工作至主后1814年。是年伦敦会差派第二位传教士米憐(Wi11iam Milne)前来协助他。但是米憐在广州所面对的,同样是几全无所为的环境。故居留了颇短暂的日子后,他便作出决定,将传教工场转移至南洋的马六甲。这个决定并非意味着他放弃了向中国人传教的负担,他只是相信在中国大陆传教基本上是无大果效的,而南洋一带则有无限的机会。在第十九世纪初的时候,南洋各地都是英国或荷兰的殖民地,于这些欧洲「基督教国家」的殖民地里,传教士当然可以自由传教。另外,在南洋有很多华侨谋生及居住。他们自明末开始,基于政治经济等理由,陆续从广东、福建等沿海省分来到南洋工作。这些中国人并不因着他们在南洋长期居留,便与其家乡切断关系,反之除了继续保持紧密联络、经常返乡探亲外,在落叶归根的心理催使下,他们在晚年甚或身放后,也要设法回到家乡去。因此传教士便设想,倘若在南洋致力向这些华侨传教,待他们皈依基督教后,他们便可以成为福音的桥梁,传教士可以差派他们将福音带回原籍,这比由传教士所能作的更为便捷有效。
     
     马礼逊和米憐更进一步设想,希望在马六甲建立一个对华传教的后勤基地。在广州,由于政治情势的障碍,要从事编写及刊印福音文字等预备性的事工亦困难重重;若能在南洋设立一间印刷厂,印行圣经及福音单张,便可以支援在华的福音工作了。
     
     米憐在抵马六甲后,按着原定的计划,先筹办印刷厂,并在广州招聘刻字及印刷工人到马六甲工作,其中一个受雇者是梁发。梁发在南洋追随了米一憐年后,便皈依基督教,成为中国第二位信徒。(后来在1822年米憐逝世后,由于马六甲的工作顿失重心,马礼逊乃决定按立梁发,成为第一位华籍牧师。此乃后话。)至于印刷厂所刊印的福音单张,都是由传教士及早期的中国信徒合撰而成的,在马六甲印妥后,再运送往中国派发。
     
     除了开办印刷厂支援在华的福音工作外,米憐又企图在马六甲建立一个信徒群体,装备及训练他们成为第一批本地传道人,好派遣他们回国传教。要完成此愿望,首要的任务自然是开办神学院。故在主后1814年当米憐写信给英国差会的总部,解释要去南洋的理由时,他提出的第一个理由便是要那里开办神学院。问题是,开办神学院是一件相当艰巨的事,师资、校舍、设备固然都是有待筹措的问题,最困难的倒在学生方面。必须了解的是,直至今日,整套神学教育无论在取向以至教学内容上都还是完全建基在西洋文化的基础上的。故此一个中国人若完全不懂外文,不认识西洋哲学,要研读神学便极其困难。更不幸的是,当时传教士所能接触并劝化皈依的都是来自社会上最低下阶层的人,他们几乎全是文盲,连中文也不懂,遑论西洋知识了。因此,在教授他们三位一体、道成肉身等观念前,传教土必须先教晓他们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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