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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临中华--中国近代教会史十讲 (梁家鳞)

一、前三度来华的检讨
   
     
     十九世纪更正教传教士来到中国并不是基督福音的初传。广义地说,基督教叩击中国的大门,前后共历四次。此包括唐朝的景教、元朝的也里可温教、明末清初的天主教,以及清末的天主教和更正教(还有少数的俄国东正教)。此四次的传华都是不相衔接、彼此并无承传关系的;换言之,前三次的传华都曾因各样的缘故而中断了。所以,设若就基督教数度来华原来要使中国基督化的目的而论,前三次的尝试都是失败的,第四次也未算成功;设若再就福音植根中国此宏远的理想来看,则基督教屡次传入、又屡次遭到各种文化及政治的因素而被扼杀,被迫中止传播,可见福音的根仍未扎稳于中国的土壤上。这一次又一次的失败经验,到底反映了一个怎样的事实?前三次福音传入中国的历史,对基督教的第四度传华,又遗留下了甚么有待解决的历史包袱、预备了什么土壤以备福音种子撒下呢?这是第一讲要处理的课题。
    

   
   一、唐朝景教
   
     基督教第一次进入中国,是唐朝的景教。
     
     景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对教会历史无甚认识的人可能会感到陌生,故这里略为交代一下。景教的原名是「聂斯脱略派」(Nestorianism),它是聂斯脱略(Nestorius)的追随者的意思。聂斯脱略在五世纪时是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他在神学思想上,力图维护基督的人性的完整。基督的人性绝不因着他同时是神、具有完全的神性便有所亏损,或被后者混淆至掩盖了它的功能。聂斯脱略坚持基督具有完全的神性和人性固然不错,但在两性如何结合在同一位(one person)的基督身上此问题上,却产生了难以克服的困难;特别是他过份强调基督的人性部份的独立性,便使人误会好像将基督一分为二一样。因看这个对基督论的看法,聂斯脱略反对当时教会很流行的将马利亚称为上帝之母(The otokos)的说法,马利亚只是凡人,如何能做上帝之母?她只是耶稣的人体和人性的母亲罢了。这种对马利亚地位的看法,与当时一般信徒的崇敬马利亚的感情自然大相迳庭,故招来不少反对之声。再加上他的敌人亚历山太城(Alexandria)的宗主教西利耳(Cyril)为了在教区与教区间的竞争上压倒对手,不惜用种种卑污的手段污蔑和陷害他,结果在以弗所大公会议上,聂氏被判为异端,革除教籍。不过往后的历史发展却非常具讽刺性,经过数十年间的教权和政权的抗衡和冲突后,聂斯脱略虽仍旧被摒诸教门之外,而西利耳则被大公教会封立为圣人;但是聂氏的神学思想却绝大部分被奉为正统(除了经修订后马利亚仍是上帝之母,而后来西方教会又引入两性的性质互享[enhypostaton]的观念以解决一位二性的困难),反倒西利耳的思想以及其门徒,却被判为异端,结果分裂为「基督一性派」(Monophysitism)。
     
     无论如何,聂斯脱略被革除教籍后最终流放而死。他的信徒和支持者亦离开大公教会往东发展,辗转在波斯(今伊朗)帝国下奠基。并且积极向各地传教。他们传教的范围之广,建立大主教区之多,在十三世纪时较诸大公教会及希腊东方教会还要盛。中国很早便成了聂斯脱略派的传教目标。
     
     主后635年,波斯一位聂斯脱略派的传教士阿罗本(olopen)来到长安,此时为唐朝太宗的贞观九年。唐太宗对宗教采取相当宽容的政策,客让不同的外来宗教在华传播,对景教也不例外。他除派出宰相房玄龄到长安西郊隆重接待阿罗本入京外,又大力协助阿氏翻译圣经,及出资在长安义宁坊建造礼拜堂,以为礼拜及传教之用。
     
     聂斯脱略派在传入中国之初,由于来自波斯的关系,被称为「波斯经教」,礼拜堂被称为「波斯寺」,传教士也被称为「波斯僧」。但在第七世纪以后,由于波斯帝国已为信奉伊斯兰教(Islam)的阿拉伯世界所征服,全国改奉伊斯兰教;聂斯脱略派的中心也由波斯转移至东方。故在华的传教士觉得不便继续沿袭波斯教的名号,乃向时为中国皇帝的玄宗请准更易名字。天宝四年(745A.D.)玄宗批准易名为「大秦教」,以标示基督教更早是起源自大秦(罗马)。至于为何后人又称在华的聂斯脱略派为「景教」呢,原因未详。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碑文所云:「真常之道,妙而难名,功用昭彰,强称景教」。但到底是什么功用昭彰?是教义上(指成了肉身的「道」)、传教效果上、还是宗教的功能上,便很不清楚。又究竟是唐人勉强称聂斯脱略派为景教、还是聂派自己将其宗教的含义意译而自称景教,这里也无法确定。总之,自景教碑被发现后至今日,一般学者都惯于以景教名之。
     
     景教自唐太宗贞观九年进入中国开始,历十四朝皇帝至武宗,前后在华传播达二百一十年。期间除曾在武则天掌权的半个世纪内遭到逼迫外,大抵上皆受朝廷礼遇;特别在太宗、高宗、玄宗等朝,对景教至为优容。景教在中国教区内的大主教朝廷封赠为「镇国大法王」,又多所赏赐。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景教也获得了一定的发展,虽未必如景教碑上所说的「法流十道……寺满百城」,但长安城以外的一些地方设立了景教的礼拜堂(「而于诸州各置景寺」、「肃宗文明皇帝于灵武等五郡重立景寺」),则是毫无疑问的事。不过,值得思想的是在这二百多年间的传播里,到底吸引了多少中国信徒入教;起码就景教碑及敦煌石室所发现的一些确认出是属于景教文献的资料中记载,所有被提及的教士名字,皆无汉人在内,可见中国信徒并未在整个教会内担任过重要的职务。此亦间接说明景教自传入中国至立景教碑此一百五十年间,大致上仍是受外国差会在人力及财力上支援的教会;中国籍的教会领袖不多,洋教(「胡教」)的名号和色彩自然极其浓厚,本色化也不可能。
     
     德宗建宗二年(781A.D.),景教教士景净为纪念其父伊斯对景教的贡献,也为记述景教在华一百五十年间传播的历史,乃书立了一块巨大的石碑,名为「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大概在唐武宗下令灭教后不久,景教徒便把这块石碑埋在地下,直至明朝天启五年(1625A.D.)才由后人发掘出来。碑文共长一千九百多字,里面简介了景教一些基本信仰、礼仪、道德教训,以及景教在华传播与朝廷发生的关系的经过记述。这与二十世纪初在甘肃敦煌石室所发现的七种景教文献,同为研究景教历史的主要材料。
     
     武宗于会昌五年(845A.D.)基于经济和宗教的理由,下令消灭所有外来宗教。虽然打击的主要对象是佛教,但景教也受到牵连,礼拜堂被毁,教产全被充公,教士被迫还俗。此次打击,虽不致立即令景教在中国消亡,但亦已元气大伤;其后再历黄巢之乱及唐朝覆亡,景教在中土几全消失;唯有在北方的胡人中间,仍有若干信奉者。
     
     景教在唐朝传播的历史自此告一段落。
     
   
   
   二、元朝也里可温教
   
     基督教二度传华是元朝的也里可温教。
     
     也里可温(Erkeun或Arkaim)是蒙古语,即希伯来文「上帝」(Elohim)的转音。换言之,也里可温就是「上帝教」或「信奉上帝的人」的意思,这是元朝蒙古人对基督徒的总称。
     
     元朝的也里可温教,包括了聂斯脱略派的景教、及罗马天主教。
     
     前面提过,唐朝覆亡后,景教已逐渐在中土消失,但是在中国边疆的一些少数民族中,却仍然继续存在,甚至成了整个部族的共同信仰。例如蒙古族的克烈、乃蛮、蔑里乞及汪古等部落,以及畏吾儿族等,皆是信奉景教的。
     
     蒙古各族在第十三世纪由成吉斯汗统一起来,结集成一股极为强大的军事势力,并迅速席卷欧、亚,向西直捣至俄罗斯及波兰、匈牙利,向东则接连消灭西夏、金及南宋,建立了一个历史上空前的大帝国。虽然蒙古人有他们原始的宗教信仰,但由于文化不高,宗教的排他性不强;加上帝国幅员广大,统辖的民族又多,必须推行宗教宽容政策,是以不同的宗教都得以在帝国的范围内传播。景教也因之而在中国本土复兴起来。
     
     此时期在中土流传的景教,除了有原来已奉教的蒙古人及畏吾儿人外,还有不少是由朝廷雇用为官员的色目人(来自西域及其他国家,其中不少是信奉景教的,特别是来自高加索的阿兰人)。他们伴随着蒙古帝国的迁都,由和林迁移到汗八里(北京)来。汗八里因而成了许多景教徒集居之地,教堂及信徒数目皆不少;其他地区亦因蒙古人和色目人的进驻,而将景教带进去。在元朝,中土出了两个在整个景教历史中颇为重要的人物:一个是汗八里的隐修士巴·扫马(BarSauma,或作拉班·扫马RabbanSauma),另一位则是前者的学生,来自科尚(在山西)的马可(Markos),他们都是畏吾儿人。主后1278年,他们发愿联袂往耶路撒冷朝圣,于是动身西行,辗
     
     转到达波斯及巴格达,最后在马拉加城(Maragh)谒见了景教(聂斯脱略派)的最高领导人大总管(Patriarch)马·登哈(MarDenha)。巴·扫马和马可由于战争路途阻隔,无法抵达耶路撒冷;但在回程时适遇马·登哈逝世,马可竟被推举为继任的东方教会的大总管,取名雅八拉哈三世(YaballahaⅢ)。巴·扫马亦曾代表蒙古统治波斯的西域宗王阿鲁浑(ArghouKhan)及雅八拉哈三世出使欧洲,先后谒见君士坦丁堡的东罗马帝国皇帝、罗马教皇及英、法等国国王等,提出东、西方联手合力对付回教徒,以收复耶路撒冷的建议。但未果。
     
     景教徒在元朝的发展,是由边境的少部民族及西域传入的,与从前在唐朝中土传播的景教并无任何关系。可以说这是聂斯脱略派的二传中国。
     
     景教在蒙古及东方的部族中盛行的消息,早在第十二世纪已传至欧洲,并且导致了「长老约翰王」(PresterJohn)的传说广泛的流传。「长老约翰王」的传说是指在东方有一个信奉基督教的君王叫约翰,他既为教长,又是属世君王,势力很大。当时期欧洲的基督教国家正陷于与回教徒的苦战中,教皇及一些世俗君王乃想到,只要与东方的长老约翰王联手夹击,必然地可以打败位处中央的回教徒。加上其时有人伪造了一封署名为长老约翰王的信函,寄发给欧洲各基督教君王,吁请他们共同收复耶路撒冷,这封信在宗教和政治上都产生了极大的震撼力。「长老约翰王」的传说的流行,是促成罗马教皇遣使东来的远因。
     
     罗马天主教教廷与中国正式有所接触,是在第十三世纪的时候。此时期欧洲正陷于纷乱的状态,教皇与日尔曼的神圣罗马皇帝互相争权,各世俗君王之间又排斥猜忌,故此数度组织的十字军都无法消灭在东欧日益膨胀的回教势力。蒙古大军在东方崛起,且势如破竹地西侵的消息传来后,教皇和各欧洲君王皆忧喜参半。忧者乃惧怕蒙古会成为继回教徒后另一股更为可怕的基督教世界的敌人;喜者是由于从前「长老约翰王」的传说仍深入民心,倘若蒙古人真的是信奉基督教,则他们便可以联合蒙古军队夹攻回教徒。于是为了剌探蒙古的虚实,教廷乃先后于主后1245年及1253年派出两位方济各会士(Franciscans)柏郎嘉宾(John of Plano Carpini)及罗伯鲁(William of Rubruck)到蒙古的旧都和林,分别谒见定宗及宪宗。他们发现蒙古大汗并非如原来想像般是基督徒,故合作计划自不了了之;但与此同时,他们却又发现在蒙古境内以至朝廷的王公大臣中,都有不少景教信徒存在。虽然大公教会视聂斯脱略派为异端,但亦意味着基督教能够在中国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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