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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听《野草》低吟浅唱

再听《野草》低吟浅唱
   ——成都野草文学社《野草散文选》序言
   
   李咏胜
   

   近日收到成都《野草》盟主陈墨送来馈赠的新编《野草诗选》,并附上即将付锌印刷的《野草散文选》,嘱托我读后为之添写序言。由此掩卷沉思,不禁使我想起了与成都《野草》相识的前后缘由。其实,认真说来我与成都《野草》这个特殊年代的特殊写作群体,还是先天有缘的。记得那是刚刚恢复高考后的1979年盛夏,我由地处边陲不毛之地的攀枝花,专程到省府重地成都求知访友。在此期间,由于友人知道我的习性,乐于与气味相投的文友类聚。于是,便带着我去认识一些他相知相识的,抑或还不相知相识的文学友人。这其中,就有当时创办川大地下刊物《锦江》的几个文学新人。
   
   而据他所知,当时成都有个叫《野草》的地下文学刊物也很火,很有点成都纸贵的味道。便托友人去打听这帮神秘人物的下落,并嘱咐他如果找不到,也要找本杂志来看看。于是,我便成天等候着他打探的信息。直到我离开成都之前,终于见他骑着一辆自行车,把他费尽周折才找到的两本《野草》交给了我。自然,它们当天就成了我在列车上狼吞虎咽的精神美食。以致事后回想我的那次成都之行,可以说最大的收获之一,便是通过对《锦江》和《野草》的地下阅读,开始认识到在那个朦胧诗独占鳌头的语境之下,还有着许多更贴近社会真实和人生真实的艺术表达形式。
   
   此后的20余年间 ,由于我走出攀枝花的大山之后,随即开始了以自我为支点,徒步走向世界的人生历程——因为在那时的我看来,这个世界既是地理的,也是知识的。由此而对诗与文学的感觉,就没有过去那么敏锐了。直到2009年夏天,我终于落草成都之后,由于偶然在网上看到一条短信,说有关部门正在查禁5本书,其中一本是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的名为《别梦成灰》的诗集,作者是一个已经流亡美国的四川人。于是,便将它从网上下载了下来。随后,开始乘兴阅读和欣赏。但不知怎的,竟然一下子从中读出了别人没有读出来的浓浓诗意。于是,便信笔写了一篇题为《野花分外香——流亡诗人蔡楚“别梦成灰”拾英》的评论,并随手发在我的《凤凰博客》和《博讯博客》上。而我当时尚不知这个正被棒杀的诗人,正是成都当年《野草》诗群的台柱之一。可以说,这是我与《野草》后天的一次无意相识。
   
   时间到了2013年秋,我因在哥伦比亚大学作为期一年的访问学者。记得那是在曼哈顿一个没有阳光也灿烂的早晨,我突然接到一个从美国南方城市打来的电话。打电话的人,正是那个与我还素不相识的流亡诗人蔡楚。而他此时来电话的意思,就是邀请我到他位于南阿拉巴马州莫比尔市的家中作客。并告知我,他那个地方虽然比较偏远,但由于南临墨西哥海湾,东临佛罗里达、迈阿密,西临密西西比州、路易斯安娜州、新奥尔良等美国南部旅游城市,风景好得一塌糊涂。由此我猜测,他或许是看到我的评论后,想让我到他那里去当面理论一番吧?于是,便与夫人踏上了从费城到亚特兰大,再转机到莫比尔的飞机,开始了我一路被美国梦牵引着的美国南部之行。
   
   而我此次的美国南部之行,虽说有千般的美景和感慨难以忘怀,但其中最让我难以忘怀的,还是我与蔡楚在他家门口的翠竹相掩之下(面对此情此景,我曾对他戏言道:其实应称你为竹林一贤才是),翻读他收集并整理成册的成都《野草》诗集全集,及其与之相关的各种往来的书信和函件。而后听他追忆当初与一帮被社会抛弃和损害的难兄难弟,共同创办《野草》期间所遭遇的到的各种困苦和危难,以及那种为诗忘我舍命的人生体验。由此使我对成都《野草》兴起的来龙去脉,有了一个真实的了解。其中最让我感之佩之的是:20世纪的6、70年代,正是那个红潮疯狂肆虐中国的时代。而成都《野草》在这种天都不允许跳蚤长大的险恶环境中,竟能够兴起和发展下来,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了。且更为神奇的是,作为一个没有任何政治和宗教信仰支撑的地下文学刊物,在那种“万山不许一溪奔”的政治高压之下,能够坚持和固守自己的理念和底线——黑色写作,就更让我起敬再三了。
   
   本来从美国南部归来的我,已经释然了在蔡楚家中生发的“野草”情怀,但由于回到纽约仔细读了原为国内文化学者,现系耶鲁大学教授康正果的《奥斯威辛的诗意栖居—序蔡楚诗集》之后,心境又不同了。原因是他在这篇宏论中,不仅对蔡楚诗歌的价值取向和艺术探索,作了视角独特的观照和肯定,而且还通过对蔡楚诗歌与其他地下文学的比较研究,对成都《野草》诗群的整个创作活动,作了一种价值论和本体论方面的分析与透视。他说从蔡楚写于1976年的《等待》一诗中,可以明显看出成都“野草”诗群的诗格与首都知青诗派诗风的强烈对比。而在此之前,他一直对文革地下文学评论者把食指(郭路生)那几首被知青诗奉为经典的定论,感到不以为然。他甚至认为《相信未来》一诗十足的郭小川俗气,它以伪装的民间姿态发出了时代主旋律激越的调子,怪不得一时传遍知青,引起相信未来的一代人那么大的共鸣。这种在落魄中还能用略带凄怆的豪言壮语发出呼唤的调子,正是皇城根世界的氛围熏陶出来的,一些准干部子弟的圈子及其圈子外围能沾上边的孩子们就是这种德行,他们惯于豪迈地媚俗,善于互相捧场,而这也就是他们一进入文学新时期就登上诗坛的来历、门径和台阶。
   
   所以,尽管他们在作品中常常会以种种“等待”的姿态,来展示自己的崇高姿势。但实际上他们的“等待”,是有着巨大利益期望值的。故而,是与蔡楚们的“等待”,高低贵贱截然不同的。因为蔡楚们的“等待”是死等,是硬碰硬地等,是没有希望地等,是存在本身唯一能够延续下去的等待。他们拒绝相信,不提未来,只有把坚韧的等待作为存在的唯一方式。这里并不存在什么新潮不新潮,现代不现代的问题,也没有哲学和理论,没有艺术的标新立异,没有希求获奖的起跑姿势,有的只是草根小民在架子车辕下吭哧吭哧爬坡时所能做的选择:“从鲜红的血泊中拾取,/从不死的灵魂里采来。/在一间暗黑的屋内,/住着我的——等待。……它是缄默而又固执的啊,/ 懂得自己的一生应当怎样安排。”总之不言而喻,读完他对《野草》诗群的上述评说之后,我不得不被他所持的奇特眼光和尺度折服了。这,自然又加深了我与《野草》的缘分,尽管这种缘分,是以出口转内销方式来实现的。
   
   于是,当我结束哥伦比亚大学的访学回到成都以后,在蔡楚的客串之下,便与几个至今还在故土上守望着自己精神家园的诗友走近了,有了与他们在一起以茶当酒话当年的机会。以致今天,当我带着一种经过时间冷却后的眼光和尺度,来重新审视成都《野草》诗群的创作活动时,我觉得其中最值得后来者总结和张扬的东西,并不是那个时期地下文学所共有的东西,而是那种与众不同的东西。而这对于成都《野草》来说,就是它在地下文学中所具有的那种“非我莫属”的独特性。而这种独特性,也正是它至今还有着艺术生命力的地方。具体而言,在我看来有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成都《野草》这个群体成长的独特性。众所周知,成都《野草》与其他地下文学刊物一样,几乎都是于1979年前后才创办的。而这个时期,也就是伤痕文学、朦胧诗和地下刊物蓬勃兴起的时期。但从实际上看,成都《野草》兴起的时间,要比其它地下文学早得多。因为这个群体,早在60年代中后期便已经形成,并开始在私下互相传递和唱和作品了。换句话说,就是当千千万万的人们,还普遍处于现代迷信的沉睡状态中时,他们便已经开始以诗的形式,对那种蔑视生命,践踏人权,泯灭人性,扼杀个性的所谓时代潮流,自觉进行反抗和抗争了。因此,当《野草》以铅印形式问世之时,它上面所刊载的作品,其实大多都不是作者当时的新作,而是写于6、70年代前后的旧作了。
   
   虽然,这些作品与其他地下文学作品比较起来,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都表现出那个人们在现代迷信坍塌之后,开始走向觉醒的共同主题。但倘若将它们仔细比较一下的话,便不难看出《野草》的觉醒,是与它们的觉醒完全不同的。或者说《野草》的觉醒,是明显先于它们几步之前的。话题至此,如果仅仅从“坐而言”方面看,那么可以说他们的这一觉醒,确实比后来“起而行”的“四五一代”都还要早得多。但遗憾的是,由于它至今未有智者给予足够的关注,而使之成了国内著名学者朱学勤所寻找的那种“思想史上的失踪者”。然而,须知当年贺星寒、孙静轩、流沙河等川内先辈文坛豪杰,却是对它高度重视和赞赏,并亲身参与过编辑事务,只不过后来迫于无奈才罢手。
   
   二是成都《野草》觉醒的独特性。其实客观地看成都《野草》的觉醒过程,并不是偶然的,抑或是被某种外在于人的思潮和力量所激发出来的。而与之相反的是,他们的这种觉醒是由于长期生活在社会最底层,而被无尽头的苦难给逼迫出来的。如换用蔡楚的自我解嘲说法,他的觉醒实在是给饿醒的。那么,他们是何以被饿醒的呢?原来围绕在《野草》周围的这帮诗友,几乎都是被社会抛弃在外的“黑五类”子女。他们自从走向社会那天起,便处于上学被排挤,工作没去处,生活常常在饥饿感之中。于是,他们年仅10岁左右,便被迫加入到了由黑五类和右派分子组成的劳改大军,去接受各种“革命的”的皮肉教育。而幸运的是,正是由于他们从青少年时代起,便在这所由前朝知识精英和实业精英组成的社会大学里,接受他们给予的另类教育,从而受到了许多关于爱,关于真理,关于美丑善恶之类的影响和启发。故此,使得他们才会在那么恶劣的生存环境下,还依然对真理和正义,对社会和人生,始终保持着那种理想主义的信念与热诚。当然,也可说是保持着一种诗性的童心。进而也才会为社会写出那么多滚动着时代脉搏,又弥漫着人间真情真恨真爱的诗篇了。而这一点,却恰恰是许多与他们年龄相同的同代人,由于自幼吃着狼奶长大而无法企及和超越的。
   
   三是成都《野草》坚持“黑色写作”的独特性。虽然,关于“黑色写作”这一创作理念,是成都《野草》创办人之一陈墨在《关于“黑色写作”——我早期的六个诗集后记》一文中提出来的,但事实上这一创作理念,从它创刊开始便已经展示出来,并贯穿在后来的整个创作活动中了。故在此特解说一下,他提出的 “黑色写作”这一创作理念,其实是与当时甚嚣尘上的“红色写作”相对立的。其原因是在他看来,人类的20世纪,是一个红色笼罩和吞没一切的世纪。因而,所有那些为时代化妆美容的作品,都是属于“红色写作”的范畴。而他所倡导并身体力行的这种“黑色写作”状态,就是在人类20世纪普遍遭受红潮冲击和危害的大环境下,始终不向外在于人的力量所屈服,而坚持那种以自我的内在真实为本的写作。以此不难见出成都《野草》这一坚持始终的创作态势,不仅在当时的时代是超前的。而且,即便在当今这个关于红与黑的战争还没有终结的时代,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固守的阵地和底线。而成都《野草》之所以能够历经30余年的风雨,至今仍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可以说坚持“黑色写作”就是其中的奥秘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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