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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紫陽在1989年的思想飛躍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6月04日 首发)

   

   在2010年初發表的論文中, 筆者曾將趙紫陽的政治生涯分爲這樣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青年時代接受馬列主義意識形態,帶著追求愛國與民主的善良願望走入共産主義革命的左翼岔道;第二階段是中年時期作爲黨國馴服工具的官宦,在迫害別人和被別人迫害的政治怪圈中折騰;第三階段是晚年時期爬出馬列主義和黨國體制的陷阱而最終轉變爲一位自由主義者。

   

   

      不過,關于趙紫陽一生所達到的思想高度,特別是趙紫陽在1989年所達到的思想高度,世人的看法大相徑庭。很多人認爲趙紫陽在1989年“六四風波”時的政治理念與其他主要中共領導人幷沒有質的差別,他當時的所作所爲只不過是在策略上與强硬派有所不同,甚至這種不同也只不過是政治上的投機而已。就連堅定支持中國民主運動的美國知名學者黎安友和林培瑞也認爲趙紫陽在1989年春沒有確立民主理念。林培瑞斷言,在1989年下野之前,趙紫陽的整體思想完全停留在馬列主義理論框架之內,而且他生性謹小慎微,沒有勇氣告別馬列主義;儘管他認識到政治民主化對遏制腐敗的重要性、認識到中共的過多幹預對中國市場經濟的嚴重幹擾,但他將政治民主化視爲由多個階段組成的漫長過程,根本沒有想到要將從一党專政向議會民主的轉型提上議事日程。 黎安友更進一步指出,趙紫陽當時所使用的“民主”這一概念,實際的含義是“對話”;而且,趙紫陽天真地認爲,以廣泛社會對話爲內容的民主能够更有效地維護共産黨政權,而不是改變那種政權。

      

      筆者以爲,上述評價低估了趙紫陽的思想高度。趙紫陽不是理論家,長篇大論地系統陳述他自己的思想主張,非其所長,從而也給世人把握他的思想帶來困難。但是,實幹家自有實幹家的長處。本文將論證,1989年“六四風波”前後,趙紫陽以其實際行動果敢地超越了党國政客的功利權謀,不自覺却又堅定地地告別馬列主義意識形態和黨國體制而確定起民主理念、轉變爲堅定的黨內民主派領袖。趙紫陽這種轉變,所昭示的是那些具有人道主義情懷的共産黨人在中國社會大轉型的大風大浪中向新的人生目標挺進的重生之路。

   

   

   

   趙紫陽思想飛躍的因緣

   

      人們自幼通過社會化過程而形成的思想觀念,往往根深蒂固。這種思想觀念要發生重大轉變,需要艱難的“再社會化”過程。而“再社會化”的發生,則有賴于重要的主客觀因素。這些因素可以是客觀情勢急劇變化帶來的刺激,可以是生活經歷大起大落所帶來的震撼,可以是他人經歷和經驗所帶來的啓示,也可以是讀書學習、理論思考所帶來的覺悟和智慧。

      

    按照趙紫陽的夫子自道,在1987年接任接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職務之前(確切地說是1986年奉命主持起草十三大政治報告之前),他對意識形態和政治民主“基本上是不大關心的。一則自己是在抓經濟改革;二則國務院事務多,比較忙,無暇顧及;同時,自己也不大懂意識形態方面的問題;再則是已有人在抓”。 毋庸違言,那個時候的趙紫陽在政治上是一位專制主義者。還在七十年代末“思想解放”、“改革開放”、“民主法制”等時代浪潮初興之時,在四川省委書記任上的趙紫陽就提出過“經濟上反左,政治上反右”的說法。 也就是在經濟上反對正統社會主義而贊同市場化,在政治上則反對自由民主而堅持專制。他後來將這種思想形象地表述爲“一個中心(經濟建設)、兩個基本點(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改革開放)”,深得鄧小平思想之真傳而爲鄧小平所贊賞不已。也正是因爲趙紫陽當時被視爲專制主義營壘中人,才會獲得以鄧小平爲代表的專制主義老人邦們的信任,才會被鄧小平推選去接替“自由化”的總書記胡耀邦。

   

    我們在總體上將當時的趙紫陽判定爲專制主義者,幷不是說他的政治思想中沒有民主因素。在“文革”的奇灾异難之後重新掌權或得到提升的中共官員,開始的時候大都有過改革的衝動,希望通過改弦更張、通過“民主與法制”來避免“文革”悲劇的重演幷改變中國貧窮落後的面貌。醞釀于1980年的“庚申改革”,正是體現著當時人們從制度上防止文革重演的改革衝動。那場改革的醞釀,留下了中共改革史上兩個彌足珍貴的文本。一個是鄧小平1980年8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所作的題爲《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這篇講話回顧了斯大林和毛澤東個人獨裁的歷史教訓,以及共産黨國家中普遍存在的重大弊端;分析了這些弊端及領袖犯錯誤而無法改正的制度原因,比如權力過份集中、家長制、領導職務終身制等等;斷言斯大林、毛澤東所犯的錯誤及其禍害,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這篇講話的結論是,如果不進行“黨和國家領導制度”(即政治制度)的改革,那些弊端就不可能消除,類似于文革那樣的灾難就有可能重演,中國的經濟建設等各方面的工作也無法順利展開。基于這樣的認識,這篇講話還提出了改革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幾項重要措施,比如修改憲法以切實保證人民享有各項民主權利,認真解决黨政不分的問題以充分發揮政府系統的行政功能,必須使民主法律化和制度化,廢除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幷逐步實現各級領導人的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等。

   

       另一個更爲深刻的文獻是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研究員廖蓋隆1980年10月25日在全國黨校系統中共黨史學術討論會上所作的《歷史的經驗和我們的發展道路》的報告,全面系統地闡述了當時以胡耀邦爲領袖的黨內“改革派”的民主思想和政治改革方案。 廖蓋隆在報告中指出,民主政治不僅僅是發展經濟的手段,“政治上的高度民主和廣泛的自由本身,也是社會主義建設最終目的的一個重要部分”。他進一步解釋說:“高度民主,就是比資産階級民主高得多的、能够確實保障無産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當家作主,就是行使管理國家和企業事業的權利,幷且保證全體人民每個人的自由和民主權利的社會主義民主,以及確保這種高度民主制度的貫徹實施的社會主義法制,這就叫做高度的民主”。因爲1980年是農曆“庚申”年,因而廖蓋隆將當年的改革稱爲“庚申改革”。在廖蓋隆的心目中,“所謂庚申改革,就是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也就是社會主義民主改革,……就是要實現黨和國家的民主化”。我們知道,在中共黨國的意識形態中,共産黨統治的國家一直被稱爲“社會主義民主”,被稱爲“比資産階級民主高得多的高度民主”。廖蓋隆既然將“庚申改革的實質”歸結爲“社會主義民主改革”,歸結爲“實現黨和國家的民主化”,那麽,他心目中尚未實現的民主,當然不同于以往黨國話語中“社會主義民主”,儘管當時不敢或不便將以往黨國話語中“社會主義民主”稱爲假民主。因爲公開的離經叛道會失去話語權和主動權,共産主義國家的改革事業在起步階段都是“打著紅旗反紅旗”。

       

       的確,廖蓋隆所提出的具體方案中,力圖將發達民主國家行之有效的政治法律制度引入中國,有一系列突破性的創見。其中包括“大改憲法”,以憲法形式切實保證人民群衆享有充分的民主權利,防範權力過分集中;依西方議會的標本改革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努力使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設機構成爲有權威的人民代表的權力機構,幷模仿西方國家將議會分成上、下兩院的做法,將人民代表大會分成區域院和社會院兩個院;徹底改革中國的司法制度,確立三個“法制原則”:一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許任何人有淩駕于法律之上的特權,二是每個公民的人身自由和其公民權利要受到法律的保護,三是司法獨立,黨委不能干涉司法;實行黨政分工,黨不再干涉政府工作的日常事務,也不再包辦代替各種經濟、文化組織、群衆團體、輿論機構的事務;讓工人群衆來自由地、民主地選舉自己的領導人和領導機關,從而建立工人群衆自己的獨立工會;建立獨立的農會,代表農民的利益;允許、要求和鼓勵輿論機構和新聞記者獨立負責地報導新聞和發表評論,落實新聞自由和言論出版自由;改革企、事業單位的領導制度,改變黨委領導下的廠長、經理負責制為校長、院長、所長負責制,即改變實際上是黨委書記一個人說了算的所謂黨委領導制度;實現企、事業單位的民主化和基層政權及基層社會生活中直接的民主,使每個公民都能實際上參與討論和决定與他們直接有關的公共事務;在中央領導機關內實行適當的分權,互相監督、互相制約,以免黨和國家的權力過份集中;取消政治局,在全國黨代表大會下設立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央監察委員會、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三個委員會,共同對全國黨代表大會負責;修改黨章,在决策過程中實行一人一票的民主表决制;任何黨的組織和領導人的權力都不是無限的,都應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都應模範地遵守憲法和法律,如有違犯,人民有權反對。

       

    身爲歷史學家的廖蓋隆,取“庚申改革”這一名稱,當然會使人聯想到1898年慘敗的那場“戊戌維新”。他在報告中表示他對“庚申改革”充滿了信心,認爲不致于遭到“戊戌維新”的失敗命運。由于它“來自人民,爲著人民,依靠人民,因此它能够克服重重的阻力而取得成果”。 廖蓋隆說的幷沒錯,中共改革派這樣一種“社會主義民主改革”方案,當時得到葉劍英等元老的支持,廣大知識分子、青年學生、民主黨派、工農大衆也都站在他們一邊。但是,在那個歷史關頭的决定性力量不是“改革派”,而是“還原派”以及站在他們背後的黨國機器和黨國特權階層,特別是舉足輕重的鄧小平本人。“庚申改革”實際上比“戊戌維新”失敗得更慘,基本上是束之高閣而不見天日。

   

    將“庚申改革”扼殺于繈褓之中的,正是鄧小平本人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一路綫所代表的保守反動勢力。1979年3月鄧小平那篇由胡喬木起草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出籠,正是因爲鄧小平、陳雲、胡喬木等人擔心“理論工作務虛會議”上的“解放思想”已經走向動搖黨國權力根基的“五個否定,即否定社會主義、無産階級專政、黨的領導、馬列主義和毛澤東”。 當時提出“四項基本原則”,足顯胡喬木這一黨國刀筆吏的厲害之處。“四項基本原則”所要保守的共産黨的領導(中共的統治權)、社會主義公有制(黨國官府所有制),無産階級專政(與憲政相對立的一黨專政)、馬列毛思想(思想專制),恰恰是極權主義黨國體制的四大支柱。有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所劃定的極權主義禁區和框框,具有政治民主化意向的《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以及整個“庚申改革”方案,就只能是紙上談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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