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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忠康;形色色右派是怎样被打成的?

形色色右派是怎样被打成的?
   朱忠康
   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号召全党整风,请各界人士对党提出意见,以便纠正共产党内的不良风气。为了让大家都吐出肺腑之言,他约法三章“不打棍子,不揪辫子,不扣帽子”,要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于是人们都轻信了他的鬼话,纷纷向党表忠心,提出意见。想不到仅仅半个多月,他已经在背地里在幕后布置反右斗争了,接着,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运动就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来。
   这场运动打了多少右派分子,根据“官方”公布数字是55万人,但是根据罗冰的《反右运动档案解密:实划右派三百多万》一文所公布的官方数字是三百多万,文中称“一九五八年五月三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反右斗争取得阶段性胜利,定性为右派集团二万二千零七十一个,右倾集团一万七千四百三十三个,反党集团四千一百二十七个;定为右派分子三百十七万八千四百七十人,列为中右一百四十三万七千五百六十二人;其中,党员右派分子二十七万八千九百三十二人,高等院校教职员工右派分子三万六千四百二十八人,高等院校学生右派分子二万零七百四十五人。在运动中,非正常死亡四千一百十七人。”
   那么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右派分子呢?当时中共规定划右派只在知识分子中划,工人农民不划右派,所以人们以为打成右派的一定都是知识分子。而当时全国的知识分子只有五百万,却有三百多万打成右派,还有一百多万打成中右分子了,岂不是把知识分子都一锅端了。毛泽东还想利用一部分知识分子来打击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如今都打光了,还怎么利用,还怎么依靠?可见这三百多万右派分子其实不完全都是知识分子,许多都是各阶层的人,甚至连文盲都打成了右派分子。

   这么多的右派,难道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敌人吗?都不是。他们都和普通人一样希望平平安安过着幸福美好的生活。但是毛泽东是个以斗人为乐,以嗜血杀人来维持统治权欲的专制独裁者,在他的眼里,人就是一堆无生命的数字,他一抹一划一勾,成千成万的人就被报销了,从地球上被蒸发了被消失了。于是就造成了千千万万的冤假错案,其中被划为右派的几乎都是错划的。
   反右期间,邓小平是中共中央总书记(1956年八大时被毛泽东指定为总书记),也是领导反右运动小组的组长。别看这是个小组,它的权力可谓大矣。就像文革时江青领导的文革小组一样,是党政军权力一把抓的机构。邓小平的反右小组就是当时领导全国反右运动的机构,所以这三百多万右派和一百多万中右都是在邓小平的具体领导下打出来的。邓小平曾嫌五七年打的右派人数还不够多,第二年又补划了一次,我就是在1958年补划进去的右派之一。
   毛泽东死后文革结束,曾被毛泽东两次打倒的中国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又一次上了台。这些走资派一上台都官复原职,有的还升了官,并都被补发了工资。十年文革浩劫,十年工资补发,这些走资派在当时都变成了万元户。三十多年前在那每个人月工资只有几十元的情况下,万元户就像现在的亿万富翁一样,是响当当的人物。而被他们打成右派的人也作了所谓“宽大处理”,为了与这些走资派们有所区别,就把走资派叫“平反”,而把右派称为“改正”。而且右派都不补发工资,所以当我其他右派被关了二十多年从监狱放出来时,是一个一无所有的穷光蛋——彻底的“无产者”。我的第一笔钱是落实单位发给我的工资款五十多元。邓小平还嫌恨右派不够,除了不补发工资外,还保留了几个右派不予改正,以便证明反右运动是正确的,只不过是“扩大化”罢了。
   多么的卑鄙和无耻,按照官方的五十五万名右派计算,只留下几个不改正,就可以声称反右运动没有错,只是“扩大化”了。难道扩大了99.999%也叫没有错吗?为了表示反右没有错,邓小平还把这些吃了二十多年苦头的改正右派进行了人身的控制,在改革开放期间把他们当作最不稳定的因素进行严密布控和监视,继续进行迫害和打击。正当他们把矛头和打击对象针对改正右派的时候,正是这些当年走资派大发横财大捞特捞最疯狂的时刻,走资派及其他们的的子女们从红色公子、红色公主一下子都变成了官二代、富二代的权贵资产阶级分子,而这些高唱爱国主义的红色接班人,却把安乐窝构建在西方,并在那里安营扎寨。这些只占全国人口一小撮人,却拥有了全国75%的财富,他们控制和垄断着国民经济最关键的部门。它比曾被毛泽东推翻、打倒的国民党“四大家族”官僚资本主义,不知要超过千倍万倍亿倍……
   再来说说右派,本文不打算谈右派所遭受过的种种灭绝人性的苦难,只想谈谈这三百多万右派分子究竟犯了什么滔天大罪,被毛泽东和共产党要置于死地呢?其实他们都没有罪,但是在现代的封建式独裁专制体系下,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中国不是有句“说你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行也不行”吗?用此话套在右派分子身上也是适用的。那就是“共产党说你是右派,不是也是,共产党说你不是右派,是也不是。”
   在“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年代,说一句“农民太苦了”,就立即被打成右派,说“胡风不是反革命”,美学家吕荧就立即被抓了起来,惨死在劳教农场,给领导们提些意见,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于是被打成右派的人,处境不同,情况各异,但是结果都一样,都是落下一个凄惨的悲剧。
   人是高等动物,长着嘴、耳朵、手和脚。但是在中共统治下,长着嘴却不能说自己想说的话,长着耳朵却不能听自己想听的东西,长着手不能干自己想干的事情,长着脚却被中共束缚在画地为牢的圈圈里。1957年毛泽东和中共却大发慈悲,容许中国人张开嘴可以说话了,说是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了,你如果不说话,共产党还千方百计鼓励你、动员你、请求你说话,帮助党整风提出自己宝贵的意见。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就是这样被一而再再而三地被请去,到座谈会上去发言,去谈话,结果纷纷落马打成右派。
   在人们的印象里,这右派一定是有言有行的,其实没有言没有行也照样能被打成右派,所以我这篇文章说的就是形形色色的右派。
   有的人是反右运动领导人,上级布置下来要完成多少右派指标,这个领导人却说本单位没有右派,得,你单位没有右派,好吧!你就是右派!上级就把下级的这个领导人干掉了。
   北大有个毕业班,整风时,班长动员班上同学积极响应党的整风号召踊跃发言,但是动员了几次收效不大,会场变成了闷坐会,谁都不吭声,弄得班长下不了台。最后有人提出建议,既然你是班长,你应该起个带头作用模范作用,班长你代表大家发言吧!班长没办法,于是硬着头皮发了言。而发言的内容只不过鸡毛蒜皮无关痛痒的事情,最后这个班长倒了霉,仅仅这么一次表态性的发言,就要了他的命,被屈打成了右派。
   这个班总算只有一个班长打成右派,如果所有的同学都作了一次毕业前的临别发言,这个班的所有学生都得变成右派。所以这个班长是其他同学的救命恩人啊!
   右派都是发生在成年人身上,但是也有例外,小孩子也能当右派。几十年后,人们发现有一个只差两个月就是十六岁的孩子被打成了右派,人们称他十五岁右派,他就是云南昭通的李曰垓。李曰垓出生于1941年12月23日,1958年元旦他被领导以下放劳动锻炼为名,派他去农场报到。他背着行李,踏着冰雪,走了五天,来到了300里外的一个山区农场,刚一到农场,管理人员告诉他:“你是右派,编入右派分子劳教小组,明天出工”。此时他才知道他走进来的这个农场是个劳改农场,而他也刚迈进16岁的门槛,他莫明其妙地被戴上了一顶只有大人才享有的“右派分子”帽子。
   李曰垓天资聪明,在家庭母亲的教育下,13岁就初中毕业,接着就参加了革命工作,成了一名“红小鬼”,还当上了云南昭通专员专署的机要员。不曾料想工作三年之后却变成了“小右派”分子。在农场关了一个月后,他逃了出来,想到北京去上访去申诉,很快被抓了回去。直到文革结束两年之后,此时他已经在专政部门渡过了二十多年,才有机会到北京上访。这次上访总算感动了“上帝”,公安部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徐盛龙专程到云南昭通去调查他的案情,查阅了多达300万字的档案,访问了有关的人员,写了一篇《石板底下的一棵小草》,人们才知道这个“红小鬼”是怎样被打成“右小鬼”的。
   正当人们认为十五岁的孩子被打成右派应该说是全国最小的右派时,很快又传来了更为惊人的消息,说是有一个更小的右派,他只有十二岁!
   一个还不懂事的正在上小学的孩子,竟也挤进了右派行列,他是怎么荣幸地戴上这顶桂冠的呢?
   原来此事发生在四川达州市通川区,五七年整风时有个在鞋帽生产合作社工作的职工冉某,给他的领导提了意见,并请人画了一张漫画贴了出去。结果冉某被打成右派,跳桥自杀而死。而这幅画的作者却是一个小学五年级的学生,12岁的张克锦。张克锦当时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整风运动,更不认识那个领导,但是因为他从小就爱画画,得过绘画大奖,小小年纪已经在当地小有名气。当冉某求他画一张画时,他很快就答应了,于是他画的这张讽刺领导的漫画《一手遮天的×××》闯下了大祸。有关领导决定给这个十二岁的张克锦送上一顶桂冠——“右童分子”,以表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特色。
   他被关了七年,关他的时候他正坐在教室里上课,1958年4月的一天,一个街道居委会分管治保的阿姨在教室窗户外跟他打招呼,要他出来。他被叫到教室外,这位阿姨准备把他带到城关镇去。小张回答她我正在上课啊。这位阿姨就骗他说带他去领奖。他问领什么奖?阿姨对他说:领的是吆麻雀奖。
   那么什么叫吆麻雀奖呢?原来伟大领袖头脑发热,斗人斗得还不过瘾,就想出了另外一种斗的办法,要斗麻雀了。为此还冠了一个好听的名词叫做“除四害”——灭除苍蝇、蚊子、老鼠、麻雀。于是在1957年除了开展反右运动之外,还开展了一场全国性的“除四害”运动。那么怎么除法呢?我曾经历过除麻雀的运动,规定某一天,某个单位的所有人员,带着脸盆竹竿到某一个地点集中,然后朝着树林里的所有鸟大喊大叫,大轰大敲,让鸟类都吓破胆。当这些鸟飞走时,别的地方也在同样是大喊大叫,大轰大敲,全国形成了一张消灭麻雀的天罗地网。参加轰赶麻雀的人有奖,这就是吆麻雀奖的由来。如今这种办法已经被中共特务所采用,我楼上的特务就是每天在我的头顶上不断地碰撞门框来恐吓我的。当我在入睡时,当我在全神贯注不经意时,突然会传来轰隆一声的撞门声,幸亏我不是个“胆小如雀”的人,否则我早就被中共特务吓死了!在深圳,他们依然是这么对付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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