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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流亡作家袁紅冰狂人囈語

【上報人物】我為何不相信黨?中國流亡作家袁紅冰狂人囈語
   陳怡杰 2017年05月13日 09:50:00 《上报》
   
   中國流亡作家袁紅冰狂人囈語

   「我原名『紅兵』,父親打的主意,怕小孩受迫害」,講著突然想起一個北大同學,「他爸是白震(國民黨史最年輕少將,後來與傅作義一起向中國倒戈),取名兒子叫『白紅軍』,那就更安全了」袁紅冰戲稱。(攝影:李昆翰)

   
   
   一般中國人有的「政治正確」在我身上找不到。
   
   袁紅冰是漢人,但成長於內蒙古呼和浩特,言談間、骨子裡盡是蒙族人高傲、狂放典型性格。
   
   出身報社大院
   
   「對我而言,沒有所謂政治正確『清醒』轉化過程。」因為父親是《內蒙古日報社》編輯,袁紅冰從小有很多接觸中外古籍機會,「我家就住報社大院,《內蒙古日報社》有一間很棒的資料室,1962年(10歲)開始會進去翻,我年紀小又是員工眷屬,只要不把書帶出來,沒人管我看什麼書。」
   
   對中國政權有印象是更早以前,「報社大院北面,有一列坍塌的古城牆,7歲我常跑去坐城牆上,看那些從內地逃難而出的流民。」算一算時間,那是1959年,中國為執行「農業集體化」和「大躍進運動」而持續3年的全國性大饑荒。
   
   三年大饑荒
   
   「餓莩遍野,那些離鄉背井的難民皆在要飯」,袁紅冰回憶當年內蒙古狀況比內地好些,「內蒙地廣人稀,很多人民內地活不了逃過來,當時那些流民不被允許進城,通常翻過陰山山脈住到荒漠草原上。地廣人稀又有數百萬頭野生黃羊,這時就活得成了,黃羊那3年間也幾乎被抓吃光。」
   
   「黨說那3年是自然災害,實際是農業政策失敗」,那年中國搞人民公社,把農村變巨大集中營,糧食一律歸入公社,「最後連農村最重要的種子糧都拿走、當農業稅上繳。」
   
   
   
   走幾步路會死,看得出來
   
   後續曾有學者從中國國家統計局出版《統計年鑑》估算,那3年「非正常死亡」人數達3千萬(時中國人口總數6億5千萬),「那時在城牆邊看多了,連哪個人走幾步路就會死都看得出來。」
   
   「遠遠看那人,若感覺飄起來了,不出百步,肯定摔倒。」他稱之後才是最殘忍的,「逃出的人太餓了,人摔倒沒多久失去意識死亡,旁邊飢火燒腸、巴巴等著的人群野狗即撲上去吃,有時餓到沒意識,人剛倒下還沒死,就被分了。」這一幕幕看進袁紅冰眼裡,「我根本不相信這黨。」
   
   16歲時第2場巨變降臨內蒙。
   
   內人黨事件
   
   1967年正值文化大革命,共產黨對內蒙古自治區發起「挖肅」運動(肅清反共產黨者、分裂主義份子),1年半間數十萬內蒙人被抹為「內蒙古人民革命黨」(下稱「內人黨」)迫害。「內人黨早在1947年中國授意下解散,文革間卻被安上這莫須有的黨名」,袁紅冰看著從小一塊長大的蒙族朋友家族被關押受刑。
   
   「很多人不相信『怎可能把一個民族全抓,數以萬計啊』,也許希特勒做不到,但中國做到了。」那1年多,內蒙古實施軍事管制,工廠倉庫、學校校園全成關押人民的臨時監獄。
   
   
   「看多黨的橫征暴斂,我從小不信這套。」(攝影:李昆翰)
   
   中國已停刊的敢言媒體《炎黃春秋》2009年曾發表《「內人黨」 冤案親歷記》,估算該事件致死4萬多人、傷殘14萬多人,被迫害人數約70萬。
   
   玩伴親友受刑
   
   「很多童年玩伴父親母親都被迫跳樓、臥軌。」袁紅冰曾在村裡看過軍人把一位內蒙人以「四馬攢蹄」(從背後把兩手兩腳拴在一起)方式吊在橫生而出的樹幹,底下架直徑一米五大鐵鍋,鍋內無物空燒至火紅,那人衣服被扒開慢慢放下在鐵鍋隔空加熱,被逼問「你是不是分裂祖國?」「蒙古人都很樸實,這一逼,沒等他招,肚子突地承受不住氣壓爆開,臟腑一落進鐵鍋,火舌像蟒蛇一樣向上竄、燒上他身」,「這種情形不少見」他幽幽的說。
   
   陳寧寧是袁紅冰父親編輯同事的兒子,袁紅冰曾在自傳《文殤》第四章寫著:
   「…那天開始陳寧寧精神失常了,在死寂的深夜,經常可以聽到陳寧寧狂亂的歌聲搖曳在漆黑的夜空,歌詞的內容都是讚揚毛澤東和共產黨的偉大、神聖,可是,那歌聲卻像一個在絕望的瘋狂中尋找慰藉的、衣衫破碎的醉漢…」。
   
   「也許我們是漢人,也許因為母親是共產黨基層黨工,那時袁家逃過一劫。」不過因任職報社編輯,袁紅冰父親也曾被拉出批鬥,「被叫去站桌上,低頭彎腰向群眾給交代自己犯了什麼罪。」
   
   大概直擊太多這些,袁紅冰訪談間常露出奇怪笑容,一種「跟你講再多你能懂得我目擊感受嗎」的詭異笑容。
   
   他想起小時候在報社資料室常翻的古籍,「好的政府不是愛民如子,怎不是這麼回事」,「大饑荒」與「內人黨事件」簡直把他最後一滴對中國政權認同抹煞殆盡。
   
   27歲念大一
   
   「上山下鄉」(1955年至1970年中國鼓動知識青年到農村定居、勞動)後又幾年動盪過去,文化大革命結束,中國打算恢復停招10年的高考(大學入學考試),求知慾正盛、當時27歲的袁紅冰打定主意要上學。
   
   1979年高考外語成績他甚至拿了內蒙第一,他說動盪期間從沒停止自學,也非父母教導,「他們文革時忙著閃都來不及,哪有時間教我。」
   
   
   
   本想念文學
   
   進入北京大學插曲不少,「我不是抱著『學法律在中國做出一番名堂』的云云雄心去北大,入學前我對法律一點興趣都沒」,一開始,他以第一名考上北大俄羅斯語言文學系。
   
   「有個走後門的也想念俄語系,但因成績差我100多分,直接把我名字拉下太難看」,當時招生委員會把袁紅冰找去「你上法律系好不好?」,他無意爭論「無所謂,能上北大就行。」
   
   北大時期
   
   「在我心中法律是三流智慧,第一流是哲學,再者是文學」,袁紅冰稱北大法律本科生(大學部)4年沒做過筆記,唯一有價值的課是〈語法修辭學〉,「對思考沒用,但對寫作語言邏輯有幫助。」誑語如此,袁紅冰法律仍念得如魚得水,本科生畢業後繼續研究生,主修刑事訴訟法的他因成績頗優,原本3年時程他2年就念完,「1986年中國才恢復學位不久,刑訴最高學位就是碩士,於是我留校任教。」
   
   他不少大學同學都在中國官場騰達,李克強(今中國國務院總理)、孟宏偉(今中國公安部副部長)、黃爾梅(前中國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等,「我們都是「老三屆」(代稱1966年至1968年高中畢業生,因被「文革」延誤,1977年恢復高考後這3屆仍被允許參加考試至1979年),李克強77級、我79級,一塊兒上過幾門如〈西方憲法〉的大課,課餘一起喝酒。」
   
   
   袁紅冰言語狂放、性格高傲。(攝影:李昆翰)
   
   大二參選民意代表
   
   回想北大時期,袁紅冰稱他在校沒遮掩反黨傾向,「那時胡耀邦主政中國10年支持思想自由,北大自由學風媲美蔡元培時期,若沒有胡耀邦,我早被開除」,大二時他甚至出馬競選民意代表。
   
   1979年中國修改《選舉法》,決定1980年把原先直選層級由鄉(鎮)提升到縣(區),不少北大學生看準這點躍躍欲試,該年11月9日,袁紅冰和中文系姚禮明、研究生會主席薛啟亮宣布參選北京市海淀區(北大所在地)人民代表,之後共有15名北大學生參選。
   
   雖然12月13日公佈選舉結果,袁紅冰不在當選之列(那年學生選區共計選民6084人,投票率91.2%,由哲學系研究生胡平以3467票當選海淀區人民代表),但這波風潮已對北大燕園學子產生影響,「那時中國高層想整肅我們15人準備開除學籍,最後胡耀邦(時任中國中央總書記)堅稱對學生不該整肅、教育即可。」
   
   他感嘆胡耀邦死後,知識界如此緬懷,只因「他讓中國思想自由有發芽機會。」
   
   
   胡耀邦遺孀李昭今年3月11日逝世,享耆壽96歲
   
   胡耀邦的默許
   
   「後來我留校任教,講課也不受拘束,課堂鼓吹『自由是人的最高價值』都沒事,當時黨才是最高價值;也在課堂講『無罪推定原則』,即使黨辦案根本是『資產推定原則』。」袁紅冰任教時每周也辦講座讓師生討論,同時講自己開發的英雄人格哲學。
   
   「之後的中國哪能允許你創一派哲學出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序言就講白『馬克思列寧主義是重要思想指引』,馬克思唯物主義就是最高哲學,怎可容你創立自己的哲學?但胡耀邦允許,我做這些都沒事。」
   
   「1989年4月胡耀邦去世,頑固派反擊,趙紫陽勉強又保留2個月思想自由,但群起緬懷胡耀邦運動未止息,兩個月後,六四發生」,「最終,1989年六四的徹底鎮壓,讓中國思想界自此噤聲。」
   
   撰文:陳怡杰 攝影:李昆翰
   
   上報人物】袁紅冰:六四那晚槍聲四起,記不清背了多少人進醫院
   
   不像未曾直擊六四卻瘋狂紀念的外界,對他而言,「六四」只是把過去30年對黨的質疑,做了一場更加確認的演出
   
   
   2010年香港維多利亞公園「六四21週年」紀念晚會。(Wikipedia)
   
   兩個感覺
   
   對於台灣,袁紅冰不少呼籲與珍惜。
   
   「第一次來台是2005年民進黨中央邀請,待了一週觀選當年『三合一選舉』(縣市長、縣市議員暨鄉鎮市長選舉)」,抵台之後,袁紅冰對台灣有兩個感覺。
   
   「首先發現『民主』可以遊行聚會,成長於中國,無法預料人民可以為了政治命運張燈結綵、鑼鼓喧天;第二個感覺,國民黨質變。」
   
   那年馬英九幕僚林火旺透過關係找上他,想從中國政治貪污問題試探袁紅冰想法,「飯局另有王曉波,不過對我中國無官不貪、無吏不腐看法,他們無法接受,頻以『共產黨官員也有很理性的』回應」,兩方爭論起來,不歡而散。
   
   「以前在中國人心裡,國民黨是堅決反共產黨的,那也是他們唯一政治價值,結果第一次到台灣就發現『國民黨已成共產黨辯護士』?」袁紅冰匪夷所思。
   
   
   「來台才發現國民黨角色早變。」(攝影:李昆翰)
   
   哲學是上流智慧
   
   在台深入生活,他發現無法理解處不只一點,「過去五年,我曾在台灣開南大學法律系客座,本對台灣法學有期待,後來發現兩岸法學教育如出一轍失敗」,他以日前法務部長邱太三「檢察官與法官要一起對抗被告」發言為例,「什麼觀念?這不是法律系大一上的課程嗎」,語調升高,恍若再次印證學法出身的他一再表述「法律是三流智慧」的貶稱。
   
   他再談起對哲學的憧憬,「初三時看黑格爾《小邏輯》,那時跟翻天書一樣,我看不懂每句話強念三遍」;文學也是他心之所向,尤其熱愛屈原文風,「我在父親藏書翻到的。」
   
   漏網之魚
   
   父親偷藏書沒被抓?「內蒙古經過很多次整肅,1957年反右運動時,跟父親雷同背景的家庭被抄,無數箱藏書都被拉出,我父親老實低調、一直屬於漏網的那一人」,這一漏,養出袁紅冰這條大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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