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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一个右派妻子的二十二年(六)

    曹作芬
   
    六 私设公堂硬逼招供
   
   


    我们全体教师从杨村开完会,一天没休息回到崔黄口中学,开始做开学准备。我在杨村参加的鸣放会的时候58年2月刘维俊就被河北师范学院开除了公职,送板桥农场劳动教养。这件事师院没有通知我,是他的弟弟刘殿军从北京来到师院处理的所有事情。家中出现这样的事情对任何人来说都是晴天霹雳,可我一点感觉没有,因为我不懂得婚姻家庭意味着什么?不懂得夫妻一方出现了这样的大事,对另一方会有什么影响?今后的日子该怎么过?一切的一切都在朦胧之中。我只知道我是党培养出来的师范生,我有一技之长,我可以通过教学养活我自己。刘先生出身剥削阶级家庭,接受一下劳动教育也是好事情,他是他,我是我。
   
    他的被开除公职以及被送去劳动教养,我思想上一点压力也没有,开学了,我与往常一样投入了教学工作,做着每天该做的事情。
   
    开学不久学校便开始搞运动了,师生一起搞的运动有大炼钢铁和到农业社下地帮农民干活。老师们单独搞的运动是交心运动和拔白旗运动。每到星期六就要动员学生把家里的铁锅,铁铲,铁勺等铁器拿来,学校建起了炼钢炉,师生一起大炼钢铁。除此以外好到生产队帮社员劳动,并且是忙时随叫随到。一天我正在上课,突然就叫停课,帮助生产队割麦子去。那时的我年轻气盛更不懂得什么是政治,对此不顾教学的做法,不免发些牢骚。又有一天老师们正在上课突然来了命令,让全体教师带学生一起去稻田地插秧。我从来没下过水,下到水田里我不敢迈步,就找了一根棍子拄着走,这可能也被积极分子们记在心上。还有一次给学生印卷子,使用的是一种又黑又粗的纸,学生们看不清就向我提意见,我便解释说:“凑合着看吧,现在买不着白纸,只能用这样的纸印。”我没想到这些漫不经心的小事,后来都成了罪名,
   
    向党交心运动开始了,每天晚上吃完晚饭,老师们都要到办公室集合,备课或批改作业,现在晚上改为向党交心了。侯惠增老师(工会负责人)向大家宣布“在反右斗争中我们揪出了暗藏的反动分子,可我们在座的人,谁也保证不了,在内心里有与党三心二意的想法,从今天开始就要交出你的黑心。大家不要有顾虑,怎么想的就怎么说。”那时大多数人还是纯洁的,每天都有人向党交出自己的黑心。办公室的墙上还贴一张统计表,用红线标出某某老师每天交黑心的条数。我交出了我曾经发过地牢骚,如:上着好好的课让停就停,没法保证教学进度;学生正在长身体的时候,让十几岁的孩子代替马拉车不妥当;学生一会儿去炼钢,一会儿去下地干活,心不踏实上不好课;每天吃窝头熬白菜都吃腻了。大家都把黑心如实地交了出来。交心运动搞了几天,从表面上看没批谁也没斗谁,很平静地过去了。
   
    交心运动搞了十几天以后就转为拔白旗了。学校制作了一些小旗,大部分是红旗,也有白旗,在每位教师的办公桌上都插上一面小旗。其他老师的桌上插的都是红旗,唯独我的办公桌上插的是白旗。那时没人敢问,插红旗和插白旗的根据是什么?领导也不交代为什么有区别。每当我看到自己办公桌上插的那面白旗,心里就堵得慌,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很明显,就是把教师分成等级,用这种方法刺激我,搞臭我。当我看到桌上那面小小的白旗,心里就难过又不能说什么。学生们有事情也来办公室出出进进,时间长了学生都知道我的办公桌上插了一面白旗。这无声胜有声的批斗,犹如泰山压顶,使我喘不过气来。两三个星期以后觉得达到目的了(刺激,伤害,贬低人的尊严和人格)桌上的小旗子被撤掉了,但事情并没有完结。
   
    拔白旗运动过去后,学校的一切工作如往日一样运转着。忽然又祸起萧墙,公安局警察找到学校来了,说学校有人给党中央写了一封反动的匿名信,内容是反对勤工俭学,要在学校中找出这个写信的人来。校长王文彬很快就把目标锁定在我身上,他把我叫到校长办公室,当着两名警察的面问我:“你对勤工俭学不满,给中央写信了?”我当时一愣,心想,我活得这么累,朝不虑夕的,哪有闲心写什么匿名信?我心想“绝不能给自己乱扣帽子。”我理直气壮地回答:“我没学过。他见我不承认,就发动全体教师逼我承认。一天晚上吃过晚饭,老师们都集合在办公室,由工会主席侯惠曾主持会议,他讲到“在我们学校有人反对勤工俭学,给党中央写了反动的匿名信,我们想一想,平时有谁对勤工俭学不满?大家提提。”于是就有人说:“曹作芬平时对勤工俭学不满,那次在地里插秧,她拄着棍子走,像什么样子?”还有人说:“那次让她停课带学生下地干活,她说又停课怎么完成教学进度?”与会人员你一言我一语,有的我入耳了,有的我没记住,会议连续进行了两三个小时,主持人问我“匿名信是不是你写的?”我坦然回答:“我没有写。”他们不达目的不罢休,非要逼出口供不可(只是没敢动武)。我要实事求是对待自己,我没写绝不乱承认,逼供信的会议一直开到天明,我始终没有承认。天亮了,我和老师们吃过早饭,大家照常上课,好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一样。
   
    虽然我没承认匿名信是我写的,但从此以后我成了另类,老师和学生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好像我就是那个随时都有可能被抓的反革命分子。每次我带学生去地里干活,都偷偷地找个人们看不到的地方,独自流泪。我不明白我犯了什么错误?我为什么会走到如此地步?今后的日子我该怎么走?
   
    就在这一年的秋天,我接到一封陌生人的来信,这封信来自甘肃武威专属公安处。打开一看是我妹妹的未婚夫穆希圣写给我的。我的妹妹55年支边去了甘肃,转年加入共产党成为一名公安处干部。据说55年从天津、北京、上海去西北支边的都是女生,这些女生通过组织介绍嫁给了当地的干部。我的这位未婚的妹夫为我好,来信劝我与刘先生离婚。对政治一窍不通的我,对这样重要的来信无动于衷,我觉得我教我的书,他改造他的,井水不犯河水,再者我一个女人怎么去打官司?打官司是件丑事,怎么打法?我一点不懂。我还像往常一样教学工作,我认为我就是我。
   
    59年7月的一天,王校长通知我说我被调离崔黄口中学,让我去杨村县教育局办理调动手续。
   
    我真的相信历史是公正的审判官。58年崔黄口中学召开通宵的批判会,强逼我承认向中央写反对勤工俭学的匿名信,六年以后64年春崔黄口中学校长王文彬突然来到武清王庆坨小学向我赔礼道歉,他说:“我们根据中央精神,对过去那封匿名信的事情进行了甄别,大家错怪了你。当时你没承认是非常对的,假如你承认了受到了处分事情就不好办了。你做的对,相信党相信组织,表现的很好”。这件事想起来我就后怕,在那公安大跃进的年代,如果我承认了写了反动的匿名信就不是受处分的问题了,我会被逮捕被关押,说不定我已离开了这个世界。如今又说我不承认对了,我到底是错了还是对了?对与错之间还有界限吗?,现在赔礼道歉又有什么用?我知道了什么是草菅人命。
(2017/04/30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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