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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一个右派妻子的二十二年(一)

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一个右派妻子的二十二年(一)
    曹作芬
    我的童年
    我的故乡杨柳青,位于天津西,离天津三十余里,是个美丽的小镇。小镇东西走向,它被两条河夹在当中,北面有子牙河,南面有南运河(又名御河)。运河在流经我镇这段的两岸栽满了垂杨柳。小时候听爷爷说最早我的故乡不叫杨柳青,因为一次隋炀帝乘船下江南路过此地,见到河两岸栽满了垂杨柳,隋炀帝被这婀娜多姿的杨柳树惊呆了,于是感慨地说:“杨柳青青,杨柳青青”,从此我的故乡改名为杨柳青。此镇因为赋予了水的灵性,镇上的人大多心灵手巧,镇上有许多手工小作坊,每个小作坊都是全家人忙乎,有人绘图,有人用木头雕刻画板,有人着色,整个过程都是自家完成。小时候听老人们讲,杨柳青年画一年鼓一张,就是每年有一张年画上面画的人自己走下来。可它不是随随便便就会下来的,这要看贴画的这家人家是否全家和睦,是否勤劳善良,画中人在你家没人时走下来,帮你解决家中困难。所以我们小孩子都非常喜欢买年画贴年画,也不敢做坏事,更不敢调皮打架,天天盼着家中墙上年画中的人会下来,帮助家里解决困难,这个美丽的神话伴随着全镇的人一代一代成长。还有专门做风筝的小作坊,也是全家人一起做,有人设计图样,有人裁料绑架子,有人糊纸上色等一条龙作业。除手工作坊以外还有人家去西大营跑买卖(就是去新疆做生意),镇上除了手艺人商人之外,其余的是是靠种地为生的农民。解放以后凡是种田的就定农业人口,其余的为非农业人口。
   

    我的父亲从年轻就在天津一家裕源银号工作帮助主家做些杂事,叔叔在本地小学总务处做职员,大哥在天津元隆绸缎莊站柜台。在我的记忆中好像爷爷没有工作,后来听说他是镇上的知客(相当现在的司仪)镇上有钱人家遇上婚、丧、嫁、娶,都要找我爷爷做主持人,怪不得我的爷爷识文断字又什么礼节都懂得。我们家的大小事情全由爷爷做主。在我出生时我家就已经十几口人了,祖父母,父母,叔叔婶婶,大我二十四岁的大哥和大嫂,大我十二岁的二姐和大我九岁的三姐,还有大我四岁的二哥和大我一岁的侄女。显然我的出生对这个家庭来说并不重要,可对我母亲来说还是第一胎。
   
    我家祖上曾经开过面铺字号“兴源”,后来左邻右舍一提“兴源曹”就知道是我们家。我家是个无寸土的封建的大家庭,家中所有事情都是爷爷说了算。吃饭都分等级,爷爷奶奶,爸爸叔叔,大哥二哥,在上房屋炕上放一张方桌吃饭,娶来的媳妇和一帮孩子,在堂屋地上放一张方桌吃饭。吃饭也有规矩,一不准出声音,二不准吧嗒嘴,三夹菜只准夹自己面前的,不准过河。娶进门的媳妇就是买来的奴隶,只准带孩子做家务不准过问家事。我妈三十二岁的大姑娘嫁到我家时,我的爸爸四十岁,前面已经死了两个媳妇了,我的叔叔前后死过四个媳妇。娶进曹家的媳妇因为终年劳累,再加上有了病不给医治,嫁过来一两年不是生孩子产后死,就是后来劳累生病而死。
    听我的舅母讲,在我妈妈未出嫁时,我的姥爷姥姥同时患了重病,两个哥哥怕父母去世了留下个老妹妹不好交代,趁着父母健在把妹妹嫁出去了事,就这样我的母亲来到了我家,她是大家闺秀,虽然识字不多但她端庄文雅和气善良,在我記事时的一个冬天,我的叔伯五婶来串门,我妈见五婶还没穿棉衣,就把自己舍不得穿的一件新做的棉衣送给了我的叔伯五婶。我的母亲平时说话慢调细语,从来不会大喊大闹,总是那样地温顺宛如涓涓流水。她对她俩哥哥给为她作的这桩亲事不满,可在那三从四德的年代,也只能默默地忍受。一个从来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老姑娘,进入婆家就有了小自己八岁的大儿子大儿媳妇,还有十二岁和九岁的两个女儿和四岁的小儿子。我的奶奶还是一位双目失明的老人,奶奶是因为她唯一的女儿,结婚后生孩子难产去世了,奶奶哭闺女把眼睛哭瞎了,我的妈妈还要服侍我的爷爷和双目失明的奶奶。
   
    我家十几口人靠微薄的薪水维生,生活勉强维持。每天做什么饭爷爷说了算,做饭所用的食物也由爷爷去买,每天都是“贴玉米面饽饽就咸菜喝菜汤”有时爷爷用一个白色的手绢买回一兜杂面,就改为“贴饽饽就咸菜喝杂面汤”了
    有一天我的嫂子故意问爷爷:“爷爷今天改改饭吧!”爷爷绷着脸回答:“喝菜汤,贴饽饽就咸菜”只是把喝菜汤和贴饽饽就咸菜倒了个儿。在我的记忆中,爷爷从来没买来过肉,我家只有过年的晚上才吃上一点肉。就是这样的日子,每到年底我会看到有提着布包的人,上门找爷爷讨债,看来平时没钱买东西就赊账。
   
    記得在我小时候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那天爷爷从外面回来,用他那条白手绢兜着一兜东西,进了爷爷的房间。过了一会儿爷爷走了出来,把白手绢里的东西倒在了小盆里,原来是小红枣。爷爷对我嫂子说:“今天我们改善生活贴枣饽饽吃。”我们几个孩子听说吃枣饽饽都高兴的跳了起来。中午吃饭前,爷爷下令:“吃饭时枣核都不许扔,都要放在吃饭桌上”。全家人虽不解其意,但都服从命令,把自己吃出来的枣核堆在一起,放在吃饭桌上。吃过饭后,爷爷把所有的枣核收在一起,一个一个的数了起来,这时大家才明白,原来有多少枣爷爷数过了,唯恐在做饭前有人偷吃了小枣。记得小时候的家虽然清贫,但在爷爷的领导下,十几口人四世同堂的大家庭,相处的非常和谐融洽。
    在我三岁时有了妹妹,妹妹四岁时有了我大弟弟,大弟弟五岁时有了我最小的弟弟。后来我的嫂子又生了一个小侄子。我家大小孩子十几个,又不是一辈人,而且彼此之间只大一两岁,两三岁,可从来没闹过矛盾,更没有打过架,我们相处得很好。大一点的要让着小点的,小点的要听大点的话,我的侄女年岁大于姑姑叔叔,也要听姑姑叔叔的,一切都顺理成章,形成家风。每个孩子生下来都是爷爷起名字,我的两个哥哥和两个弟弟的名字,分别为:作良。作恭,作俭,作让。男孩子要做到“文良恭俭让”我们四个女孩子起名最后一个字都要带草字头,分别为:作莘,作茹,作芬,作芹。女孩子要像花一样可爱美丽。爷爷对后辈儿孙要求非常严格,要求我们站要有站像,坐要有坐像,说话就要慢条斯理,待人要和气有礼貌。兄弟姐妹大的要以身作则,小的要尊敬大的。不管年岁大小,小辈的要尊敬长辈的,好的家风一直传承到现在。爷爷要求我们从小要写好字,他说写出来的字就是你的门面,就是敲门砖,因此我的父亲,叔叔,大哥,二哥,一直到我们晚辈,字都写得很漂亮,后来在各自的人生路上,也都因为字写的好而受益。
   
    爷爷主张男女孩子都要上学,可是因为家境不好,大哥和两个姐姐都只上了两三年学,学历最高的是二哥,他毕业于杨柳青育青中学。我上到高小毕业是因为母亲的一再坚持,她自己掏钱供我上学。我还记得在我需要钱时妈妈就偷偷给我一块银元,让我到银行换成钱,每次我拿到银元都非常高兴,我一边走一边观赏银元上的头像,妈妈告诉我那是袁世凯头像,有时给我的银元上面没有袁世凯头像,而是一个站着的外国人立体像,妈妈也不知道上面的人像是谁,这种带有站人的银元换来的钱比带有头像的换钱多。这样我上到高小毕业,杨柳青一所只招女生的小学,不是我的妈妈我不会受到如此良好的教育。我的妈妈虽然不是出自高门,但她崇拜知识,她举止端庄大方温文尔雅,妈妈没上过学可会讲好多故事,妈妈讲的故事,使我记忆深刻的是孔子的学生颜回的故事。因为颜回家境贫寒,同学们丢了东西都赖颜回偷了。老师为了试探颜回是不是有偷窃行为,有一天,老师用红布包了一锭金子,包裹上面写了四个大字“天赐颜回一锭金”让一个同学偷偷放在了颜回回家的路上,之后他躲在大树后面观看。颜回放学回家走在路上看到了包裹,也看到了上面的七个字“天赐颜回一锭金”,他顺手从书包里拿出笔来也写了七个字“外财不付命穷人”,把包裹放在了原地。从此以后再没有同学怀疑颜回偷东西了。在我幼年时听了妈妈讲的这个故事,就觉得做人不要贪财,应该正直,只要做的正就不怕他人怀疑,他人陷害。小时候妈妈时常嘱咐我们千万不要爱财,钱不是好东西。妈妈还给我讲“王三姐打彩球”的故事,薛平贵与王宝钏“的故事,”牛郎与织女“的故事,”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这些故事影响了我的人生。
   
    记得在我小时候最快乐的事情就是到舅舅家蹭饭吃,放学后我时常到姥姥家吃饭(我没见过姥姥姥爷,我没出生他们就去世了),舅舅家雇了几个帮工每天要给帮工们做好吃的,我一到舅舅家就能吃上好饭。姥姥家原是静海县独流镇农民,我的三老姥爷有头脑,他把全家老少媳妇早年出嫁时婆家给的金首饰(金镯子,金簪子等)都卖掉了,全家人来到杨柳青,开了个杂货酱园铺,起名“万盛号”。姥姥家的杂货酱园自产自销,铺面在杨柳青河沿大街上,这是我镇的一条主干街。另外在运河南面有连着的两个大院子,一个院子是住人的四合院,有北房五间,南房四间,东房和西房各三间。另一个院子虽然很大却只有两间南房,是供工人居住的,院子北面是一间大磨坊,磨坊里有一台磨面的石磨和一台碾米的碌碡。在磨坊里面的一角拴着一头毛驴,在毛驴前面有一个木制的木槽是给毛驴放食用的。大院里摆满了水缸,一行一行地很整齐。水缸里装着做好的酱油,醋,面酱,咸菜等。我的大舅是掌柜的,二舅是账房先生,表哥掌管柜台前的事务,另外还雇用了几个佣人。我小时候常常见我的大舅自己做酱油,做面酱做醋、淹制各种咸菜。二舅每天晚上睡觉很晚,他要检查一天卖了什么货,要数钱记账,还要把收进来的破票子一张张用浆糊和纸粘好。两个舅妈表嫂在家除了做饭料理家务还要碾米磨面。姥姥家磨坊内有一台碾子和一盘磨,我亲眼见到我的两个舅母还要去磨坊碾米或磨面。家中只有八十多岁的三老姥爷不干活,他每天用个凳子坐在柜台前监工,三老姥爷见我又去蹭饭吃,就用手掐着半只眼说:“作芬,作芬,我掐着半个眼也看不上你”。我的二表哥看见我去吃饭,就说:“小要饭的又来了。”为了能吃上好饭,任凭他们说什么我只当没听见。因为姥姥全家人辛勤劳动不辞辛苦,再加上雇工的同力合作,生意越做越好,后来姥姥家又在独流老家置了几亩田地。
   1949年1月初杨柳青解放了,好多身穿灰色制服的解放军来了,开始给每家定成分,姥姥家因为有店铺又有田地被定为地主资本家,我家因为无一寸土地只靠工薪维持生活被定为贫民。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了,我父亲供职三十余年的裕源银号倒闭了。东家很为难地对我父亲说:“曹先生,我家不行了,您看怎么办呢?”我父亲明白主家的意思,父亲说:“您别为难,我马上还乡。”于是他背起行李回家了。不久大哥也被元隆绸缎莊解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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