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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丛林: 龙与上帝

第一章 第一朵浪花
   
   
   
     耶稣诞生六百多年以后,他的一批并非嫡传的门徒来到了中国。不过,他们的身分,又过了将近一千年才为世人理解。

   
   
   
   从大秦景教碑说起
   
   
     如果说,龙与上帝的关系史像一条源远流长的河流,那么,它的第一朵浪花发端于何时何地?对此有多种说法,但至今仍保持最权威证者身分的,是一方名叫“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通常简称“大秦景教碑”)的石刻。所谓“大秦”,即东罗马帝国;“大秦景教”,乃基督教的一个支派。大秦景教碑提供了基督教起码在唐代即传来中国的确凿证据。
   
     此碑诞生于唐德宗建中二年(78年),湮没于地下达数百年之久,到明天启三年(1623年),才因偶然的机遇,在陕西省出土,重见天日,现藏陕西省博物馆。碑高2.36米,宽0.86米,厚0.25米,上端镌有十字架图案和碑名,碑身上刻有1780个汉宇的碑文,碑底和两侧是古叙利亚文的70多位景教士的名录。这方碑碣犹如一个饱经沧桑的耆老,向人们宣示珍贵的史实。
   
   
   
   备受皇家礼遇
   
   
     古碑告诉我们:唐朝贞观九年(635年),“大秦国”一位名叫阿罗本(Alopen)的景教士,不远万里来到中国都城氏安,被唐迁“宾迎入内”,留在皇宫书殿里翻译经文、太宗李世民披阅其译经之后,“深知正真,特令传授”。贞观十二年(638年)七月诏曰:“阿罗本远将经像,来献上京,详其教旨,玄妙无为……济物利人,宜行天下。”遂命在京师义宁坊造大秦寺(初称“波斯寺”,即景教教堂)一所,置教士对人。不久又让人将自己的肖像画于寺壁,以示光宠,故有“天姿泛彩,英朗景门”之誉。
   
     高宗李治,对景门恩泽愈加,不但仍崇阿罗本为“镇国大法主”,而且在诸州遍置景寺,一时间出现了所谓“法流十道,国富元休,寺满百城,家殷景福”的盛况。
   
     武则天执政期间和唐玄宗李隆基即位初年,景门虽曾遭到过佛、道两家的攻汗,但因景教士们能干方百计地取悦皇室,使其教维持了下来,并很快时来运转。玄宗虽说迷恋杨贵妃到了不早朝的地步,但尚有心思关照景门,曾派遣他的一兄四弟亲临景寺,建立坛场,并将皇家五代祖宗的画像陈列寺中,又诏令景教士十多人在兴庆宫诵经习教。
   
     其后,在安史之乱中只做了五、六年皇帝的肃宗李亨,也还想到在他即位的灵武和另外四郡,重建被战乱破坏的景寺。代宗李豫表现得更为礼貌,每逢圣诞节,不但赐下几炷“天香”以示庆贺,还要设宴款待教士们。随后的德宗李适,效法先祖,对景门亦颇尊敬。大秦景教碑即诞生于他在位的年代,盛彰该帝“披八政以黜涉幽明,阐九畴以维新景命”①的功德。
   
     ①由此以上的引文皆出自大秦景教碑碑文。
   
     从大秦景教碑提供的上述情事可知,自景教在太宗时传入,一直到德宗时期,其历程虽非一帆风顺,但在大多时候受到皇家礼遇,获得一定的发展。其后的情况碑文虽未能载及,但有其他史料说明,直到文宗李昂时,请代皇帝一般也还是优容景门的,该教仍颇为兴旺。由文宗末年上溯到贞观初叶,历时约二百一十载,此间,对景门来说,可算是被“天姿泛彩”的幸运色彩所辉映。
   
   
   
   多才多艺的景教士
   
   
     景教土们并非坐享皇家恩典,其积极主动的活动也很引人注意。
   
     他们当中有些人从事经典的翻译,此等工作自然是需要有较高文化水平的。一位名为景净(Adam)的著名教士,自己就译经三十部卷。大秦景教碑的碑文,就是由他撰述的。
   
     有的景教士以集资建筑和制造奇器来取悦皇室。一位名叫阿罗憾(Abraham)的,在武则天执政期间,曾为“聚钱百万亿”,助成洛阳皇城端门之外名为“颂德天枢”的建筑。这是纪念和颂扬武氏功业的一座巨型铜柱,巍峨别致,高耸云天。景门为此献资出力,为功非小。
   
     一位名叫及烈(Gabriel)的景教士,在唐玄宗时曾“广造奇器异巧”进呈皇室,为所悦纳。对当时景门摆脱受道教人士攻汗的困境,“振玄纲”而“维绝纽”,有重要作用。这从唐廷某些官员对其所谓“求媚圣意,摇荡圣心”的指斥也可得到证明。
   
     有的景教士则善施医术,亦成为讨好皇室的有效手段。开元二十八年(740年),玄宗的弟弟李宪得了重病,皇家和大臣们十分着急,在一位名叫崇一的景教士诊治之后,竟立见好转,玄宗大悦,“特赐绊袍鱼袋,以赏异崇一”。“绊袍”是一种红色的品官服饰,“鱼袋”是唐代大官的用物,上刻官员姓名,随身佩带,由此可见赏赐之隆。文献中还有关于景教士善医眼疾,甚至能施穿颅术的记载。
   
     更突出的,是有的景教士竟被委派参与军政要务,授予高职。大秦景教碑碑文中就载及,一位名叫伊斯(Iazedbouzid)的人,曾被肃宗委派在郭子仪帐下襄办军务,因功被授金紫光禄大夫、同朔方节度副使、试殿中监等职衔。
   
     如此看来,唐朝的景教似乎很有几分气势。但到了会昌五年(845年),唐武宗掀起一场全国性的灭佛风暴,景教受到波及,竟骤然崩散,夭于一朝,体质的脆弱似与外表的气势很不相称。唐朝景教的真正实力究竟如何?
   
   
   
   与波斯的文化交流
   
   
     阿罗本的来华,有特殊的背景和原因。他带来的景教属基督教的聂斯脱利派。该教派的创始人聂斯脱利(Nestorius),曾任君士坦丁堡大主教,因其学说与当时通行的基督教义不尽一致,特别是坚持有悖于“三位一体”教义的“二位二性”说,在公元431年举行的以弗所(Ephesus)会议上被判为异端,聂斯脱利被革职流放,追随他的信徒遂形成聂斯脱利派。
   
     他们道镇压向东逃亡的过程中,在波斯(伊朗)受到容留和保护而得以立足发展。所谓“大秦国”的阿罗本,便是以波斯为基地将景教传入中国的。所以,就当时这一教派与正统基督教的关系来说,不论是在波斯还是中国,都属于“政治避难”的性质。其入华,可以说是当时中波文化交流的“附带
   
     波斯也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明的国家。早在西汉时候,中国的使臣就到过那里,接通了中波联系的纽带。著名的“丝绸之路”,就是经由当时作为连接东西方的“咽喉”地带的该国,最终通达地中海沿岸的。中国与波斯的文化联系可谓源远流长。不过,在景教入华前的一段时间里,由于突厥人的梗阻,中波之间的交通基本断绝,及至唐贞观初年,东突厥被伐灭,西突厥亦闻风降服于唐,中波之间的交通恢复,景教人士才得以东来。
   
     中波文化交流的内容颇为广泛,宗教只是其中一个方面。仅就此一方面而言,也非为景教独家所占。远在景教之前,属波斯“土产”的扶教(音仙,即拜火教),在南北朝时就已传入中国。与景教差不多时间,摩尼教也自波斯传来华夏。还有在阿拉伯半岛刚出摇篮的伊斯兰教,亦蹒跚而来,除了海路的漂送之外,也多亏了波斯人不辞劳苦地携抱。
   
     此时的中国,对这些外来宗教一概采取来者不拒、礼而待之的态度,并非独独偏爱和优厚景教一家。唐朝百川俱纳,全面开放,显示出一个鼎盛王朝广阔的胸襟、恢宏的气度和蓬勃的生机。
   
     强大和繁荣的国势,使当时的王朝具有足够的自信心,坚持和扩大对外开放;而对外开放并蓄兼收,又更加促进其强大和繁荣的发展。如此形成良性循环,遂在前已积累的文化基础上,造就出唐文化博大清新,辉煌灿烂,蔚成中国文化高峰,也是当时世界文化的高峰。其特有的魅力,吸引着四方许多国家,从官方使节到民间访者,从学人墨客到教士僧侣,从商贾游人到乐工舞士等各种人物来来往往,成为世界文化交流的一个最繁华的中心。
   
   
   
   根本上的弱势
   
   
     作为基督大本营的西方国家和地区,这时尚处于中世纪初期。其封建制度的建立是在日耳曼蛮族南侵,把本已相当可观的古希腊罗马文明严重破坏后,从粗野的原始状态重新发展的,因此造成两个时代的文化断层,不像中国文化具有历史传承和连续性。这使得它与中国唐朝文化相较,处于明显的劣势,不足以对唐朝文化造成重大影响。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作为当时西方基督教文化特殊使者的景教,缺乏影响中国的力度。
   
     此时西方的基督教国家和地区,先前与中国曾有过的直接联系已基本断绝,改由西亚地区充当中西联系的中介。据有该区西部的东罗马帝国虽奉基督教为国教,但与“异端”的景教不可能发生密切联系;与波斯等国也多有不谐,这就更妨碍了景教与故乡的交往。而阿拉伯地区,则正在形成和发展伊斯兰教,及其独具特色的地区文化体系。凡此种种,使得景教难以得到母乳的充足哺养,它的发育以及在异域的竞争力便更受到限制。
   
     所以,景教传入中国,若单纯从龙与上帝的关系史说飞疑是具有肇端意义的大事,但如果将其放在当时的时代条件下,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的大环境里看,那就有如汹涌大潮挟裹的涓滴细水,缺乏喧腾的力量和声势。
   
   
   
   柔弱的附庸
   
   
     处于开放社会环境中的唐朝前半期,固然显示出一种多元共容的文化格局,但这并不等于说各种文化因素都处于平列对等的地位,其中为主的只有儒、佛、道三家。它们紧联着皇宫御座,吸引着大唐天子们不可或懈的注意力,充当着华夏文化舞台上的主角,上演着一场打中趋和、热闹非凡的活剧。当阿罗本辈带着几分陌生和腼腆将景教携来的时候,已经没有插足这一事局中施加重要影响的机会,只有侧身其间左右依傍,惊异地注视着三家各显神通。三家为主与两教盛势
   
     其时的佛教,传入中国历经了数百年的演变发展,已植根于中国的土壤,成为中国化的释氏,并达到鼎盛的巅峰。其教派并立,寺多僧广。唐武宗灭佛时,一下子就荡毁寺院4600余座,招提兰若(私立的佛教场所)4万余所,还俗僧尼26万余人,释回寺院奴婢15万人。由此可见其平时的规模之大。
   
     从更高文化层次上看,佛教经典的搜集翻译,教义理论的丰富深化,唐代取得了空前绝后的成果。仅玄类和义净两人,就译成经论136部,计1547卷。特别是禅宗南宗的产生和发展,成为适合中国士大夫口味的佛教,为与儒学的融合创造了更为有利的基础。
   
     发展势头本来远不抵佛教的道教,及至唐朝开国也获得了地位飞跃提高的契机。说来颇有些传奇色彩,只因为道教所崇奉的始祖老子李耳,与唐室同姓,太祖李渊便要认他做自家的祖宗。并不是仙化的老子趋炎附势地来和皇室攀亲,而是李渊觉得认这样一个既是哲人又是神仙的祖宗,给王权套上神圣的光环,对护佑李家天下有利。
   
     既然将道教的始祖认成了祖宗,那该教的名位称号就当在佛先,从李渊到李世民都这样明确宣布过。高宗时则追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玄宗更是锦上添花,加尊其为“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阙玄元天皇大帝”,并广置道家坛宇,颁令大力传抄和颂讲道经,颇有道教风雨满天下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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