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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夷夏先后说——青铜时代世界体系中的中国

[武坚评论:易华的这篇文章虽然在细节上有些瑕疵,但是提供了理解中华文明形成过程的一种新思路。]
   
   
   夷夏先后说——青铜时代世界体系中的中国
   

   
   易 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2011-06-18
   
   
    大约五千年前西亚和中亚部分地区已进入青铜时代,逐渐形成了世界体系。大约四千年前东亚开始进入青铜时代世界体系,和欧洲一样东亚也是这个体系的边缘地区。从出土的石器、陶器、玉器、作物、居住方式等来看三代文化显然是东亚新石器时代定居农业文化的继续,但是新出现的青铜器、金器、牛、羊、马等表明受到了中亚青铜游牧文化的明显影响。只有将东亚置于青铜时代世界体系才能透视中国原史或三代史。历史记载或传说表明夏朝建立之前东亚为夷蛮之地,大禹父子在夷之中建立了夏朝之后才有东夷西夷之分。考古学发掘和研究表明夏朝建立之前东亚尚未有游牧与农耕之分,正是夷创造了东亚新石器时代定居农业文化,夏或戎狄引进了青铜时代游牧文化。夷夏结合与转换开创了中国的历史,形成独特东亚文化传统。
   
   
   
   关键词:夷 夏中国青铜时代世界体系
   
   
   一、引言
   
    人类是一种喜爱迁徙的动物,人类史就是迁徙的历史。每一个民族或国家都是由不同移民构成的。所谓土著,相对于新来者而言,是早到的移民。美洲土著印第安人,相对于欧洲殖民者而言,是先到的亚洲移民。相对于夏而言,夷是东亚土著。
   
    夏、商、周三代大体上属于青铜时代,是中国文化传统形成的关键时期。李济云:“中国早期文化的成分中有多少是外来的,有多少是土著的?这些都是讨论中国上古史的中心问题。如果对它们不能说出一个清楚的立场,则上古史是没法写的。”[1]三代文化的起源问题争论了数个世纪,至今未有定论。
   
    中国文化外来说包括埃及说、巴比伦说、中亚说、印度说等,考古学上的外来说始于安特生。列·谢·瓦西里耶夫集外来说之大成,提出“梯级传播”假说,认为中国青铜游牧文化来自西方,石器时代文化亦是外来或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巨大影响[2]。蒲立本通过汉语和印欧语比较研究宣称:印欧人进入中国绝不晚于其进入印度[3]。余太山遥相呼应,认为允姓之戎、大夏、禺氏可分别溯源于少昊氏、陶唐氏和有虞氏,与月氏或吐火罗关系密切[4]。林嘉琳与多国学者合作完成了青铜文化比较研究,发现从乌拉尔到黄河流域一脉相承[5]。
   
    考古学上中国文化本土起源说始于城子崖的发掘及龙山文化的命名。梁思永论证了龙山文化与殷文化的密切关系[6]。夏鼐明确了仰韶与齐家文化的时代顺序,巩固了本土起源的信心,认为中国文明起源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各种文明要素的发展[7]。何炳棣从生态环境、农业、畜牧业、陶器、青铜器、文字等方面论证了黄土地带是中国文明乃至整个东方文明的摇篮,是中国文化本土起源说的代表人物[8]。苏秉琦[9]、张光直[10]分别提出“区系类型理论”和“相互作用圈假说”,能动地看待各文化区的相互作用和关系,否定中原独秀的一元论。
   
    本土起源说和外来传播说均不能圆满解释中国民族与文化的来源与形成。中国新石器文化诸要素并不一定起源于中原,青铜时代诸新文化因子亦来自他方。考古学、语言学、体质人类学和历史记述与传说表明上古存在人口迁徙和文化交流。傅斯年《夷夏东西说》指明了方向。劳费尔《中国伊朗编》和谢弗《唐代的外来文明》是研究中国外来文化的典范。李约瑟等对中国科学技术史进行了系统探索,开拓了东西文化交流比较研究领域。最近几十年考古植物学、考古动物学、冶金考古、农业考古、技术考古以及分子遗传学研究和中西文化交流研究均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使我们有可能对三代文化要素的来龙去脉进行系统分析。
   
   布罗代尔的“长时段”(long duree)概念和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world system)理论扩展了人类历史研究视野,为全球史提供了新的时空框架。西方考古学界柴尔德宣称欧洲青铜时代文化来自东方,称之为文明的曙光:“在爱琴海,来自埃及和苏美尔的启迪缔造了一个真正的欧洲文明。”[11]谢拉特发现以犁耕为核心的农耕文化源自西亚,称之为次级产业革命[12]。弗兰克等认为不仅有现代世界体系,而且有古代世界体系;世界体系的历史远不止500年,而是5000年,也就是说青铜时代即已形成世界体系[13]。青铜冶炼需要跨地区合作,西亚及其附近地区五千年前就形成了以红铜、锡、铅、青铜和粮食为主要商品的长距离贸易网,构成了一个具有中心-外围关系的古代世界体系。世界体系不局限于经济和政治关系,还可包括科学技术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联系。东亚很可能和古代欧洲一样是西亚为中心的青铜时代世界体系的一个更边缘的组成部分。
   
    青铜时代世界体系研究已成全球史热点,但主要集中在西亚及其附近地区,几乎没有涉及中国[14]。夏商周断代工程默认中国文化本土起源;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一期锁定中原,第二期扩展到了边疆;但均未重视三代外来文化。本文将研究视野扩展到了整个欧亚大陆,承认中国文化要素本土起源的同时关注外来文化因素,试图阐明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关系。
   
    综合研究表明石器、陶器、水稻、粟、猪、狗、半地穴或干栏式住宅、土坑葬、玉器等定居农业文化因素在东亚可以追溯到八千年前甚至万年前,而青铜、小麦、黄牛、绵羊、马、火葬、金器等与游牧生活方式有关的文化要素东亚不早于五或四千年;可以初步肯定中国新石器时代定居农业文化是本土起源,而青铜时代游牧文化是外来因素。从全球史也就是多学科结合透视三代文化的根源:以田野考古和实验室研究成果为基础,纵向从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寻找中国文化特征,横向从青铜时代文化探求人类或欧亚文化共性,明确中国三代文化在青铜时代世界体系中的地位。本文主要从全球史或考古人类学角度研究三代本土与外来文化的关系及其在青铜时代世界体系中的地位,向中国学术界介绍古代世界体系理论进展的同时,将利用中国田野和实验考古成果充实和丰富古代世界体系理论。
   
   
   
   二、青铜时代世界体系(Bronze Age World System)
   
   
    不识欧洲真面目,只缘身是欧洲人。早期考古学研究重在田野发掘和文字解读,缺乏理论概括;在欧洲人看来欧洲四分五裂,缺乏相对完整的形象。柴尔德是澳洲长大的欧洲后裔,具有观察欧洲的独特视角,率先从考古人类学角度将欧洲当作一个整体来考察。他一生写了二十来本书,处女作是《欧洲文明的黎明》(1925),生前最后一部书是增订版《欧洲文明的黎明》(1957);其中还写过两部更宏观的著作《人类创造自己》和《历史上发生了什么》,雅俗共享、影响深远。他非常重视欧洲与东方的关系和技术进步的意义,善于从人类发展角度思考问题,提出了理解人类进步的关键概念“新石器革命”和“城市革命”。
   
    受柴尔德的启发,1981年为纪念英年早逝的导师新考古学先驱大卫·克拉克,谢拉特竭力撰写了自认为最好的论文“犁与畜牧:次级产品革命诸方面”[15],正式提出了次级产品革命(Secondary Products Revolution)概念。他从新旧大陆比较着眼,发现家养动物绝然不同,认为对不同动物的不同利用方式是造成新旧大陆社会发展和文化差异的根本原因。新石器革命中植物和动物分别被驯化,相应地产生了种植业和畜牧业。犁耕或牛耕是种植业与畜牧业互动与结合的关键。犁可能是最早的畜力机械,首先出现在西亚,不久就传播到了欧洲。有众多图像和文字证据表明五千年前西亚就普遍实行两牛抬扛式的牛耕了,欧洲局部地区发现了牛耕的物证,北欧如丹麦也发现了近五千年的犁耕痕迹。与犁耕密切相关的是动物牵引的车辆或轮式运输。用牛或驴牵引的四轮车五千前就出现在西亚,大约四千年前中亚出现了马拉的有辐双轮车和骑马术,提高了大宗物品远距离运输的能力。挤奶风俗和毛制技术逐渐普及,改善了衣食和居住条件。牵犁、拉车、挤奶、剪毛、骑乘等都是对家养动物的次级开发,不同于吃肉寝皮、敲骨吸髓的初级利用,谢拉特称之为次级产品革命。
   
    家养动物次级开发技术不可能起源于一时一地,但四-五千年前形成了复合体。次级产品革命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力和交通运输能力,形成了以犁耕农业为核心的定居生活方式和以奶为食以毛为衣的畜牧生活方式,导致了城市的兴起和游牧民族的诞生。犁耕取代锄耕,游牧代替畜牧,男人经济和社会地位相对提高,逐渐形成了男权社会。1983年他在《世界考古学》上发表文章补充论述犁耕的起源与发展、绵羊的传播与利用、挤奶风俗的源起、骆驼与马属动物的次级开发利用以及运输和贸易的发展,进一步明确了动物次级开发在旧大陆的起源与传播过程[16]。谢拉特提出“次级产品革命”,阐明了新石器革命到城市革命过渡的动因。新石器时代驯化了动物和植物,只是对动物进行了初级开发利用,又称“食物生产革命”;次级开发利用动物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力和交通运输的能力,剩余产品和远距离贸易与互动是城市产生的条件。次级产品革命概念已被考古人类学界广泛接受,进入了《牛津考古手册》。有关家养动物次级开发的时间和地点以及传播的路径和细节可能被不断更新,次级产品革命概念的创意不会过时。
   
    在“犁与畜牧”一文中谢拉特已多次顺便提到世界体系(world system),十年后他在《欧洲考古学报》首卷发表长文“青铜时代世界体系应该怎么样:史前晚期地中海与温带欧洲的关系”,试探性地阐述了青铜时代世界体系概念[17]。1999年克拉克纪念讲座中他重申了考古学中世界体系与长时段变化的关系:从旧大陆或全球观点考察人类史上的重大变迁,如全球殖民、农业传播、冶金发展与城市化的进程,还有印欧人的起源。次级产品革命大体发生在青铜时代,牛、羊、马在欧洲的传播大体与青铜时代的展开同步。青铜时代世界体系的形成过程也就是家养动物次级产品开发的过程。车辆运输和骑乘使远距离贸易和互动成为可能,西亚无疑是青铜时代世界体系的中心(Core),中亚和欧洲地中海地区近水楼台较早进入世界体系是外围(Periphery ),欧洲大部包括北欧随之加入是边缘(Margin)。次级产品革命是新旧大陆的根本区别所在:它不仅造成了青铜时代世界体系,而且孕育了现代世界体系[18]。
   
    无独有偶,考古人类学家谢拉特和经济人类学家弗兰克所见略同,几乎同时分别发现了青铜时代世界体系。弗兰克从现代世界体系出发,透过中古世界体系,也发现了古代世界体系。布罗代尔《地中海》一书提出了“长时代”、“经济世界”、“总体史”概念,沃勒斯坦发展成“现代世界体系理论”。弗兰克与沃勒斯坦关系密切,在新创刊的《世界史学报》发表文章倡导研究世界系统史[19]。又与谢拉特取得了联系,引用了他的手稿和发表的论文,1993年在权威刊物《当代人类学》上发表专论“青铜时代世界体系及其周期”。[20]谢拉特横向考察青铜时代世界体系的范围,承认西亚是中心、地中海地区是外围的同时,强调欧洲大部是边缘组成部分。弗兰克纵向考察世界体系的变化,承认现代、中古世界体系之外,强调存在古代世界体系且因时而变。弗兰克等主编出版《世界体系——五百年还是五千年?》,谢拉特在封底肯定了弗兰克等的努力:本书值得广泛阅读和讨论,我认为这极其重要[21]。此书已被翻译成中文出版,青铜时代世界体系理论逐渐进入学术界,广为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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