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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沉默統治者胡錦濤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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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可若 (Kerry Brown)英國倫敦國王學院劉氏中國研究所所長

   中國在世界崛起所引來的挑戰,既是政治的,也是意識形態的。胡錦濤要精心鑄造一些嚴謹的表述,以告訴人們中國在二十一世紀將是一個怎樣的國家,而它突飛猛進的經濟,將對全世界帶來一個怎樣“共贏”的局面。他作為國家主席的中國,不止對中東、中亞、東南亞、非洲和拉丁美洲有政治和經濟的影響,而且對那些遙遠或一向在它的外交上認為遙不可及的地區 -- 北美洲、歐洲和澳洲 -- 也作出同樣的影響。中國現在不止參與它想涉及的事項 -- 那些它戰略上有利益的事項﹕能源、海域、土域、南海島嶼等,也參與那些它從前不願意涉及而想避開的事項,例如它主要能源供應地中東的複雜政治,以及非洲各國的對外關係和國內問題。

   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

   胡錦濤帶領的,可能是一個擁有新的經濟意識的國家,這意識很大部份和全球經濟有密切聯繫。但他掌權的時候在外交事務上的主調,其實在許多許多年前已經訂下來了。這其中的第一點是強調主權的獨立性和不干涉其他國家的內部事務﹔(反過來說,他國也不應干涉中國的內部事務) 第二點是和美國建立緊密的合作關係。這兩個設定都是從毛澤東時期和鄧小平時期繼承過來的,雖則在2002年之後開始,中國的國家角色和從前的已經大為不同。可以指出的是,這兩點對中國仍然有很強的指導作用,雖然事態的發展,無論是有計劃的或無計劃的,都顯示它們已經追不上形勢了。

   中國外交政策的基本內容訂立於1950年代,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不久。因此,毫不令人感覺奇怪的是,它受到建國前中共所經歷的引起慘痛回憶的外部和內部戰爭所影響。著名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在1955年由周恩來總理在印尼的萬隆會議中公諸於世的。這些原則是﹕和平共處﹔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 互不干涉內政﹔和平等互利。

   正如蘇菲理查森(Sophie Richardson) 指出,中國從公佈這些原則的第一天起便嚴格予以遵守,即使涉及的國家的政治形態和它非常不同,例如從1960年至1980的柬埔寨政權。透過耐心的談判,中國從1949年開始便成功維持它的邊界安寧,雖然其中不少(有十九項) 有糾紛。最戲劇性的與俄羅斯的邊界糾紛,也在1990年代解決了。在陸地邊界方面,現時只有兩項和印度毗鄰的邊界尚未解決。至於新疆、西藏和台灣,中國一向都聲稱這是中國內部事情,只和中國有關。中共一直誇稱,中國經過多年的積弱、被外國剝削和欺負,最後是恢復它的自主和尊嚴了。

   透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所展現的中國的國家利益,顯示了相當內斂性。對於他國的事情,中國基本的態度是﹕干涉別國是錯的。這特別見諸它對柬埔寨人民共和國的態度。在1978年年底,這個國家已經被越南侵略所推翻,但中國仍然以它為合法政府。

   中國雖然有時捲入一些對它的利益有直接影響的邊界以外的事情 -- 例如韓戰和越戰,但它基本上不願意過問世務。這個立場在它建國早期的大部份時間,既是它尋求休養生息之源,亦是它感覺不快的原因。在1972年它正式成為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之後,在一些關於別國的事情上,若是被迫要表態的話,(例如1990年的伊拉克戰爭) 它干脆棄權。綜觀1971年它恢復聯合國席位之後,它行使過五次否決權。

   中國的不干涉立場,多少和國際上愈來愈傾向的全球化不咬絃,亦和一些國際領袖,例如在1990年代末期北約國家侵入南斯拉夫時的英國首相布萊爾,所用的言辭不同調。這些領袖著力尋求一些原則,以讓他們干涉別國時被認為是合法的、正確的和恰當的。在這情況下,中國慢慢地被引導入一個體制,在這個體制裡,不干涉不容易成為最後的決定,而所有國家都被要求一體奉行。近年有不少這些例子,即務實主義踐踏自主的例子。中國對於一些過去不願意涉入的議題,或那些它只有極少或邊緣利益的議題,現在是愈來愈被迫歸隊,否則便可能被孤立,或被認為不合作,因而可能在外交上被攻擊。為了避免外交上孤立,中國很多時候和俄羅斯互相配合。(35)

(2017/04/18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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