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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無可避:中國國族主義眼中的港獨



作者:徐承恩

   
   2016年9月
   

   
   2016年仲夏,風雨交加。香港國族之魂甦醒了,當本土民主前線的梁天琦、香港民族黨的陳浩天以及其他支持香港獨立的候選人被選舉管理委員會無理取消參選資格,香港國族主義一下子就從少數前衛者的主張,提昇為社會熱議的焦點。在8月5日晚,陳浩天等號召支持者到添馬公園集會,有成千上萬的人出席,多位被取消資格者聯同部份本土派人仕輪流演講,而這可能是獨派在香港史上第一場大型集會。如此觸動了特區政府以及親北京人仕的敏感神經。教育局局長吳克儉高調回應,指不能容忍港獨思潮進入中小學,甚至以吊銷牌照威脅宣傳港獨的老師。在九月開學後,一些學校屈服於當局的淫威,壓制打算討論港獨議題的學生。部份親共人仕則主張北京介入,或是將宣揚港獨的組織定為非法、或是針對煽動港獨的言論、近日甚至有風聲指人大會釋法禁止討論港獨。港獨與反港獨之爭,就在立法會選舉前掀起一輪腥風血雨。
   
   一直以來,香港獨立都是公共討論的禁忌。大部份人不假思索,就條件反射的報以「不可能」三字。即使近年港中矛盾日益激化,中國干預又日益粗暴,不少朋友仍然認為港獨只是個偽議題。大部份的自由派雖然抗拒中共一黨專政、亦反對中共干預香港事務,卻仍然基於大中華文化主義以中國的愛國者自居。比如陳祖為曾於2004年如此定義「港式愛國」:
   
   關於這個問題,我沒有作民調研究,但在印象上覺得香港社會有兩種對愛國的表述、跟中央的不同。一是樸素的愛國精神,即所謂愛國就是愛中華大地、黎民百姓、歷史文化。另一種是自由民主式的表述,將國家與人民拉近(即主權在民),將政府和政黨推遠。兩種表達的共同點,就是沒有將愛國等於對一個執政政府的認同或支持。
   
   因着這種「港式愛國主義」,不少支持民主自由的朋友認為縱然他們抗拒中共政權、主張香港高度自治,他們仍無可爭辯地算是愛國的中國人。亦因如此,不少人認為港獨運動只是庸人自擾,甚至陰謀論地以為提出港獨的是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這種「港式愛國」也許是出於善意,可惜其立論站不住腳,只能反映論者對國族主義以及中國近代史缺乏瞭解。
   
   不論是中華大地、黎民百姓還是歷史文化,皆不足以證明究竟誰是中國人。東亞大陸帝國的疆土,其邊界在過去幾千年不斷移動。滿蒙疆藏其實都不是自古以來就屬所謂的「中華大地」,嚴格而言嶺南、江南等也是一樣。而香港與中國的黎民百姓的關連,又是從何而來呢?若說香港人與中國人血脈相連,這種論述其實是不折不扣的種族主義。而且即使不論那七拼八湊所謂的「中華民族」,單是漢族本身就是一個來源混雜的民族,而在漢地邊陲的漢人會與周邊民族通婚,又或者本身就是採納漢文化的周邊民族。嶺南人與越南人血緣上的相似度,恐怕不會比與華北漢人的相似度低。近年歷史人類學的研究,多會指出大部份廣府人的祖先,其實並不是北方漢人移民,而是帶著百越血緣的原住民。華南學派的蕭鳳霞和劉志偉指出:
   
   我們和科大衛(David Faure)在有關珠江三角洲宗族的研究中指出,大多數宗族關於祖先定居歷史的記憶和敘述是令人存疑的,這些宗族的祖先並不一定是來自中原的移民,他們實際上更多是本地的土著。這些宗族的部分成員,在不同的歷史階段,操控著他們認作國家權力的像征,加上他們自己的創造,建立起自己在帝國秩序中的「合法」身份;通過貼上了「漢人」的標記,他們與當地其他原居民劃清界線。這些宗族控制了廣袤的沙田,也控制了墟市和廟宇,修築祠堂,編纂族譜,炫耀自己與士大夫的聯系。這些努力提升自己社會地位的人,在演示一些被認為是中國文化的正統命題和身份標志的同時,也創造著一套最後為官方和地方權勢共同使用的排他性語言。
   
   那麼訴諸於源遠流長的「華夏文化」又是否可行呢?問題是這一套「華夏文化」並不由中國獨享,它亦屬於日本、韓國和越南的傳統文化。雖然這些國家的文化與中國的有微妙差別,但中國內部地域文化的差異,也是不遑多讓。如此我們便難以用文化解釋何以日韓越三國不是中國。假如文化真是國族認同之根源,那麼隨着華夏文化向外擴散,日韓越三國理當會與中國越走越近。但事實卻是完全相反,當三國的儒學發展日益發達,離心力卻愈來愈大。就如歷史學家葛兆光先生所言:
   
   明清時期,日本、朝鮮和中國,從文化上「本是一家」到「互不相認」的過程,恰恰很深刻地反映着所謂「東方」,也就是原本在華夏文化基礎上東亞的認同的最終崩潰,這種漸漸的互不相認,體現着「東方」看似同一文明內部的巨大分裂。
   
   這樣,我們必須承認國族主義是現代社會的產物,而國族就是想像的共同體。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並不是說國族是虛構的。與此相反,只要地緣政治因素令某地的精英和民眾有着獨特的集體經歷,他們自然就會想像自己為同時同地面對着共同命運的社群,最終發展為爭取於同一自治政體下共同生活的國族。就像其他社會現象一樣,國族雖是出自想像,卻是真實的,而且其存在很多時都是正當的。
   
   管禮雅(Liah Greenfeld)則進一步強調:不是所有共同體認同都算是國族主義,只有現代的共同體認同才算是。現代的國族共同體,其價值必需是世俗化的。即使某些國族仍設有國教,國民追求的也必然是國族在物理世界的利益和價值。而國族內部得政治,既要主張國民同質性(Egalitarianism)、亦要實踐將國民與政治連繫起來的大眾主權(Popular Sovereignty)。不同國家在實踐上,會有不同的面貌,但共同體認同仍必須要有以上三個特點,才能算是真正的國族。即是說,國族認同不可能只是文化認同、歷史認同,它還必須涉及政治認同。
   
   既然如此的話,要斷定香港人能否成為真誠的中國國族主義者,就要回顧中國近代政治史,看看中國國族主義是如何成形的。
   

先鋒黨專權的中國國族主義

   
   近代史的研究普遍認為中國國族主義思潮的興起,是日清戰爭以後的事。雖然那不是清帝國的第一場敗仗,但東亞大陸的帝國被東亞海洋邊陲的日本打敗,卻徹底顛覆東亞體系幾千年來的秩序。此時清帝國必須重新思考它在國際秩序上的定位,而發展成像日本和西方列強那樣的國族國家,似是無可避免的選擇。
   
   那時候清帝國的知識階層不斷思索,尋求把清帝國轉化為現在國族國家的方案。他們有的主張君主立憲,從而把清帝國轉化為多民族的公民國族國家。有的則訴諸種族主義,主張趕走滿族統治階層,建立以漢人為主、血統純正的新興國家。而後來的發展,則不無折衷的意味:中國於辛亥革命後走向共和,但它想要全盤接收清帝國的疆土,只得將各國語言、文化各不相通的民族勉強拼合為「五族共和」的「中華民族」。
   
   新成立的中華民國有着國族國家的外觀,但當時中國人對於中國國族的內容,仍然沒有共識。部份統治精英想要從上而下的推行改革,以國家主義的方式實行中央集權。這是梁啟超的理想,亦一度是袁世凱努力的目標。後來袁世凱在內政、外交都遇到挫折,就想要回復帝制:結果他只能證明中國早已回不去了。袁世凱一倒,他的舊部就只能割據一方互相攻伐,從上而下的改革就只能束之高閣。
   
   而在清末民初推行地方憲政的嘗試,令地方紳商初嘗政治參與的權利。雖然當時憲制稱不得上是健全,但他們在僅有的公共參與之中得到充權,就想要在地方政治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當時中央集權的大一統國族主義,只是眾多互相競爭的意識形態的其中一種,提倡地方分權、自治以至是獨立的聲音,亦同樣普遍。湖南及廣東的地方精英,都想要趁清末民初的改革,嘗試推動地方的自主權、深化民主改革,一些比較進取的地方人士甚至會主張獨立建國。袁世凱倒台後,中國暫未有能壓場的強人,軍閥混戰無日無之。地方精英便希望能推行地方自治,讓地方能免受紛擾走向現代化,待來日戰事平息後方謀求再組聯邦。部份知識階層亦寄望由下而上的改革,更易達成民主化的效果。他們計劃先推行省議會普選、再公投制定省憲法,然後立憲自治的省份組織聯盟,以期向聯邦制度邁進。廣東省省長陳炯明是聯省自治運動的主要推手,他以「粵人治粵」為執政口號,並開始推行縣議員和縣長的民主選舉。
   
   陳炯明的德政甚得當時往返粵港兩地商人之歡心,只是陳最終在權力鬥爭中敗陣,之後割據廣東的孫文又投向蘇俄,作風日益專制。假如聯省自治的路線跑出的話,懶理中央、着重民主的「港式愛國」,將無可置疑是根正苗紅的中國國族主義。只是歷史的發展,豈能盡如人意?
   
   辛亥革命後中國亂象紛呈,青年知識階層認為那是傳統文化根深柢固的緣故,他們覺得非要把所有舊文化全盤否定不可,讓他們帶領國民從頭改造新中國,中國才會有希望。他們看見黎民的冷漠,就對自由主義及由下而上的民主失去信心。威爾遜以民主大國美國總統之尊參與巴黎和會,又提出民族自決原則,曾令青年寄與厚望。但中國未能取回山東權益的事實,令青年堅信先鋒黨理論:中國國族正在沉睡,非得要有一群先鋒黨喚醒民眾。讓民眾接受先鋒黨的領導建設國家,則是中國國族主義的奧義。一些愛國青年接受了共產主義,孫文亦趁機拉攏蘇聯,先是扭轉劣勢打敗陳炯明,再在蘇聯協助下將國民黨改造為列寧式的先鋒黨。隨後國民黨又與新成立的共產黨合作,將廣東建設為先鋒黨國族運動的前進基地,圖謀以武力統一中國。
   
   北伐之後,整個中國都是先鋒黨的天下,其他不服膺於先鋒黨的論述,都遭受暴力打壓,再也無法抬頭。國民黨的中國國族主義,就是由上而下、服從領袖、完成革命。共產黨有了自己的武裝,才能以暴力抵抗暴力延續下去。他們在打贏國共內戰上台後,新的國旗是代表社會各界的小星、拱照代表共產黨的大星,愛國就是從服從共產黨的指導建設國家。在五星旗下的新中國,黨就是國、國需要黨,愛國也必然意味着愛黨。
   
   在1989年爆發天安門學運時,中共的先鋒黨國族主義幾乎破產。學運人士提倡主權在民的國族主義,觸動同期渴望自由的香港人。但這種自由國族主義未扎根,就被六四的槍彈無情鎮壓,一蹶不振。面對認受性危機,中共拋棄姓社姓資的意識形態爭論,大刀闊斧開放市場經濟,令中國在一代之間從一貧如洗變為走向富強。與此同時,教育部門亦不斷重提十九世紀至中共立國之間的種種屈辱,並將近年西方對中國政治的批評,作為列強亡我之心不死之所謂「證據」。大多數中國人,都因國家走向富強而自豪,覺得要對中共的帶領感恩,而愛國就要跟隨共產黨的腳步抵抗外侮。他們戀慕帝國的榮光,覺得中國帝國復興令他們很有面子,縱使他們大都只是沒有政治權利的帝國奴民。雖然中國仍有追尋自由國族主義的朋友,但大體上他們並未有擺脫黨國國族主義的社會結構,而且他們始終是影響力有限的少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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