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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谱的“以强拆带动自愿拆迁”

   2013年05月24日10:27
   来源:东方早报
   
    媒体近日刊发了对江西宜黄县政协文史委员会主任、宜黄县政协委员李昌金的专访。2010年9月10日,宜黄县发生因强制拆迁导致的自焚事件。10月,李昌金化名慧昌,撰文《透视强拆自焚事件》投书媒体,该文提出“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和“人人都是强拆的受益者”,其观点引起震动。如今,他提出了“真正懂农村的人越来越少”和“没有1%的强拆,就没有99%的自愿拆迁”等观点,再次为宜黄事件辩解。
   


     那么,这个“以强拆带动自愿拆迁”的新辩解真能成立吗?
   
     李昌金说:“宜黄事件发生一段时间后,我先是站在"民"的立场写了一篇《透视》,但当我写好后准备投稿时,发现形势不对,宜黄事件在一些记者推波助澜下,舆论"一边倒"声讨县政府,在这种情形下,我改变初衷、掉转笔头,改站在"官"的立场重写《透视》。不过,尽管版本不同,分析问题的角度和维护的对象不同,但文章所要表达的主题是一致的。”
   
     掉转立场却依然能表达相同的主题,这是个什么主题呢?
   
     他所要表达的主题或许是:“长期以来,我们生活在美好的想象里,巨大的经济成就膨胀了人们的信心,他们忘了我们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忘了民主人权自由是需要经过长期努力才能实现,他们以为西方民主人权自由在当下的中国就能实现。因此,他们对映入眼帘的、现实生活中的一个个残酷事例接受不了。……我很愿意代表宜黄官员发声,甚至代表所有基层干部发声,因为我要让那些妖魔化基层干部的人看到,基层干部并非都是他们想象那种只会鱼肉百姓、无所作为的酒囊饭袋,他们当中,不乏一批有思想、能作为,忧国忧民、铁肩担道义的仁人志士。他们与农民的感情最深,也最同情他们,这方面一定不亚于那些成天以"维权卫士"自居的所谓专家学者。”
   
     不管李昌金有没有必要把包括自己在内的基层干部与“专家学者”对立起来,也不管李昌金所要表达的主题对不对,可以肯定,他时至今日依然没有理解,为什么公众都习惯性地站在被拆迁者一方,为什么当时“所有舆论都一边倒”。
   
     李昌金自己是这么理解的:“那是因为人人都想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借此获得一点可怜的道德优越感,借以逃避残酷的现实。因为在政府与被拆迁户之间,被拆迁户显然是弱势的一方,从心理学上来说,在人的潜意识里都有一种追求崇高的愿望,而同情、支持弱者便能满足这种愿望。还有就是仇官心理作祟,通过指责政府、同情被拆迁户,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宣泄这种仇官心理……”
   
     当年,李昌金所究诘的问题是:到底是不是“自焚”?到底是不是“强拆”引发“自焚”?到底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是否被侵害?到底当事人的要求是否“合法合理”?如今,李昌金所看到的问题依然是:“强拆出事,最主要的并不是被拆迁户原来的利益受到多大的损失,而是被拆迁户希望获得三倍、五倍乃至十倍的补偿,而地方政府通常只肯(给出)一至三倍补偿……”事情真的是“暴吏治刁民”般的无奈吗?
   
     问题的实质不是“同情弱者”,也不在于是否强拆,更不是什么利益矛盾或侵权与否。这些都只是事件本身的微观局部,当事人及社会舆论对事件的反馈所包含的态度,才是更值得深思的宏观大局。事件的真相当然重要,可事件本身及其舆论化之后的“情绪指向”却更加重要。这个“情绪指向”不是别的,正是李昌金一直忽略的“地方政府威望”问题。
   
     事件发生之后,率队拆迁的宜黄县常务副县长以及县长、县委书记都很快被免职,但“9·10江西宜黄拆迁自焚事件”的实质问题是:为什么老百姓对一些地方官员越来越有抵触情绪?为什么城市建设上去了,一些地方政府的公信力却下来了?用更通俗的一句话说:为什么当官的镇不住了?
   
     当李昌金仍津津乐道于地方官员的“劳苦功高”和“发展的硬道理”时,问题的本质被掩盖了。李昌金谈“道德制高点”问题,可他似乎没能看到,在道德的“崇高、善心、本分、低劣、无耻”这五个层次里,对地方官员来说,鱼肉百姓是无耻,无所作为是低劣,有想有为和忧国忧民则仅仅是本分。这意味着,随着时代发展,人们对地方官员的本分行为不再感恩戴德,而对其偏离本分的行为则会疾恶如仇。也就是说,地方官员公信力的高低,已开始不再取决于其本分行为,而是更多地取决于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偏离本分行为。
   
     所以,问题根本不在于地方官员里有没有“铁肩担道义的仁人志士”,问题在于,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地方官员偏离本分行为(如与开发商勾结、操作暗箱化),地方政府的公信力就会出现问题。
   
     信任、信心和信仰,是从相信到崇敬的三个层次。相信和崇敬不是凭空而来的,是从每一件小事的每一个细节中博弈出来的。谁也无法否认地方官员在改革开放后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但是,当偏离本分行为的地方官员多到一定程度,地方突发事件的本来面目或许就不再那么重要。道理当然简单,如果你已经丧失了信誉,你说的话再精确也要被大打折扣。所以我们中国的老话说:不信则无,无信则不立。
   
     地方政府的相关人士也许无法避免以“摆平”为目标的实用主义办法,但观察者和研究者不能只停留在这个层次上看问题,更不能被“理解基层干部的苦衷”一叶障目。我们非常遗憾地发现,李昌金依然缺乏这样的反思:重建地方官员的信誉到底要靠什么?仅仅靠摆出个别事件的真相和多面性能行吗?仅仅靠一分为二的辩证分析就够吗?是真正懂地方政府苦衷的人越来越少了,还是选择不相信地方政府苦衷的人越来越多了?为什么“实现社会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互信似乎很难”?为什么人们更相信“潜规则”?
   
     突发事件及其社会反应都是短暂的,然而,突发事件及其社会反应背后的支配因素却是长久的。信誉无小事,威望重如山。如果仅仅是因为无法直接触及那些支配因素,我们就习惯性地选择把眼界局限在突发事件及其社会反应上,最后恐怕会“后果很严重”。
   
     (作者系旅美学者)

此文于2018年04月14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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