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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最大败笔——反儒运动

   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最大败笔——反儒运动

   陈让《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最大败笔——反基督运动》一文提出:“中国大陆落后于世界,问题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一、几千年儒释道传统文化对专制皇权的维护,致使几千年华夏大地出现不了现代意义的自由民主宪政乃至公民概念,阻碍,扼杀了社会文明发展进程。

   二、五四时期,以北大陈独秀为首的知识分子,拜苏俄为师,以斯大林模式治党治国,以致祸害无穷,延续至今。

   三、民国初期的知识分子,还是以当时北京大学为主的知识分子,在华夏大地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基督运动,致使中国与世界领先的文明,文化再次失之交臂。从此后,中国走上了一条文化灭绝、生灵涂炭的自毁之路。

   非常认同第二个问题,只是仍不够中肯和全面。阻碍破坏中华文明进程而以致祸害无穷的,不仅是“以斯大林模式治党治国”,更是以马学为党国意识形态。只要马学占据党章、宪法的指导思想地位,无论什么模式,都是马家政治。

   第一个方面正好相反。是以反孔反儒为核心的反传统运动,摧毁了中国社会基本的道德根基,阻碍,扼杀了社会文明发展进程,也让自由民主宪政和公民精神丧失了立足点。在过于无道缺德的地方,不仅王道政治不可能,霸道也不可能;不仅德治礼制不可能,民主法治也不可能。

   认为儒家是反对西方文明和民主自由、维护“皇权专制”的专制主义文化,是一个流行百年的思想错误。特驳以以下三点。

   首先,儒家文化认可但并不局限于家天下君主制。在上古,曾开出“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禅让制,此制落实主权在民,颇富民主色彩,被孔子和历代儒家视为最高政治理想。(详见《主权在民论》)在清末,又差点可出君主立宪制,这应是当时最为适宜的道路选择,可惜由于清廷的颟顸和革命党的激进而被迫中断。

   历史有其局限性。儒家对家天下君主制的认同和维护,就是对这种局限性的尊重。注意,君主制有多种,暴秦实行的是法家君主制,以君为本;洪杨帮(太平天国)实行的是政教合一的君主制,以神为本,都是极权暴政。儒式君主制,原则上以民为本,虽然君主专制,并不极权暴政。

   专制与极权两个概念,并不相同。专制有良性恶性之别,例如法家和宗教君主专制,皆为恶性,儒式君主专制,则为良性。儒式君主制并不理想,但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却有其天道合理性和民意合法性。

   儒家认为,制度必须既有传统性,又有时代性,好的制度必须是两者的圆满统一。所谓传统性,就是要“允执厥中”,坚持以道统为指导思想,并吸取历代尤其是前二代的制度精华;所谓现代性,就是要符合时代要求。

   《礼运》说:“夫礼必本于天,动而之地,列而之事,变而从时,协于分艺。”又说:“故礼也者,义之实也,协诸义而协,则礼虽先王未之有,可以义起也。”《礼器篇》说:“礼时为大,顺次之,体次之,宜次之,称次之。尧授舜,舜授禹,汤放桀,武王伐纣。时也。”

   “礼时为大”、“变而从时”和“可以义起”,都是强调礼制与时俱进的时代性的,这是儒家制度原则之一。只要时代需要,只要符合义德,即使先王没有的制度,也可以根据义德而制定。

   其次,高度评价和赞赏西方文明及其价值观并主张向西方学习的,最早就是清末民初儒家群体,包括徐继畲、王韬、冯桂芬、马建忠、郑观应、郭嵩焘、张树声、薛福成、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等。

   徐继畲早在鸦片战争后不久赞扬美国和西方:“米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又说:惟西方尚“得三代之遗意”。(徐继畲:《瀛寰志略》,卷九)

   薛福成说:“唐虞以前,皆民主也。……匹夫有德者,民皆可戴之为君,则为诸侯矣。诸侯之尤有德者,则诸侯咸尊之为天子。此皆今之民主规模也。迨秦始皇以力征经营而得天下,由是君权益重。秦汉以后,则全乎为君主矣。若夫夏商周之世,……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之说,犹行于其间,其犹今之英、义诸国君民共主政乎? (《薛福成日记》)

   王韬大赞西洋“以礼义为教”,“以仁义为基”,“以教化德泽为本”。(见钟叔河:《走向世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

   郭嵩焘说:“三代以前,独中国有教化耳……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他还说,英国由于“仁爱兼至”,赢得了“环海归心”(转引自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中册)。 清末儒家有一个共同点,将美西与三代相提并论,有过度抬举美国和西方之嫌。同时他们又过度贬低了汉朝和以后的历代儒家王朝,认为三代以后,中国就不行了,夷狄化了。谭嗣同说得特别激烈:“两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两千年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秦后“二千年由三代之文化降而今日之土番野蛮者”云云。(《仁学》)

   这些说法低估了汉唐宋元明的伟大,低估了儒家文化对历代王朝的巨大影响。但也于此可见,他们对西方文明及其价值观,只有敬仰学习之心,毫无排斥反对之意。

   第三、熊十力、钱穆、牟宗三、张君励、梁溯溟等等新儒家群体,对西方文明和民主自由都有不同程度的认同。熊十力揭示了儒学中蕴藏着深厚的民主意识和自由精神,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总结了中国古代政治中平等、 民主、法治的因素,牟宗三将民主自由与儒家外王等同起来,张君励是民初立宪派和“中国宪法之父”,一生追求民主宪政。梁漱溟将"中体西用"的命题从器物、制度层面推进到文化层面,以此接纳民主和科学。

   1958年元旦,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四人联名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对西方文化和文明给予高度赞肯,对中西之思想、精神、政治之同异和如果融会贯通作了颇有意义的阐说。

   上述三点,足以完全否定流行百年的儒家反西方、反民主的谬论,并可以从侧面说明反孔反儒的危害和后患。

   反儒比无儒更坏。无儒如无父之孤儿,有机会慢慢成德成才;反儒如弑父之逆子,再也没有了成德的机会,非下地狱走一遭不可。这就是五四通往四九和文革的逻辑和因果之必然,也是中西差距急遽拉大的根本原因。对此,我有一个还不著名的比喻:西方无父本可怜,却有幸不断成人;中国有父本幸运,却弑父自绝人道。

   致使中国与世界领先的文明、文化失之交臂,让中国走上了一条文化灭绝、生灵涂炭的自毁之路的,正是潮起于五四、泛滥于民国、高潮于文革的反儒运动。

   说反儒运动是近代知识分子最大败笔,其实轻描淡写了。反儒运动不仅是败笔,也不仅是错误,而是近代知识分子最大的罪恶,是对中华文化、文明和历代圣贤作恶,对中华民族犯罪。反儒之文化道德颠倒,导致社会、政治一切颠倒,导致中国在蒙昧主义丛林中愈堕愈深,人道主义灾难层出不穷。

   在这个时代,儒家应该、必须也必然充当颠覆者,颠覆野蛮,颠覆黑暗,颠覆假恶丑的一切,把颠倒的一切颠倒过来,让反常的一切恢复正常。历代圣贤豪杰与我们同在,各派大师大德时间站在我们这边。儒家劫后来复,力量还很微小,但时间站在我们这边。儒家代表中国,未来属于儒家。

   至于“反基督”,在中国并未成为运动,至少其深广度和力度都无法与反儒运动相比。其实,西方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才是持之颇久的反基督运动。它们弘扬“人性”而反对神学束缚,倡导“理性”而反对教会与君主专制,是人本主义对神本主义的文化革命。西方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价值观之流行,民主制之建成,都有赖于这一革命的成功。

   只不过,革命并不彻底,将神本主义驱离政治领域、也就是政教分离之后,为神本主义划定了一块“自由地”,即信仰自由。这就像汤武革了夏商的命之后,以“存二统”、“通三统”的方式为夏商政权保留了夏商的政统一样。

   陈让说:“放眼当今世界,多数发达国家都有一个共性——具备坚实的基督信仰。”这是误判。政教分离,人本主义取代神本主义上升为西方主体文化和主导思想。基督教就逐步边缘化和世俗化了,其政治和制度影响越来越微小。之所以社会影响仍然较大,主要是传统惯性所致。在日本,基督教就无法普及。

   陈让说:“希望在这个信仰缺失的时代,在底线尽失的时代,在道德沦丧的时代,在大变革来临的时代,每一个中国人都能找到自己的(宗教)信仰”云云,说得好。但不是要“认识上帝,知晓上帝,爱上帝,享受上帝带给人类的巨大恩典。”而是必须找回中国人自己的信仰。

   中国人的信仰包括儒佛道三家,又以儒家为主。从文化道德层面讲,中国就是中道之国,中国人以中道信仰为主。中道,即中庸之道,孔孟之道,仁义之道。信仰中道者,最高为圣人大人,其次贤人,其次君子,其次士。士是有志于学习中道的人。中道,是中国的精神本色和中国人的基本信仰。2017-3-30余东海首发北京之春

(2017/04/02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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