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楚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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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楚:成都《志古堂》传人的遭遇—纪念五姨妈和大表哥(图)


   蔡楚:成都《志古堂》传人的遭遇—纪念五姨妈和大表哥(图)

   
   五姨妈(上)、表姐王宗敬(左)、蔡楚(中)和大表哥王宗祥
   

   
   去年8月29日下午,我大表哥王宗祥在成都因病去世,享年83岁(1933年~2016年)。大表哥去世前,我小妹去363医院看他,大表哥脑梗后一时清醒一时糊涂。小妹在病房坐下不久,大表哥口齿不清地嘴里喃喃念叨:“外面有人在监视,喊你哥不要乱说,快走。”小妹没有马上走,他眉毛皱成一团,眼睛眯缝着左右顾盼,手指放在鼻口中间,非常小心神秘地又说“快走,外面有人监视”,然后脸涨得通红。可见,他临终时还生活在恐惧中,而且还挂念着我。
   
   
   
   大表哥的祖籍在山西省太原市,爷爷王述斋,又名王作富,自清道光28年(1848年)即在成都学道街首建书坊——志古堂。其时,由于志古堂刻印的书选题对路,校勘与制版精美,从而深受当时文化学术界的好评。原四川总督张之洞、吴棠都曾先后捐资志古堂刻印出《许氏说文解字》、《望三并斋》、《韩诗外传》、《杜诗镜铨》等精美刻本。我外祖父邱光第(字仲翔),在志古堂校注了多部古籍,如《华阳国志》等,志古堂不愧为晚清四川首屈一指的书坊。
   
   
   
   五姨妈邱淑琚(1914年~1987年),是我母亲唯一的胞姐。五姨妈毕业于益州女子中学。在二十世纪的初期,这已算受过良好的教育。1932年,五姨妈与王述斋的儿子王新培(祖佑)结婚,从此,便与志古堂结下了不解的因缘。
   
   
   
   1945年,姨父王新培(祖佑)去世后,五姨妈邱淑琚即与王家婆婆一道艰难维持住志古堂的业务,在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状况下面,五姨妈与志古堂员工一道担负起文化传承的苦苦生计。
   
   
   
   大陆易帜后,开始一系列的运动。前朝的高官及亲属早已逃往海外,而人微言轻的小老百姓开始还以为得到“解放”,待运动一一展开,就感到自己变成了一叶颠簸在大海风浪中的孤舟,只能听凭风暴的安排。五姨妈就因为是志古堂的业主,加上家中有几亩薄田,1950年土改期间被划为“地主分子”,戴帽管制两年。志古堂自然只能关门“大吉”。抗美援朝时期,五姨妈又将志古堂的书板全部捐献给成都市人民政府,由政府派员运走,存于成都文殊院内。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除了其中一部分被当局选走外,其余不幸在文革中被作为“四旧”焚毁,而志古堂的匾牌,这块文化见证物,却于无奈中被五姨妈送到乡间亲戚家保存。
   
   
   
   不无辛酸的是,在那个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这块文化的见证物在乡间亲戚家也是秽物,亲戚只好把它反转扣在猪圈前面,作为粪坑的踏足板,反而在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幸存下来。
   
   
   
   五姨妈只被戴帽管制两年,没有像其他的“地主分子”帽子戴到死,还要由子女继承。究其原因,是大表哥在1950年初参军,当时在福建前线保卫祖国,作为现役军人的“光荣军属”,五姨妈戴一顶“地主分子”帽子,于当局的脸面也不光彩吧?
   
   
   
   王宗祥表哥比我大12岁。小时候,我们两家在成都小淖坝街相邻而居。大表哥喜欢逗着我玩,而我经常为此大哭大闹,致使我上学前,声音一直是沙哑的。这是我在5岁前对大表哥仅有的记忆。
   
   
   
   大表哥后来曾对我说:“小时候你扮刘师亮(注1),手拿一根竹竿,头上飘着顶戴,脸上挂着戏脸壳,模仿大白天提着灯笼在街上走。我给你抢了,你哇哇大哭,告给八姨妈,八姨妈去找我妈,才算了事。”
   
   
   
   1951年,五姨妈用卖房剩下的家具作价入股,进入成都烟厂当工人。1954年,烟厂以资方人员为由,把五姨妈裁减回家。直到1957年,五姨妈在家以手工编织毛衣为生。1957年,五姨妈进入成都市卫协门诊部(后改名为成都市中医医院),充当一名挂号、划价、收费的勤杂人员。家中的书籍、字画全部荡然无存,剩下破裂的墨砚被垫在破柜足下作为平衡的支点。直到改革开放初期,王家的后人从香港来信寻找他们时,五姨妈还不敢回信,悄悄地把来信烧了,怕又来个“秋后算帐”。
   
   
   
   1958年,我小妹蔡坤一被母亲送到五姨妈处寄养。后来,母亲遇难,小妹一度改名为邱坤一。小妹回忆说:“在大搞阶级斗争的年代,‘地富反坏右’,地主成分排在被打倒的第一位。五姨妈邱淑琚是我亲如母亲的妈妈,那个年代本人成分地主,度过了多么恐惧、屈辱、凄惶、卑微的几十年。现在想起来,她是多么自持、坚韧、清洁而又端庄。”
   
   
   
   小妹回忆:“小淖坝街——成都市南门一条静僻小街。清末民国初,那个地方集中居住着官宦士绅、大商人家。小淖坝街31号,清道光年间即开设书坊“志古堂”的王家,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前在那里居住。青砖高墙,雕花门楣,高门栏,厚重的双开木门。木门上装饰着一对青铜兽——护门神饕餮含着门环。门前有石狮,墙上镶嵌着拴马柱……这一切,似乎叙说着房屋主人当年的辉煌。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常到小淖坝街去,每月从我大叔处要三五块钱。每当我从这里经过,总不由自主惶惑地朝院里张望。那门前的石狮面目已经模糊,那三重天井阴深的四合院早已变成多户人家居住的大杂院。脑海里幻化出当年四川最早的书店‘志古堂’王家,八乘大轿迎娶五姨妈时的场景。当年王家娶的媳妇好漂亮:纤纤身段、白白皮肤、高高鼻梁;王家的娶亲好排场:小淖坝街上搭戏台、扯天花、放鞭炮、唢呐子吹得震天价响……虽然时过境迁,现谁家都巴不得是五代赤贫,唯恐粘上‘九种人’(即地、富、反、坏、右、关、管、杀、臭老九)和复杂社会关系(其中包括海外关系),可我大叔和邻居老人们那时还常常神秘兮兮、悄悄地向我叙说起当年的场景。”
   
   
   
   1961年8月,我失学后,每天去四川省图书馆自习。1962年夏天的一天,在督院街东口巧遇表哥王宗祥。记得他当时身穿军装,肩上是中尉军衔,新婚后带着陈瑛表嫂回乡省亲。而我却是面黄肌瘦,头发凌乱,一双赤足。他询问我家的近况后,教训我:“不要不务正业,赶快去找工作,好帮助八姨妈(我母亲)”。我当时颇不以为然,心想:你在部队吃得一肥二胖,哪里知道蜀中父老被大批饿死——真是饱汉不知饿汉饥。但我没有吭声。
   
   
   
   被冠以“革命军人”的表哥万万没有料到,他在福建空军地勤中被控制使用,一直不能入党。文革中即被军方审查,林彪事件后就被清理复员。表姐王宗敬的丈夫谷大哥也与大表哥同时被清理复员。
   
   
   
   1971年8月以后,中国的临时工开始转为正式工人。当时,我在成都轴承厂做临时搬运工。直到1972年下半年,我看到厂里一批批临时工转为正式工人,却没有我。我在上班时遇到主管我们的供应科陈林祥科长,就问他为什么不给我转正,他说:“保卫科调查了,说你参加过反革命组织。”我又问:“既然说我参加过反革命组织,那么反革命组织的名称是什么?”陈无法回答。后来,大表哥悄悄告诉我,轴承厂的保卫科长是他的战友,保卫科长告诉他:“你表弟父子俩都是反革命,档案一大堆。”我这才知道我去世的父亲的档案放在我的档案里,这叫“子承父业”。所以,直到我1979年平反后,才转为正式工人。
   
   
   
   小妹还回忆:“大陆易手后,老店歇业,家里开始还能靠变卖点旧物度日,经‘公私合营’老店亦被‘自愿捐献’后,就只有靠五姨妈四处做工供养一家人了。她总算在市中医医院有了正式工作,每月不过二三十块钱。还要供养隔房王婆母和其养女,直到文革前王婆婆去世和养女1965年高中毕业参加工作,其间还带上了我这个小幺女。
   
   
   
   “文革中,五姨妈生怕被抓去批斗、陪斗,走路怕踩死蚂蚁,说话轻言细语,在街坊邻居面前从没红过脸的人,哪能经受在众目睽睽下弯腰挂黑牌,剃阴阳头任人唾骂的场景。家中残留的字画、折扇、照片、衣物等,烧的烧,送的送。明清留下的瓷器,凡有送子、富贵、仕女图案的一律摔碎。有把不锈钢刀叉,上面有“USA”字样。放在蜂窝煤炉上烧红后反复扭曲,完全变形才敢拿去丢掉。五姨妈一下衰老了许多,患上了哮喘病,烟酒吃得更厉害了。晚上气喘心慌恐慌得不能躺下,唯恐第二天被抓去批斗。背上垫着两床棉絮斜靠在床上,只有一针一针打毛线熬到深夜。
   
   
   
   “从我有记忆起,五姨妈一直端端正正,斯斯文文,清清爽爽。她19岁生子,31岁守寡,直至73岁去世,42年时间,从未主动想要改嫁。只有一次,1954年大表哥从部队回家,听王婆婆告状说‘你妈要嫁了!’大表哥赶紧问了五姨妈,才知道有个烟厂的张老陕追求她。大表哥守到五姨妈哭了一场说‘我都这么大了你咋个还要嫁人呢?’那时,离婚、再嫁都是极丑的事。我是那天把我大哥写的回忆文章,交给大表哥看时才知道这件往事的。大表哥对我说:‘我妈唯一一次可能的幸福被我阻拦了啊!我那时才21岁。’于是,时年70岁的大表哥已泪流满面。”
   
   
   
   1979年时,成都市某些人要自诩为中华文化的传人,异想天开地要为一己之利,修成都市的出版志。他们千方百计出重金要收购志古堂的匾牌,这时五姨妈和大表哥从罗家碾的粪坑上找回了这块文化见证物,其勇气和文化秉性却突然闪现出来。五姨妈同大表哥俨然拒绝了,他们的形象在我心中陡然高大起来。
   
   
   
   小妹又回忆:“五姨妈肺心病晚期,于1987年2月住进了塑料厂宿舍旁边的363医院。后转为肺脑综合症昏迷了一段时间,于3月9日晚9点停止了呼吸。昏迷中她口中念念有词:‘1、2、3、4、5……’围着她的亲人们都不知道她在说啥!我站在她的病床边想起童年时我在药房里说过的话!可我何曾给她买过烟,何时供养过我五姨妈?她把我当亲生女儿看待,她老了病了,需要人照顾陪伴,我是否经常去伺候她?我忙,忙于挣文凭挣表现挣功名,到头来却一事无成悔之晚矣。而我慈祥端庄的五姨妈却常常孤灯独守,数着毛线针:‘1、2、3、4、5……’熬过凄风苦雨,严冬酷夏!恐惧、屈辱、孤苦、艰辛已经离她而去,只有机械有序地重复‘1、2、3、4、5……’”
   
   
   
   二十年前我移居美国后,接受了亚洲自由电台记者的采访,亲属中谁也不知道,唯有大表哥告诉我小妹说:“在外台收听到你哥哥的声音。”可见大表哥的思想已有变化,而且十多年前中国社会的管控还稍稍宽松,“革命军人”已敢收听“敌台”。但是,大表哥临终前,却仍处于恐惧中。
   
   
   
   《志古堂》从清道光28年(1848年)创办,到1950年9月停业,历经百年风雨。这样的文化传存书坊,清朝能支持,民国能容纳,唯有“人民共和国”不能容纳。最近,我在网上搜索到不少志古堂刻本。看来,把抢劫标榜成“解放”的红色传人们,又以“人民的名义”在继续新的生财之道,难怪他们要出重金收购志古堂的匾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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