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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尋找本土──讀徐承恩《香港,鬱躁的家邦》

   

作者:練乙錚

   
   氣短集 香港蘋果日報 2017年3月15日
   


   
   讀了史家徐承恩先生寫的一本香港史,有感而言。
   
   或者可從日前大陸「兩會」上中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的一句話談起。他說:「中央任命行政長官時,不是橡皮圖章,而是有實質任命權。」如果不細察語境,這句話沒甚麼奇怪:當權派認為天經地義,反對派覺得那是共產黨一貫的專制話語。
   
   張德江那句話值得玩味,其中包含兩個要害:一、「實質任命權」是當民意背離黨意時直接由黨全權行使的,等同「反民意任命權」。不過,共產黨怕尷尬,不採用「反民意」這個詞,而用「實質」。
   二、「橡皮圖章」的意思和用法,被這位黨國領導人徹底顛覆。「橡皮圖章」一般指這樣的一種決策機構:在重大議題上,機構成員的意見無份量,決定由頭到尾都由「上頭」做,成員只負責舉手通過,在文件上蓋章。這種機構到處有,中國特別多,「兩會」是典範。奇怪的是,領導人談香港選舉,竟強調自己「並非橡皮圖章」,那是甚麼意思?
   
   如果《基本法》說的那個「具充份代表性」(能反映民意?)的選委會選出一個不完全契合張德江心意的人當特首,而他竟被迫接受這個結果及背後的民意,那麼堂堂人大委員長就變成「橡皮圖章」了;因此他當然要提醒大家,他會代表中央一意孤行,行使絕對的否決權。
   共產黨簡單一句話,裏頭也那麼多的「微言大義」,如果由它來寫它自己的歷史,這歷史你可相信?如果由它來寫你的歷史,這歷史你能接受?
   

鄭成功為例 歷史書寫面面觀

   
   明末活躍在福建沿海一帶的海商鄭芝龍,與荷蘭殖民人合作,在東海一帶走私,作業範圍北至日本,後來接受明朝招安,改為對付荷蘭人,並在台灣開設基地,是為漢族經營台灣的開始。他在日本的時候,娶九州平戶女子田川氏為妻,生下鄭成功。鄭成功繼承亦商亦盜的家業,明亡之後受南明賜國姓朱,世稱「國姓爺」,繼續抗清,並在台灣扎根。
   
   台灣當時並非荒島一個,而是大量原民生活了至少一萬年的居地。有實物證據的史前史說明,在五千年中華文明出現之前,他們就已經在那裏繁衍;現代人類學者歸類之為「南島人」(Austronesian)。和所有海洋帝國主義者一樣,鄭成功扎根台灣,靠的是對那裏的「低等民族」大規模搶地、殺戮,種下的是四百年「原漢衝突」。
   
   然而,殺剩的原民太少,他們沒有文字歷史,而漢人寫的歷史諱言事實;後來清帝國收復台灣之後,延續漢人政策殖民台灣,繼續漠視島上「化外之民」的利益,更對原漢衝突閃爍其詞。因此,在漢族的歷史論述裏,鄭成功不僅順利當上反清復明民族英雄,更是開發台灣的最大功臣。今天北京強調的「台灣自古以來就是我國領土」,便是鄭氏功勞。甚至,以早期漢族或漢化了的百越族移民的後代為主的台灣人(即前一段時期裏俗稱的「本省人」),竟也普遍認同這個論述。
   
   但台灣原民並不這樣看鄭成功。民進黨籍立委Kolas Yotaka(阿美族)上周於立法院質詢大會上指出,內政部每年辦理「春祭」並由部長擔任主祭,當中包含鄭成功紀念儀式,原民對此十分不解,因為當年就是鄭成功進行武裝拓墾,將原民土地任意分配給他手下文武官員,剝削程度甚於荷蘭人。她說:「這就好像現在在台灣還有人拜蔣介石、陳誠,大家是甚麼心情?」
   
   台灣有關鄭成功的爭議,主要已不在於歷史事實,而在於對史實的看法和態度。換句話說,史實怎樣解讀,歷史怎樣書寫,無可避免有立場問題。
   

史料集和歷史 非一一對應

   
   理想國裏,歷史是自然科學,相應一套客觀真實,只有一個準確的對真實的論述。但事實上,除了在處理個別微細史料的時候,史家通常不能絕對客觀;史料的整合程度越高,書寫便越發包含主觀意識與立場:為甚麼要將史料A結合史料B而得出結論,而不是選取史料A和史料C的組合呢?當史料組合足以支持一個單一複雜歷史事件(如1989年64天安門事件)的重構之時,據此作出來的大體上客觀的論述卻往往不止一個;而所謂「大歷史」的書寫,就更難規範。
   
   這是因為任何發生了的事情、場景和背景,加起來總是無比複雜的;史家在收集史料,並對之篩選、加權、最後試圖重構成為一個「有理故事」的時候,每一步都牽涉主觀。簡單地說,史料集和基於這個史料集而書寫出來的歷史,之間的關係並不是簡單的一一對應;從同一個史料集出發,可以「客觀地」書寫出若干套取態甚或結論也不同的歷史。何況,史家有時還會從相當不同的史料集出發書寫歷史。(注意,這還未考慮刻意歪曲或揑造歷史等不良動機和行為。)
   
   例如,過去我們通常讀到的清朝歷史,主要是民國以來史家根據漢文史料寫成的。九十年代興起的「新清史學派」,則重視從滿、蒙文中發掘原始材料,建構出不同的或者是更大的史料集,然後進行書寫。後者自會帶有不同的視角,於是產生了所謂「邊陲作為中心」的另類論述。這個學派的發軔,無疑是和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新馬克思主義者對西方近現代殖民主義時期裏佔了主導地位的「歐洲中心主義」思維的批判密不可分的。
   
   可以說,任何一套哪怕是嚴格地使用客觀史料書寫出來的歷史,也不可能是唯一合理的、絕對權威的;若有一套歷史說法是定於一尊了,那很可能是受惠於政治權力肆意排他的結果。這個道理,替新的歷史書寫打開了門路。
   

本土運動和歷史書寫

   
   顯然,像在台灣這樣的一個多族群國家裏,歷史書寫包含了一個深層矛盾。要解決這個矛盾,生成一套各方都可接受的歷史,政治前提是族群平等,並且在平等的基礎上走向融和,而文化前提則是每個民族首先要寫出自己的信史。做到這點絕對不容易;政治和文化資源的長期不平等是障礙,但更根本的是,弱勢民族必須從不自我識的沉睡中醒覺,意識到需要有自己的歷史論述。知此而後可行。
   
   在台灣,迄今佔主流地位的大歷史論述特別是近代史論述,還是國民黨政府1949年遷台時帶過去的那一套,香港人完全熟悉,因為基本上就是特區政府在中學廢除中史必修科之前教授的、以「中原/華夏史觀」為基礎的同一套。這套論述特別是其近代史部份,經過近百年來學者的千錘百煉,學理基礎已經十分穩固,再加上政權力量在學校裏強制傳授了幾十年,已經佔據起碼兩代中國人的頭腦,根深柢固。
   
   不過,台灣的本土運動源遠流長,政治民主化之後也經歷了三次政黨輪替,故有一套歷史觀念和歷史教學的壟斷地位已然鬆動。以本土史觀寫出來的歷史著作,逐漸能夠和原來的一套分庭抗禮,其中尤以左翼史家施朝暉(筆名史明)以獨立台灣、勞苦大眾的觀點寫出來的《台灣人四百年史》最重要。
   
   施氏早年留學日本,於其時已經主張台灣獨立,觀點與中共當時操控的台灣共產黨一致;二戰期間,他到大陸領導「台灣隊」抗日,後因不滿共產黨的獨裁傾向而分道揚鑣,重新回到日本,之後埋頭苦幹十餘年,寫成他那本今天不少台獨人視為「聖經」的台灣史。原民方面,筆者孤陋寡聞,還未見過定義性的原民史面世;台灣國史館文獻館在這方面做的工作相當多,但主要還是原民史料的發掘和整理。
   

香港人 自己歷史自己寫?

   
   一直以來,香港的重要性都是以其對大陸的影響而言的。例如,在論述孫文革命和香港的關係、省港大罷工和中共的關係、韓戰時期香港的轉口港角色對大陸的貢獻、大陸改革開放時期對香港資本和管理經驗的依賴、八九民運裏香港人組織的「黃雀行動」如何支援中國民運等等之時,香港都只是因中國而重要。
   
   這種香港從屬中國、邊陲從屬中土的觀念,不僅主導了建制思維,也一直是香港民主運動裏普遍的、幾乎是致命的根本立場:香港民主運動只是中國民主運動的一個組成部份。這種觀念的壟斷性非常穩固,要到2010年以後、本土運動興起了,才慢慢給打破。
   
   反倒是在學術圈子裏,七、八十年代起便有變化。例如,耶魯大學社會人類學教授蕭鳳霞和她的研究團隊近四十年來以香港為基地做出的大量嶺南研究,特別是漢文化與嶺南非漢民族之間的複雜關係的研究,提供了豐富的史料和思考素材,有助建構以香港為主體的歷史觀。(蕭鳳霞、劉志偉論文《宗族、市場、盜寇與蛋民──明以後珠江三角洲的族群與社會》)。史家徐承恩先生在台灣出版的近作《香港,鬱躁的家邦:本土觀點的香港源流史》(改寫自他在香港出版的《鬱躁的城邦》),大量利用了這些學術研究,根基紮實。
   
   筆者與徐先生素未謀面,之前只讀過他以介紹文獻為主的《城邦舊事》,覺得很有啟發,這次再讀他的新書,一些長期覺得困擾的關於香港歷史的疑惑給解開了,因而覺得值得把書推介給更多的讀者和朋友。適值本土運動進入「休漁期」,要是大家選擇停一停,讀點書,充實一下自己,很可能是更有益的。
(2017/03/15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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