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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憶劉述先教授

   劉述先教授逝世,令我想起了當年在中大新亞書院哲學系上他的課的一些點滴,以及他對我個人的影響。1970年代初,他初來香港執教。後來得知他在1981年才出任哲學系講座教授並兼系主任,1999年榮休。相信我(也有一些其他的同班同學)是劉教授在中大教學的第一代學生。根據我自己的修課記錄,我在三年級的時候(1972/1973)修讀了他的兩門課:一門是加西勒的文化哲學,另一門是普通西洋哲學史。

   那幾年間,可能劉教授來回於港美之間,而我在1974年畢業後,修讀碩士跟隨何秀煌教授撰寫碩士論文,因此與劉教授的接觸不多。不過,無可否認,雖然是短短的一年,他也是我在哲學系內最欣賞及佩服的老師之一。

   劉教授並非新亞書院出身,師從臺灣大學的方東美先生,在美國南伊大取得博士學位,並在美國任教有年。我當年入讀哲學系目的有二:一為找尋人生的意義,二是尋求「經世致用」的學問,對社會作出貢獻。入讀哲學系後,兩者並未有所得着,思想及人生方向陷於迷惘,正在找尋出路,此時哲學系迎來了劉教授,令我有春風送爽之感。

   1970/71年,正是保釣運動風起雲湧的時候,我也跟隨新亞學生會參加了這場運動。初來任教的劉教授,雖是局外人,也在新亞學生報發表了一篇論述保釣運動的文章,其論點已多忘記,不過,印象中大概是在建制與支持學運之間的立場,對保釣既有批判也有讚許;行文論點清晰,情理兼備,雖然不是完全贊成學生的觀點,我看了之後大為折服,令我有讀哲學該當有如許水平之感覺:於學術有所專精,於世局則有「淑世」的情懷;身為知識份子/學者,分析世情不可太抽象,能指向未來的發展途向,尤為重要。這也是我讀哲學的初衷,可以說,有一個時期劉教授是我心目中「理想學者」的典型。

   劉教授不但是中西哲學兼通的學人,更且對西方文學也有深邃的理解。我讀完了他早期的著作,如:《新時代的哲學與方法》、《加西勒的文化哲學》、《語意學與真理》、《生命情調的抉擇》以及《文學欣賞的靈魂》等書後,對他更為佩服。

   劉教授個子不高,是典型的學者模樣,有一些羞澀的樣子,談話不徐不疾,講書的時候並不望着學生,也許正在專注於自己思考或講述的課題,與學生未有多作交流(70年代的學者多是如此)。在文化哲學的課堂上,他拿出自己關於加西勒文化哲學的書,逐章講下去,內容是頗為新穎的,但是表達方式卻頗沉悶。在西洋哲學史一科,他用的書是德國學者Windelband所寫的西方哲學史(英文二冊),這本書通俗易懂,對我瞭解西方哲學史的發展大有裨益。後來我自己讀了Copleston的西方哲學史(八冊讀了五冊)以及羅素的西方哲學史,都不及這本精彩。記得劉教授用三條問題概括西方哲學史的發展,對像我一樣的年輕學子的理解,實有提綱挈領的作用,這三條問題就是:What is the origin of the universe?(指古希臘的時期);What is the extent of knowledge?(指西方笛卡兒及休謨以來的理性及經驗主義的知識傳統);What do you mean?(指20世紀以來的語言分析傳統)。由於碩士畢業之後,我轉了研究方向,專注於社會科學,這三條問題成為我對西方哲學發展方向的最終知識。

   在一年的修課期間,可惜我自己生性內向,與劉教授不是特別親近,只是偶而在課餘之後找他談些時事問題。不過,我在課堂中常常聽到他提出三個觀念:「理一分殊」、「安身立命」以及「終極關懷」(ultimate concern),當年似懂非懂。回想起來,劉教授後來從事於中西哲學之融合以及新儒學之發揚,也許在早期教學中已略見端倪。

   另一方面,年事漸長之後,沉淫社會科學有年;再思攷這些哲學觀念,明白這些觀念的反省,並不是哲學工作者的專利,而實在是每一個「知識人」(余英時教授之含意)的「知性責任」(intellectual responsibility)。自己有幸,在二十歲左右就受到這些觀念的薰陶,對自己日後工作做人,實有主導的作用,也不枉是哲學系的畢業生了。

   (完)

   14 March 2017

(2017/03/14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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