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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行家:我说我们东北,失落的人、绝望的人太多了

一席|贾行家:我说我们东北,失落的人、绝望的人太多了
   原文
   
   来自微信公号:一席(ID:yixiclub)
   

   贾行家,写作者。主要作品:《尘土》《他们》。
   
    每到了转折的时代,总会有这样一群失落者。这个时候,人们追求的东西会像雨水一样蒸发到空气里,然后用一种我们每一个普通人无法把握的概率落下来。
   
   纸工厂
   
   贾行家
   
   各位好,在下贾行家。
   
   刚才我和李腾博士开心地发现我们撞衫了。这在我们直男界是个不可避免的事情,因为我们每一天都会和自己撞衫。
   
   一席是一个非常神奇的舞台,很多精彩的人像会发光一样的灵魂,在这里给我们带来一种生活,展示一条道路。很抱歉,我要给大家讲的是在上一个时代失去了道路的一批人。
   
   我是东北人,我的生长地在哈尔滨。在我们那儿,从我小的时候开始“下岗”就是一个主题词。我从小听大人们一直在讲这件事情,但是我不知道今天面对着这么多人,在公众场合下谈论这件事情,该用一种什么样的尺度,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尺度。我打算就讲我身边的人。至于大的局势、大的形势,我不是很感兴趣,也不会去说它。
   
   整个东北占到了国土面积的七分之一,但是这些年的经济数据、 人口数据是一直在缩小的。对于东北来说,在改革开放以前其实一直都有特别好的运气。因为建国以后的政治、外交、军事这些原因,再加上那边发现了石油和煤炭,所以国家最重要的企业、大学都摆在我们那儿。从我们哈尔滨来说,当时叫“八大军工、三大动力”。那些有五千职工以上的企业最少有二三十家,像现在大家可能有点印象的只有哈啤和哈药了。
   
   这些平白无故出现的东西改变了东北的一种景观。那个时候一大批工厂在辽阔空旷的黑土地上拔地而起,然后才有了城市,所以这些工厂是城市的主干。即使是在城外,那些林地和农地也是属于国家的企业所有。在里面上班的人叫国家林业工人,国家农业工人。谁要是把他们当成农民或者山民,他们会很愤怒。
   
   工厂里面的生活特别整齐。比方说我父亲在哈尔滨飞机制造厂上班,他们那个工厂特别大,覆盖了整个行政区,号称有八千工程师。因为电力调度,他们每周星期三是公休日,所以星期二就是全厂人最快乐的一天。整个工厂里面的生物钟都是这样的。
   
   这些工厂有自己的从幼儿园、托儿所一直到厂技校这样的教育系统,有自己的医院、公安局,有自己的报纸和电视台。电视台的新闻每天就是讲厂长干了什么,书记干了什么,代替了地方上新闻联播里那些领导的行踪。这在当时叫作企业办社会。意思就是说,除非企业里发生了命案,其余基本上都是由他们自治的。
   
   所以工人们就觉得工厂像个山盟海誓的恋人,对他们许下了养生送死的承诺。工人们看到这个工厂非常非常庞大,它是由坚固的钢铁建造起来的,上面每一天都在运行着巨大的数据,他们会觉得非常踏实。没有人在那个时候会相信,这一切其实像是纸搭起来的一样,划一根火柴就可以把它们统统都烧掉。
   
   在我小的时候,整个社会最体面的生活就是在这种大的国企里面上班。他们自我的心理状态是自豪的,甚至也可以说是非常自大的。这种自大来自于和当时的干部、医生、教师这些行业的一种比较,同时他们享受着大集体职工的那种嫉妒。那个社会刚刚出现的个体户、出租司机,在他们看来就有点像是七千万年前的恐龙看哺乳动物一样,觉得这都是不值得一提的小流氓,都是“严打”的对象。
   
   他们的这种精神状态,和整个东北以体制和权力为中心的价值观有关系。但是也有特别具体的原因,就是他们享有着正常收入以上的高福利和高津贴。老人看病、孩子上学,这些都是免费的。在医院的药房里头可以领出高压锅,推出自行车。
   
   我妻子是在厂区里长大的。她说他们小时候从来也不知道洗澡、理发、吃冰棍这些事情还要花钱。她说他们那个厂里有一种水龙头,每天到了下午的一个时候,里面就会哗啦啦流出来橘子汽水,全厂的人都可以拿着桶去接。我当时觉得这就是一个魔幻现实主义小说里的场景。但对于他们来说都是真实的。
   
   所有那些大企业都会盖家属楼。有一些企业就像是和谁示威一样,把这个楼一直盖到了二十层,那是当时城市里的最高建筑。工人们站在新分到的阳台上往下一看,发现省政府大楼就在自己的脚下。这是特别特别直观的一种主人翁的感觉。
   
   主人翁感觉的另外一面,是有一些工人会像败家子一样疯狂地偷厂里的东西。比方说在油田,他们会整油罐车整油罐车地偷油;在汽车厂,你开一辆快报废的车进去能换一辆快下线的车出来。有经验的采购员都去工厂旁边那些不起眼的小商店买货,比工厂销售科便宜,都是工人偷出来的。这些人是聪明人。他们在什么时候都能混得很好。在那个时候之前,他们是一些“造反派”;在那之后,他们就是所说的改革的弄潮儿。
   
   绝大部分的工人因为已经心满意足了,而且老实听话,他不会做这样的事情。除非自己家里干活需要什么的时候他去工厂拿一些,这在当时还不算什么大问题。
   
   所以在那个时代,人人都会努力地把自己的亲属都办到工厂里来,然后大家像鸡犬一样升天。当时找对象有比现在还要明确的一个等级标准。连相声里都说,“全民”的一定要找“全民”的;亚麻厂的女工,最好嫁给马路对面量具厂的男工,因为量具厂刚刚分了宿舍楼,那个时候女工不分房。
   
   我们那个时候最让人羡慕的一个场景,是一大家人全都在一个大国企里上班,出来进去人人都白白胖胖高高兴兴的。远远看到他们,是有一种特殊的得意和谦逊的表情。走到你面前又会和你很平易近人地打招呼。
   
   我在当时是个小孩儿。说实话它是一个很微小的局部,真实的生活远远比这要复杂得多。但是他们也一样,他们是安稳地生活在这一个微小的局部里。至于后面的事情,就像万青乐队唱的那首歌一样:“如此生活三十年直到大厦崩塌”。
   
   我们人对自我的认知,基本上来自于一种比较。我们首先会根据所谓的社会阶层划分,根据你的收入水平明确自己的位置。这一点和猴子有一点像。猴子首要的生存是要知道自己在猴群里的位置,不知道这个位置它的行为会很怪,会很焦虑。而人知道了自己这个位置以后,会去寻找不如自己的人,或者是在心里轻视他,或者是在行为上欺负他。反正他是领取自己的这么一点快乐。
   
   我说他们是失路者,是因为他们曾经拥有过这些东西。所以我就想讲这样一个过程:从他们拥有过什么,到他们失去以后是一种什么样。在接下来的这个时代里,他们就是整个这个时代里最扭曲最痛苦的人。他们的痛苦,来自于和刚刚过去的这个时代中的自己,和同时代的他人,和这个抛下他们的时代进行了比较。
   
   哈尔滨和平二道街。
   
   一直到现在,很多工人谈起当年的国企改革都没有一个完整的概念。他们反复问我、 问自己一个问题:为什么到了一九九几年就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了,就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他们在当时是这样想的,认为这都是暂时的一种困难,很快就可以继续下去。
   
   支持他们的其实没有什么理性的理由。一个就是工厂当时向他们许下了这个承诺——有点像现在的小女孩相信老男人在意乱情迷时向她们许的承诺。另外一种,就是他们彼此之间不断坚信的一个逻辑:第一,我必须活下去;第二,没有工厂我活不下去;第三,工厂应该让我活下去。这是一个很糟糕的三段论。
   
   一件不幸只有在你真正理解它的时候它才能够过去。所以经过了这么多年,二十年过去了,他们中的很多人还是像当初一样在这个矛盾里面打转。
   
   在下岗潮到来的时候,他们的选择听起来好像还是挺多种多样的。比方说可以先选择“买断”。买断的意思就是给你一笔钱,然后你和工厂就彻底地摆脱了关系了。这个算法挺复杂的,原则上就是你的工龄越长给你的钱越多,快退休的老工人大概能拿到两万块。
   
   我的姨姥姥是电池厂的车间主任,所以她能拿到四万块,这在当时是一笔挺大的钱。可是很不幸,她拿到钱之后,我的姨姥爷就得了心脏病,需要做心脏搭桥手术。心脏搭桥和下岗在当时是同样流行的两件事情。正好把这四万块都花光了。因为那个时候他的公费医疗都已经中断了,同时很多很多东西都中断了。
   
   刚才说的那个二十层楼高的家属宿舍楼的电梯也停了。那个时候,那些工人每一天到了上下班的时候很恐惧又很尴尬。按照北方话讲,他们每天要拽着猫尾巴上楼。所以你再上这个楼的时候,低头看机关大院就好像在咧着嘴嘲笑你一样。
   
   总之,我姨姥姥和工厂的一辈子的关系,换了两个撑开心血管的支架。我记得她家最风光的时候,是当年娶儿媳妇,从厂食堂里摆了五六十桌酒席,一直摆到大街上。我那时候是个小孩,正看小人书里的《封神榜》。当时我就想,这就叫酒池肉林。
   
   年轻的工人因为拿不到那么多钱,所以大多数都选择继续留在工厂。他们只能领到原来一半的工资,而且所有的津贴和福利都没有了。每天要打六遍卡,有的工厂要打八遍,上厕所也要报告。他们发现原来称兄道弟的这些很熟悉的同事,因为掌握了考勤的权力,可能背后还有把他们赶回家的这么一种任务,都变得面目可憎,非常凶狠。
   
   他们还发现,在这种血肉模糊的改制里,一些厂领导很神奇地发家了。工厂三改两改变成了私产;那些更大的国企,通过复杂的一些财务政策、一些技术,被安上四个轱辘推到境外,随着交易所的一声锣响就不再是全民所有,更加不是他们所有了。
   
   电影《钢的琴》剧照。
   
   几年前有过这么一场讨论,说的是这一代企业家和国企改制上市有关的企业家身上的“原罪”问题。他们如果足够走运或者选对边的话,现在还是上流人物。但是这一场讨论我听不懂,因为原罪这个词用错了。原罪是指你生来就有的罪行,而这些人应该不是这样。
   
   但是工人们的愤怒往往是漫无目的的。我认识一个人,他就说那个时候最不愿意上别人家里去,要是看到谁还有工作,他就会特别恨谁。
   
   我的一个中学同学,他的父亲以前每次下班都要自己喝一点酒,自斟自饮。喝完了之后就笑嘻嘻地看着屋里,因为屋里摆满了当时最时髦的家具和电器。下岗以后他喝得更多了。他喝那种散装白酒,也买不起下酒菜了,一直喝到两只血红的眼睛“在一个很黄的小灯泡底下眨巴”。然后就动手打儿子和妻子。很多人就是这样,他们只敢把自己的这种委屈、不愤,倾泄到比他们更弱小的人身上。
   
   并没有一个关于离婚率和失业率之间关系的统计。但是我的印象里,那些年只要是生活在厂区里的人,几乎家家都在闹离婚。当时的一些事件、一些案件,也都和社会上的这种失业带来的动荡有关系。东北的很多案件在那个时候是震惊全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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