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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江;重温胡适的10句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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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温胡适的10句名言
   
   作者:吴江 杨世元提供 來源:電子郵件
   

   
   
   1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胡适的真理观:后见于中共结束两个凡是);
   
   2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胡适的摸着石头过河几十年后见于中共经济体制改革);
   
   3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胡适的实用主义:见于邓小平的猫论);
   
   4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胡适的多元论:见于2001年中共七一讲话,对意识形态之争的放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长期共存);
   
   5充分西方化(中国改革开放,充分世界化);
   
   6教育破产的救济方法仍是教育(再穷也不能穷教育);
   
   7把国民党分成两半或成立一个新的政党实行民主政治,(胡适的两党制设想,已经在中国台湾实现);
   
   8中国需要医治贫穷、愚昧、贪污、疾病、扰乱,而不是革命(大革命半个世纪过去,五毒俱全);
   
   9宪政是宪政的最好训练(几十年后中国台湾国民党放弃党政与训政走向宪政,新中国成立近四十年后中国农村出现了海选);
   
   10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台湾解开报禁)
   
   
   
   胡适:“只有实践证明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谁50年代就提出“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核心提示:但是胡适在其《自传》的另一处又有如下一个说法:“实验主义告诉我,一切的理论都不过是一些假设而已;只有实践证明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胡适(1891-1962)
   
   本文摘自:光明网,作者吴江,原题:《平心论胡适》
   
   
   
   关注胡适的起因
   
   
   
   我从来没有认真研究过胡适。记得读小学时,家父赠我《胡适文存》第一集(共四册),这是一件意外事。我出身农家,家父一辈子当乡村小学教员,却家无一册藏书。我不知道他从哪里弄来胡适的书,其意思大概是希望我学写胡适那样的白话文吧。那时我读 不懂胡适的文章。胡适1917年在《新青年》上发表他的名作《文学改良刍议》的时候,我还没有出生呢,所以当我看到他的《文存》时,完全不明所以。等到小学毕业进入中学,不知怎么一来,独醉心于文艺,读鲁迅、高尔基的小说,
   
   后来自发地搞起农民运动,完全把胡适撇在脑后了。以后革命数十年,都不曾留意“思想”这一门学问。待到50年代批判胡适,胡适这一名字才又重新在我脑海里浮现出来,但我当时正忙于实际工作,无暇顾及这项规模宏大的批判运动,只零碎地读些报纸上的文章。这场批判给我的印象是,胡适竟然“一身都是毒”。事有凑巧,恰在这时,家乡人为我送来了抗战前我留在家里的几部书,其中除了我颇为珍视的鲁迅所编的那部《海上述林》(瞿秋白译文集)和瞿秋白所编的《鲁迅杂文选集》等书以外,居然还有久已遗忘的那四册《胡适文存》。但当时我也并未因此引起阅读胡适的念头,只是对胡适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是否完全如批判所说的那样的问题产生了一些兴趣,但这点淡淡的好像是局外人一样的关注不久就又从我的头脑中消失了。
   
   
   
   最近几年,思想界突然兴起了评论历史人物的风气,特别涉及到过去各类文化人,胡适当然是重点人物之一。有些评论家的言论甚至有些情绪化,好象说:“是马是骡子,不妨重新拉出来遛一遛”。这种情绪也未可厚非。评论现实中的人和历史上的人有时确不相同,尤其对于像胡适这样多方面的复杂人物。《读书》杂志1995年第9期载有郁之(想是化名)谈胡适的一篇文章,开头就有一段话说:“胡适是本世纪中国学术界思想界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又是在中国风云变幻的政治生活中引起诸多争议的人物之一。对他的学术活动和学术思想的评价,同对他的政治活动和政治主张的评价,不可能完全分离开来。后一方面往往左右着至少是严重影响着前一方面,在当时当地的现实生活中,尤其是这样。现在做历史的研究,情况就有所不同了,当时当地现实生活中的政治纠葛,由于时过境迁,现在来看,色彩就没有原来那么浓烈了,而作为学术界思想界的人物,留在历史上的主要还是其人在学术和思想上的开创和贡献,这一方面在人们心目中的分量就加重了。”郁之同志这段话我看是说得对的。虽然过去的政治纠葛也有一个是非问题要弄清,例如50年代的那场激烈的政治性的批判,现在来看是明显地过分了的。
   
   
   
   这一回,我是以各种评论意见为线索去读胡适的,显然是晚了一点,而且仍然谈不上认真研究,堆在胡适身上历来被人谈论的问题实在太多了。这里我只想就胡适作为学术界思想界人物他所做出的开创性贡献、以及作为现代中国自由主义运动右翼代表人物在政坛上所扮演的角色及酿成的悲剧(这两个问题最影响胡适的历史定位,前者人们谈得较多但估价不一,后者人们尚未全面涉及),试着谈一点我个人的看法。
   
   
   
   白话文运动与实验主义思维术
   
   
   
   胡适(1891-1962),是现代中国文化界学术界最有成就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堪称一代宗师(尤其在二三十年代),桃李满天下。这应是判定胡适的历史定位的主要依据。而胡适对于中国文化最杰出的贡献,在于他首创文学革命,成功地推行了白话文运动。这对于提高整个国民文化水平乃至解放国民思想都有重大的意义。
   
   大家知道,秦推行“书同文”是中华民族统一的重要条件。但秦以后中国的文字仍数经流变,主要是由古散文逐渐衍化为骈俪文与“四六体”,这种文体以工巧雕琢见长,但是远离现实,远离人民群众,只为少数上层文士所欣赏,至此中国的文体遂衰。唐韩愈的所谓“文起八代之衰”,其功在于恢复散文,讲求文法,号称古文体,这也是一种革命。以后自宋至清五百余年,盛行这种古文体,即以古文为散文正宗。然此古文体仍不适于说理记事,又遭明代“八股”浩劫,遂逐渐成为死文字。胡适从青年时代起便受宋人谈哲理的语录体及元以后的民间白话戏曲、白话本、长篇白话小说(《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等)的影响,认为这才是适应时代的“活文字”。他认为文学的生命只能用适应时代的活的文字形式即活语言来表达思想和情感,各国皆然(如但丁之创新意大利文,马丁?路德之革新德意志文)。经过一个时期的酝酿和朋友间的争论,胡适在1917年的第一期《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新青年》杂志由陈独秀于1915年创办),首次提出以白话作文作诗,废除古文。他在这篇文章中说:“吾主张今日作文作诗,宜采用俗语俗字。与其用三千年前之死字,不如用二十世纪之活字。与其作不能行远不能普及之秦汉六朝文字,不如作家喻户晓之《水浒》、《西游》文字也。”此议首先得到陈独秀、钱玄同等的支持,在此之前,胡适认为这是他自己的“孤独的文学实验”。他在他的《自传》(吴按:我读的《胡适自传》是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内包括《四十自述》与《口述自传》两部分,后者时间在1958年,由其弟子唐德刚先生翻译整理)中这样说:“陈独秀先生是一个老革命党,他起初对于我的八条件(按:即胡适在文中提出的八项改良主张)还有点怀疑(《新青年2卷2号》)。其时国内好学深思的少年,如常乃德君说:说理记事之文,必当以白话行之,但不可施于美术文耳(见《新青年》2卷4期)。但陈独秀见了我的《文学改良刍议》之后,就完全赞成我的主张;他写了一篇《文学革命论》(《新青年》2卷6号),正式在国内提出''文学革命’的旗帜……我们一年多的文学讨论的结果,得着了这样一个坚强的革命家做宣传者,做推行者,不久就成为一个有力的大运动了。”
   
   
   
   我写上面这段话,为的是使今日的读者认识当年胡适对于中国文学革命作出的贡献。这种贡献实要超过“文起八代之衰”的韩退之,亦不逊于西方近代在文字语言改革方面有功于文艺复兴的但丁和马丁?路德等人。尤其难得的是,胡适在以白话作文作诗方面身体力行,他的明白流畅的白话散文的中国气派至今仍值得我们欣赏,至少比今天有些生硬艰涩的译文式的文字(我自己的文字也在内)要好读得多。胡适还特别提到,毛泽东是共产党人中间白话文写得最好的。虽然,今天对于用白话作诗尚有争议,因为自从提倡白话文以来,除少数人写出较好的白话诗外,许多白话新诗(而且采用的是欧化形式)不受人欢迎。连毛泽东除在公开场合表示白话新诗是“方向”外,私下里却说:现在的白话新诗“给我一百块大洋我也不读”。可见,白话新诗和旧体韵诗的关系究竟如何,还值得重新探讨。
   
   
   
   下面我要特别谈谈胡适提倡的实验主义(亦称实用主义)。1955年批判胡适时,实验主义是主要批判目标,批判者异口同声地把实验主义说得一无是处,而且是百害之源。今天看来,这个问题也需要重新认识,至少有加以分析的必要。
   
   究竟什么是实验主义,我们还要以胡适自己的解释为准。胡适在《杜威论思想》一文中扼要介绍了实验主义哲学的基本观念是“知识思想是人生应付环境的工具”,而如何思想就是一个核心问题。因此,胡适看重方法论。按照胡适的说法,实验主义就是一种“科学方法”,首先,是一种创造能够应付环境的思想、使人有创造的思想力的科学方法。这种科学方法我们今天有重新介绍的必要。为此,这里将不厌其烦地抄录《胡适自传》中有关介绍杜威的实验主义部分(杜威自己把这种实验主义称为“思维术”):
   
   胡适说:杜威认为的系统的思想通常要通过五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思想之前奏。是一个困惑、疑虑的阶段,这一阶段导致思想者认真去思考。
   
   “第二阶段,找出并决定这疑虑和困惑究在何处。
   
   “第三阶段(为解决这些困惑和疑虑)思想者自己会去寻找一个(解决问题)的假设;或面临一些现成的假设的解决方法任凭选择。
   
   “第四阶段,在此阶段中,思想者只有在这些假设中,选择其一作为对他的困惑和疑虑的可能解决的办法。
   
   “第五,也是最后阶段,思想的人在这一阶段要求证,把他(大胆)选择的假设,(小心的)证明出来那是他对他的疑虑和困惑最满意的解决。”
   
   胡适把这一思维术简化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50年代的批判者认为这完全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货色。但是胡适在其《自传》的另一处又有如下一个说法:“实验主义告诉我,一切的理论都不过是一些假设而已;只有实践证明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同时要证明一个理论之是否有真理的唯一方法,也便是想出这个理论在实际运用上牵涉到各种情况;然后在实验中观察这一特殊理论是否能解决某一问题的初步困难,从而进一步找出一个原来所要寻找的解决方案。”(按:这里令我吃惊的是,我们在1978年讨论实践标准问题时,第一篇文章的题目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我在最后改定这篇文章时根据列宁的一句话定下这个题目的,但胡适居然早在1958年口述他的自传时就已用了这一句话。是胡适当时的原话如此,还是唐德刚先生整理时作了这样的表述呢?这就要问一问唐先生了。当然即使是同样的话语,其包含的内容也会不同,这种情况也是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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