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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覆灭前是持续的倒退,再不会改良

    中共覆灭前是持续的倒退,再不会改良
   
   
    中国民运烈士、杰出的政治思想家、行动家彭明先生早在2001年就指出:
    中国和平演变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因为和平演变需要中共主动配合,只要中共当局不允许有组织的反对派力量存在,以有序渐进改良的方式走向民主,便是不可能的。而“六四”以后,中共决不会主动转变。


    彭明得出结论说:“和平演变,此路不通。若西方大国现在还在坚持和平演变策略,只能说明他们无知和短视;若民运人士现在还在坚持和平演变策略,只能说明他们懦弱和无能、、.”中国要民主化,唯一选项是“突发式的激烈社会变革”(《民主工程》第二章第四节)
   
    事实印证了彭明的先见之明,从江泽民到习近平,中共几乎没有任何的体制改良,反而有的是倒退,形成了一蟹不如一蟹的现象:江不如邓,胡不如江,习不如胡——胡锦涛大搞“维稳”治国、大抓政治犯、狂喊“向朝鲜学习”,习近平回归毛泽东极权的趋向很明显。
    而那些对江泽民的幻想、对胡锦涛的幻想、对习近平的幻想、、.最后都证明是有意无意的忽悠。
    最近有人又在忽悠“习近平独裁是为了获取改革的权力,习在十九大后必然改革。”这是杨恒均们刻意的忽悠。对此,人们应当警惕。
   
   
    我多次指出:中共与没有市场化经济改革的苏共不一样,“六四”后的中共,决无可能再产生戈尔巴乔夫式的领导人。一则,在权贵市场化中获取了巨大既得利益的中共上层,再无可能产生胡耀邦、赵紫阳式的理想主义者;二则中共早从反面汲取了戈尔巴乔夫的教训,而戈氏在共产党的眼光中沦为失败的标志。
    从共产党政权的演变规律,也可知道中共再无可能政改:
    共产党政权一般亡于(包括统治集团在内)的内部觉醒,在意识形态破产+贫穷、短缺双重作用下倒台。前苏联、东欧和蒙古就是例子。
    前苏联、东欧和蒙古为什么先亡?因为前苏联、东欧民族传统中的民族主义和自由基因都较多,都有基督教的传统,而且东欧各国毗邻中、西欧,受西方影响较大;蒙古受苏联影响极大,且蒙古族传统在北亚各游牧民族中,民族主义和自由基因比较强。
    因此,苏联、东欧和蒙古的共产党政权会先中共政权而亡。这些共产党政权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从没有邓小平式的市场化经济改革。
   
    中共政权本来在1989年摇摇欲坠、命悬一丝,但一些偶然的因素助它化险为夷:如邓小平的长寿和强势,胡耀邦的早死和赵紫阳的懦弱、、.其后,邓小平于1992年“南巡”,打开权贵市场化闸门,以新的、特权资本化的利益驱动,给了中共维持政权的新支撑点。这也就是“挂羊头,卖狗肉”的道路。
    意识形态虽破产,但获得经济繁荣,而且共产党官僚集团通过市场化,得到了比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官员滋润得多的“实惠”,外加上由文化造成的——中国人对虚伪的较强耐受力(中国人素来重“实惠”而轻自由),所以中共政权获得了新的稳定。
    经过此轮变化,中共统治集团已不再是传统共产党的意识形态集团,而是一个与市场紧密结合的权贵资本主义既得利益集团,这种与理想主义无关的新犯罪团伙,是决不会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
   
    对中共来说,由意识形态危机导致的政权危机,发生于1989年,这个时间段,中共与前苏联、东欧、蒙古都大致相同,只不过,没有邓小平的前苏联、东欧、蒙古政权都亡了,而中共侥幸逃过一劫。
    由侥幸获胜者的惰性心理来看,中共必把顽固派奉为榜样,而把赵紫阳视为教训,故“六四”后中共,决不会再有政改。
   
    那么中共亡于何时?中共必亡于第二波危机,即经济破产引发的危机。因为经济繁荣是中共最后的支撑点。意识形态破产,再加上经济破产,必导致一个拥有市场的共产党极权崩溃。
   
    由玄学也可知,中共灭亡前再无可能改良。中共政权乃亥水命,行离宫运,灭亡前的那一卦是“山水蒙”,主往复倒退,也即是:中共灭亡前,再无改良,只有倒退。现在习近平向毛泽东倒退的趋势,还不够明显么?
   
    那么,没有经济改开的朝鲜、古巴政权为什么迄今没有崩溃呢?其实,朝鲜的国民经济体系早在2000年左右崩溃,十多年来其政权全靠中共当局大力扶持;苏联解体后,古巴也是凭借中共当局扶持,苟延残喘至今,当然,古巴的物产较丰富、气候温暖湿热,也相对朝鲜容易生存。
    只要不是政治白痴,都能够看出:朝鲜,古巴政权已到了最后阶段。
   
    现有的共产党政权中,只有越共政权是一个异数。越南是现行唯一个能够和平演变的共产党国家,因为越南的改革已经突破了邓小平,它开启了国会直选和党内民主的闸门,令它的经济改开有了体制保障,于是越南的和平民主化,必如滚雪球般越滚越大。
   
   
   曾节明 于2017.2.1丙申辛丑己未于雪融纽约州
(2017/02/01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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