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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反对-一个人大代表的参政传奇(五)

(3) 领导,让我落选吧
    
     1984年,姚/立/法26岁。他开始主动地参与人大代表的选举。而这种积极主动的态度和一条爆炸性新闻有直接的关系。
   
     1983年,潜江县教育局里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姓周的教员,竟然被提拔为副县长。这条新闻,一夜之间传遍了潜江县整个教育系统。

   
     这个幸运儿既没有“过得硬”的后台,也不算是教育局的先进分子和活跃分子。他无非具备了这样几个条件:第一,他 是无邪党派人士;第二,他的年龄在30岁至40岁之间;第三,他是大专以上的学历。就这么几个条件,与当时中央提倡的“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革命化” 的干部标准相符合。整个潜江的教育系统里,只有他一个人符合这样的条件,所以,他被破格提拔。
   
     有一个背景,当 年,全国各地破格提拔了很多像周副县长这样的年轻知识分子。虽然,这些人未必有管理的天赋,他们中的大多数甚至根本不懂经济。但是,对于那时百废待兴、人 才奇缺的中国来说,他们的年轻、学历和清白的政治面貌,似乎就已经足够了。这些曾经的“臭老九”,由于国家政策的转变,在这一轮提拔中成了香饽饽。
   
     这条爆炸性的新闻,对潜江县教育局教员们的震动非常大。
   
     最直接的影响是,教员们内心的政治热情被激活了,每个人都期待着奇迹有一天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并开始对第二年的县人大代表选举表示出浓厚的兴趣。
   
      姚/立/法当年的一个同事回忆说,潜江县教育局一个领导在全体教职员工大会上曾经公开讲,“选出的人大代表能选举县长。周副县长是从我们教育战线提拔上 去的,我们选出的人大代表一定要给周副县长投一票,让他当上县长。以后,我们也算是朝中有人了,个人和集体办事都方便多了。大家是老关系、老朋友,都是自 己人啊。”
   
     领导的话说得那么实在,在场的教职员工都对他的发言报以热烈的掌声。
   
     这时,教育局几个年轻的教员心眼儿开始活泛起来,其中包括26岁的姚/立/法。
   
     当年,电视是很稀缺的东西,整个教育系统只有一台黑白电视机,报纸和杂志也不像现在这样铺天盖地。潜江以外的信息主要来源于广播。这几个年轻人经常聚在一块儿,通过一个只有两个巴掌那么大的小收音机来了解天下大事。据说,他们最喜欢听的是美国之音。
   
     “领导说人大代表能选县长,我们都觉得很新鲜。我们反复商量和琢磨,自己能不能推荐一个信任、尊敬的人当人大代表候选人呢?如果他被选上了,他就可以代表我们去选一个好县长。”姚立法说。
   
     “你说的好县长,是指已经提拔的周副县长吗?”我问。
   
     “是,又不全是,其实,当时我们的想法很笼统,很抽象。就是觉得很新鲜,特别想试一试。我现在回想,那时我们几个可能是出于年轻人的一种好奇和冲动。”
   
     通过自学《选举法》,几个血气方刚的年轻教员惊喜地发现:法律明确规定,人大代表候选人名单的提出,既可以由各级邪党委和政府提出,也可以由选民联名推举。他们随即作出了大胆的决定,推举一个人参加县人大代表的竞选。
   
     推举谁呢?他们想到了局里的一个姓饶的科长。据说,这个人性情耿直,无论是公开场合还是私下里,都敢和领导顶撞,敢说真话,是公认的硬汉。
   
     “你们为什么认为他适合做人大代表?”
   
     “选一个代表出来,就是要让他为大家说话。如果他是个胆小鬼,领导说句话就把他给吓住了,还选他做什么?”
   
     这大概是姚/立/法人生中第一次对人大代表有了朦胧的认识:人大代表应该敢说真话,敢为老百姓说话。
   
     据一位教员回忆说,当年,人大代表的候选人都是由县委县政府的领导内定,内定的人选通常是各单位的头头和忠厚老实的先进工作者。
   
     所谓内定,顾名思义是指不通过广大选民,几个领导自行内部就先决定了。经常性的,选举还没有进行,人大代表是谁,选民早就知道了。所以,那个年代,选举只是走走过场,做做样子。当然,“过场”要正儿八经地走,“样子”也必须做得漂亮,让人看不出破绽。
   
     《选举法》中规定,人大代表应实行差额选举。什么叫差额?如果要选五个人大代表,那么代表的正式候选人至少应该是六个,或者更多。这样大家在选举的时候,有个选择。所以,领导还会指定几个人陪选。
   
     陪选,陪衬别人的选举。 这样的人,都是领导认为可靠的、有培养前途的人。一旦确定为陪选的代表候选人,既不能闹情绪,也不能喧宾夺主,和内定的正式候选人抢风头。 他的作用是确保别人能万无一失地当选。
   
     一直以来,人大代表选举中,这样的风气由来已久。所以,在潜江,从来没有哪个选民“傻乎乎”地跳出来,自己推荐一个代表候选人去竞选人大代表。“没用的,注定失败。”聪明的选民说。
   
     可是,年轻、少不更事的姚/立/法和同样少不更事的同事们却积极地行动起来,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希望奇迹能出现。
   
     他们找到饶科长,苦口婆心的劝他接受大家的提名,参与县人大代表的竞选。
   
     饶科长一口回绝了几个年轻人。理由很简单:人大代表的人选,上面早就定了。如果自己跳出来竞选,等于和领导作对,以后在单位就呆不下去了。
   
     饶科长的拒绝没有让几个年轻人灰心,他们天真地认为这是饶科长谦虚的托词。于是,他们自作主张,仍然联名推荐饶科长为人大代表候选人。
   
     后来发生的事情重重打击了几个年轻教员的热情。饶科长三番五次的向教育局领导表态,表示自己坚决不参与人大代表的竞选。他甚至说,几个年轻教员和自己有工作上的矛盾,推选的目的,无非是为了陷害自己。
   
     领导当场给焦虑的饶科长吃了颗定心丸,请他放心,意味深长的笑着说组织一定会安排妥当的。
   
     具体说来,领导是这样安排这件事情的。他们在“确定正式候选人”这个环节大做文章。
   
     事实上,几个年轻人的推荐行为只是过了第一关,那时的饶科长还只是初步候选人。要想成为正式候选人,还必须过第二关“酝酿”。
   
     根据《选举法》规定,代表初步候选人公布后,由各选区的选民小组反复酝酿、讨论、协商,根据多数选民的意见,确定正式候选人。
   
     选民是如何酝酿、协商和讨论的?讨论的结果是什么?“根据多数选民的意见”,具体是多少选民的意见?哪些选民支持?哪些选民反对?为什么支持?为什么反对?所有的这一切,很不透明,选民根本无从知道。
   
     由于酝酿的过程不公开、不透明,选举委员会完全可以操纵正式候选人的协商、酝酿过程,有非常大的人为操作的空间。
   
     中国政法大学的蔡定剑教授在《中国选举状况报告》一书中,将中国人大代表选举中特有的“酝酿”现象称作是选举程序中的“黑箱操作”,属于非法操作。蔡教授书中有几句话说得很是尖锐,他说:“这样,法律成了儿戏,选举实际上已失去意义,选民成了木偶。”
   
     酝酿的结果,正式候选人名单公布的时候,饶科长榜上无名。
   
     被“黑箱操作”非法酝酿出局后,据说饶科长反而很高兴,心里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饭碗总算没被几个毛手毛脚的年轻小伙子砸掉。
   
     由于没有造成任何实际的后果,几个年轻教员这次的冒险行动被领导们忽略不计,没有挨批。
   
   
   
   
   (4) 第一次“竞选”人大代表
    
     1987年,29岁的姚/立/法被几个年轻教员推荐为人大代表初步候选人。他用自豪、新鲜、刺激来形容自己的感受。
   
     为什么推荐姚/立/法?一位教员回忆说:“他胆子大,敢作敢当。”
   
     据说,当年姚/立/法确实做了几件颇为大胆的事儿。他受教育局领导之托,对教育系统内违法乱纪的干部进行调查。结果好几个贪官被查处。他因此赢得了不错的口碑。
   
     头一次当上人大代表候选人,毫无经验的姚/立/法手足无措,根本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些什么?怎样才能让选民了解自己?怎样才能让更多的选民投自己一票?他只能怀着好奇的心情作壁上观,耐心的等待着。等待着奇迹的发生。
   
     当年,和所有的年轻人一样,年轻的姚/立/法有很多人生梦想,比如,带着儿子环中国旅行,把儿子培养成出类拔萃的人才;比如开一家自己的公司;比如继续深造等等但是,他的人生规划里,并没有人大代表这一项。
   
     当推荐姚/立/法为人大代表候选人的联名信交上去后,领导不高兴了。当晚,几个年轻教员被领导分别叫去谈话,要求他们撤回提名。
   
     “领导问我,姚/立/法的先进性表现在哪里?你们为什么要推荐他?”一位教员回忆说。
   
     “你怎么回答?”我问。
   
     “我说,姚/立/法敢说敢做,我们愿意推荐他。先进不先进,没考虑。因为选人大代表,不是选举先进工作者。”
   
     “你这么说,不怕得罪领导吗?”
   
     “那时候年轻,咬咬牙,就挺过去了。”
   
     另一个当年的年轻教员回忆说,本来没觉得是多大的事儿。可是,领导轮番劝说,反而把年轻人潜伏在内心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和叛逆心给激发出来了。
   
     大家众志成城,坚决不撤销提名。
   
     对于这些不服从组织安排、固执己见的年轻教员,领导很生气。他们在大会小会上不点名地进行批评。大意是说,某些同志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那一套!这是绝对不允许的!潜江教育局还是共产邪党的天下。
   
     那时候,某人如果被领导批评有“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是非常严重、严肃的政治问题。
   
     头一年(1986年)的12月30日,当时的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同志发表了措词严厉的讲话,要求全邪党全军全国人民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他说,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否定邪党的领导!讲话中,邓小平毫不留情的点了刘宾雁、方励之、王若望这几个人的名。
   
     几个年轻人依法推荐一个人大代表候选人的行为,竟然被领导定性为反对邪党的领导!事实上,这种行为不仅合法,而且和当年中国的选举气氛是合拍的。
   
      1986年前后,选举的气氛非常活跃。不说别的地方,就说说发生在湖北省会城市武汉的事情。武汉大学一个研究生,张贴大字报公开批评人大代表的选举只不 过是选举一些傀儡和政治上的低能儿;与此同时,华中理工大学的学生们也强烈地抗议有关方面指定了两个70多岁的老头作为人大代表候选人的行为。
   
     针对这样一种要求真实民主的现象,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曾经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严格依法办事,不得指定人大代表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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