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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尚笑:人生是韦君宜的《思痛录》吗?

   

   我几乎从不读回忆录,觉得是人嚼过的馍,是别人的汗水、泪水或血水。

   

   人生,只有自己去判断,去经历,才有意义。

   

   韦君宜《思痛录》一书的网文,我竟罕见的读了。

   

   应该说,吸引我去读的欲望,并不是书名,而是韦君宜的大名。尤其那“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的头衔,少年懵懵中,可望不可及的图腾印记。

   

   当然,更重要的是这转帖不长,站着读就可以的那种。

   

   “韦君宜从小家境优渥。……她天资聪敏,考取了清华大学,是冯友兰教授的得意门生,是常在校刊上发表诗文的才女。

   

   父亲认为他的这个长女是栋梁之材,一定要送去美国深造。没想到这机会不但被女儿弃之如敝履,而且她还跑出校园,义无反顾奔向延安。”

   

   至此,我心已陡地一提:知识与认知,我曾多次撰文指出,两者不是一码事,后者不是前者累计的必然结果。

   

   这不,知识与认知,不可同日而语的又一个具体案例,韦君宜的《思痛录》。

   

   把去“美国深造弃之如敝履”,“还跑出校园,义无反顾奔向延安。” 这是什么认知?用天真幼稚来搪塞当借口,能站得住脚?

   

   难道这个年代的每一个这样年令的人,都这样做吗?当然不是!

   

   既便都有这样奔向延安的认知,也都这样做了,那你为什么就不能不同呢?你的杰出超群又在哪里呢?

   

   以这样的认知,连自己的孩子,都因为自己这样的选择和判断,而丧命而遭殃,去当“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是不是“错误的人放在了错误的位置上”?

   

   一个缺乏基本的认知能力,丧失了良好判断的人,又如何挑选不被知识所累,有良好判断与认知的思想文学的作品呢?

   

   她的女儿杨团说:“她和她那一代人所付出的,是比生命还要沉重的代价。”

   

   这一悲剧,固然是红色革命思潮的毒害,邪教的附体,然而,个人的取向和判断,难道就没有责任吗?自己的免疫功能呢?

   

   我倒觉得,个人要负主要的责任,尤其是在自己儿女命运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上。

   

   韦君宜曾对女儿说,她参加革命就准备好了牺牲一切,但是没想到要牺牲的还有自己的良心。“母亲苦苦追求了一辈子,却在眼泪全都干涸的时候才大彻大悟。”

   

   当一个人准备牺牲一切的时候,难道不包括良心?而“却在眼泪全都干涸的时候才大彻大悟”,那么,“母亲苦苦追求了一辈子“,又有什么可以自豪的呢?不觉得愚蠢吗?

   

   “母亲苦苦追求了一辈子“,这是一种什么追求,追求的又是什么呢?

   

   当一个目的、目标,存在问题的时候,却把“追求”的过程、“追求”的本身,抽象化,理想化,并加以提取、分离、美化,这难道不是一个很奇怪的处理过程吗?

   

   在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进一步讨论。

   

   一、一个由于自己判断认知的失误,未能给自己的儿女带来人的生活,作为母亲,是不是很大的失职?

   

   二、一个人的判断认知,能不能以当时随大流人的数量为参数、为依据?

   

   三、一个人的判断认知的能力,与知识到底成正比,还是反比?因为当时走上革命道路的学生,据说是大多数,而大多数又是非常优秀的学生?

   

   四、如果优秀的学生,判断认知能力如此之差,那么,是知识出了问题,还是知识的掌握过程中出了问题?两者必居其一。

   

   五、如果是知识出了问题,那为什么还要学习,还要学而优则仕?难道要成为判断的白痴?

   

   六、如果知识的追求和获得,最终由于知识而丧命而遭殃,并祸及子孙,这种知识的获得,是否有价值?是否就值得去追求?

   

   七、从周有光到韦君宜,一个从海外归来,一个放弃赴美深造,两者殊路同归,结局却惊人的相似:临终前后悔!

   

   八、如果作为学者,都在人生的尽头开始后悔,那么,没有知识,不是学者该怎么办呢?众所周知,生命没有第二次,人生也不可能再来一次。

   

   我在想,人的一生,到底应该怎样度过?不错,这完全是个人的选择。

   

   然而,在人生的尽头,才悔悟,才思痛。它告诉了后人什么,自己走了岐路还是自己写了《启示录》?

   

   亦或是韦君宜的《思痛录》?

   

   

   附:

   

   韦君宜的长篇回忆录《思痛录》1998年出版时,在文化界轰动一时。这本书一上市,洛阳纸贵,很快就没的卖了。之后十几年不见再版,而这本盗版书在地摊儿上一直很“火”。

   

   作者韦君宜是中共建政后文坛上的名人,是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那批“老革命”。1986年离休前,她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如果她还在世,今年是百岁老人。

   

   韦君宜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当总编时,推出过多部新人的成名之作,成就了一批年轻作家。那时期活跃在文坛上的作家,谁人不知道大名鼎鼎的韦老太?

   但是,她自己这部呕心沥血的长篇回忆录《思痛录》却多年不能出版。有出版社希望她起码改换书名时,重病卧床的韦君宜不但不同意,还说:“内容也一字不改,不出就不出吧。”

   

   韦君宜从小家境优渥。她的父亲曾东渡扶桑留学,参加过孙中山的辛亥革命。她少女时代随父亲在日本度假,穿日式便装的相片,清纯可爱。她天资聪敏,考取了清华大学,是冯友兰教授的得意门生,是常在校刊上发表诗文的才女。

   父亲认为他的这个长女是栋梁之材,一定要送去美国深造。没想到这机会不但被女儿弃之如敝履,而且她还跑出校园,义无反顾奔向延安。

   最早,是蒋南翔引领她走上革命道路的。“一二·九”运动中那一句见诸报端、颇具煽动性的名句“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就是蒋南翔第一个喊出来的。

   

   韦君宜18岁加入中共,68岁退休。

   在她五十年的革命生涯中,最让他刻骨铭心的政治运动,一个是延安整风,另一个是文革。

   她说,延安整“疯”,是文革预演。她一岁多的女儿是在延安整风的“抢救运动”中夭折的。她上小学五年级的儿子,是在1966年夏被红卫兵打傻的。

   韦君宜说,再不把这些亲身经历的悲惨丑恶甚至令人发指的事情记录下来,就得带进棺材里去了。

   她利用业余时间,从1975年开始动笔,到1983年写出了这部长篇回忆录《思痛录》。

   

   “一二·九”运动后,韦君宜辗转多地,1939年来到中共“根据地”延安,在延安文化界和青年团工作。

   《思痛录》第一章就是1942年的延安整风运动。其中最恐怖的一幕是毛泽东发动的以整肃全党干部为目的的“抢救运动”,它直接导致了上千人的死亡。

   大部分国民党统占区的中共地下党组织被打成“红旗党”,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特务集团。于是,几乎所有在延安的年轻志愿者都成了特务。他们被逼承认自己是特务,还必须咬别人是特务。

   “人斗人”这种模式,就是在那时形成的。目的不是为抓特务,而是为制造恐惧。

   在延安党中央所在地,远近山沟一排排一层层的窑洞里,整夜传出受刑者的惨叫声。

   文中有段1943年韦君宜的经历:

   我一个人在空窑洞里抱着孩子流泪。杨述(丈夫)被关在整风班里,但天天凌晨要他们整队到无定河边去冒着寒风干活(这正是北国的12月)。

   有一天,天还不明,我睡在炕上怎么也睡不着,突然,窑门轻轻启开,是他进来了。我又惊喜又害怕,抱住他问是怎么回事。他低声说:“我偷偷逃出一会儿,回来看你。你千万不要相信,我决没有那些事。”

   我说:“当然不会信。你快走,免得出大事情。”

   他急急忙忙走了。我哭了半天。

   ……柳湜、柯庆施都是特务。组织上也已决定杨述是特务。在这时,我突然产生了信念崩塌的感觉。我所相信的共产党是这样对待自己的党员的,我坚持,为了什么?我曾上书毛泽东伸冤,也无结果。我还指望什么?

   于是,我答应了李华生,自己去整风班,“劝说”杨述。

   我怎么劝说的呢?到了那里,他从大炕上被叫起来,我们两人在一张木板桌边会面。一人一条木凳,旁边还有别人。我见了他,只说得一句:“形势非叫你坦白不可,你就坦白了罢。”说罢就大哭起来。他也放声痛哭,说了一句:“好的。”我就走了。

   后来我就在绥师礼堂听到了他的“坦白”。

   

   文中提到四川省工委书记邹风平被迫自杀事件。

   邹风平是中共地下党员,他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时被当成“特务”批斗。刚结婚的妻子因此而离开他,后和别人同居了。至此,邹风平备感绝望,心里的最后一点温情和牵挂也没有了,他自杀了。

   

   《思痛录》中提到鲁艺有一位艺术家全家自杀。那人叫石泊夫,是名画家,上世纪30年代和周扬一起在上海是左联的战友。石泊夫突然被人指控是国民党奸细,他声嘶力竭地为自己辩白,但在场的周扬没有为他说话。于是他被当作国民党特务抓走了。

   夜里,他的妻子把窑洞的门窗都堵严实了,然后烧起取暖的炭火盆。一夜过去,两个孩子和她一起“长眠不醒”。

   第二天领导宣布:“她这是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还把孩子都拉去和自己一起去死,可见她对党和人民仇恨有多深。”

   

   首篇中有段大搞“逼供信”的“内幕”:

   有一次我听到副校长(抗大分校)讲他们的批斗原则,他说:“别人说反对逼供信,我们就来个信供逼。我们先‘信’,‘供’给你听,你不承认,我们就‘逼’!”

   这个副校长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闹得全家惨死,我不知道他是否回想过1943年他自己说的这些话!

   

   “从这时起,我虽然仍相信共产主义,相信只有共产党能救中国,但是我痛苦地觉得,我那一片纯真被摧毁了!”

   “当时,我曾和杨述两人议论:现在只在边区里边这样干,我们这些人还能忍受,能谅解。以后如果得到了整个中国,再这么干,可千万不行了。成亿的老百姓不会答应的。”

   1966年文革爆发。上述忧虑和“预见” ,竟不幸都被言中了。

   挨批斗,韦君宜一度精神失常。

   杨述被毒打折磨,在生死边缘徘徊。

   大人去干校、蹲“牛棚”,孩子上山下乡,儿子杨都都成了智障人。一家人天各一方。

   文革惨剧比延安整风时期发生的更多更惨更不可理解。

   

   韦君宜在痛苦中开始反思。

   《思痛录》记载:

   ……后来,我的女儿团团对我说:“以后我们什么书也不念了,只念一本——《毛泽东选集》,别的书都是反动。”

   小孩子这句话更使我一通百通。

   原来如此,一切文化,不是封建文化就是资产阶级文化,新的是修正主义文化。我从小接受的一切教育,自己推行的一切文化工作,全是百分之百“封资修”。照此向每个古人头上打一个叉子,则打不胜打,有何难哉?

   ……反正统统骂倒,一个不留,斩草除根。

   我们这些知识分子都没有根了,只请用剃刀剃就是,管什么革命知识分子?这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大悲哀!

   她追随马列一生,从天真闺秀、清华才女、激进学生、知识女性、党刊主编、“五七”战士、精神病患者、落魄“走资派”、马列主义老太太,到病床上的干瘪老妪……韦君宜的一生在碱水、泪水、血水中都浸泡过了。难道这就是马列主义者革命的一生?她信仰的共产主义到底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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