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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紫阳揭内幕:那些元老为何仇恨我 把我家抹黑成官倒

赵紫阳揭内幕:那些元老为何仇恨我 把我家抹黑成官倒
   
   ——赵紫阳回忆录揭秘中南海内斗:那些元老为何仇恨我 图
   从1988年秋季以后就刮起了这个风,与此同时,对我,对我家庭的流言蜚语也很多。说我的几个孩子倒卖彩电,倒卖汽车,倒卖粮食,倒卖合金钢,发了大财。这完全是无中生有,完全不是事实,但流传很广。后来我下台了,他们迫不及待就去查,这也好了,查来查去什么也没有查出来,只好不了了之。过去对我这方面的流言很少很少,为什么一到88年下半年流言这样集中,当时给人的印象是好像我这个家就是搞“官倒”的。这也不是偶然的,而是企图丑化我,毁掉我这样一个主张改革的形象。
   【阿波罗新闻网 2016-10-12 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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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赵紫阳本人回忆录《改革历程》披露,早在“六四事件”之前的1988年,中共内部就已出现几位中共元老“倒赵”的迹象。以下为书中相关内容节选。
   
   赵紫阳因六四事件下台,成为中共敏感人物(图源:AFP/VCG)
   
   “六四事件”后,中共政治局开会批斗赵紫阳,邓小平和李鹏等出席会议情况的另一变化,就是治理整顿一提出,给人一种印象,以为经济改革出现了大问题,不然为什么不再讲深化改革、稳定经济,而搞了治理整顿呢?这就给一些人一个口实,借此否定经济改革,否定经济建设的成绩,刮起了“倒赵风”,有的老同志竟然兴师问罪,要常委,实际上主要是我本人承担责任作检讨。王任重在政治局会议上不止一次提出要追查责任,说出现了这么大的问题,领导要带头检讨。正是在这个时期,国内外到处流传着一些流言,说我地位不稳,权力被削弱,甚至说我不当总书记了,说我将要去当军委主席,当国家主席等等,无非是说我搞不下去了。在这个时期,我也从很多渠道听说,有一批老人集体上书邓小平讲我坏话,要我下台。
   
   邓小平在这一段时间几次讲中央领导格局不能动,当然是有缘故的。大约1988年底,香港一家报纸报道说,邓在上海期间,李先念向邓建议要我下台,但邓没有接受这个建议。这个消息我看后写了几句话给王瑞林转邓看一看,我的话大概意思是国内外最近这类流言很多,不知邓知道不知道。当时国内外刮起了这么一股风,也有人为我担心,说我是不是耀邦第二。
   
   这一段时间,国务院也好,一些老人也好,总是把前一段的经济问题说得非常严重,当时的国务院多次讲要反对过去经济工作中的两个急于求成,一个叫建设急于求成,一个叫改革急于求成。说建设急于求成还情有可原,就是指基建规模大了一些,但改革不是急于求成的问题。除价格改革外,其他改革也都是步履艰难。他们就是借此反对改革,否定过去。当时党内有些老人同国务院李鹏、姚依林相互配合。
   
   1989年元旦前,政治局常委开生活会,李鹏、姚依林带头批评我。其实那时他们已把我架空,但他们在会上都说我过问太多,他这个总理很难当。同时对改革开放这一套东西,提出了许多奇奇怪怪的问题。姚依林更直截了当地说,攻价格关这是什么意思?是怎么出来的?他当时没有弄清楚这话不是我先讲的,而是邓小平讲的,他以为是我提出来的,以此对我攻击,实际上是要清算,来算账。这次会议很明显,矛头指向我在经济改革中的责任问题。会后我把会议情况向邓作了汇报,邓看了很不高兴,讲了一大篇话支持改革,肯定改革,认为中国不改革没有出路。
   
   姚依林这个人过去讲话从来不很明朗,也不领头,这次讲得非常明朗,非常尖锐,而且有恃无恐。看来他和李鹏这两个人的态度不是偶然的,代表了一种气候,背后有人在支持他们。从1988年秋季以后就刮起了这个风,与此同时,对我,对我家庭的流言蜚语也很多。说我的几个孩子倒卖彩电,倒卖汽车,倒卖粮食,倒卖合金钢,发了大财。这完全是无中生有,完全不是事实,但流传很广。后来我下台了,他们迫不及待就去查,这也好了,查来查去什么也没有查出来,只好不了了之。过去对我这方面的流言很少很少,为什么一到88年下半年流言这样集中,当时给人的印象是好像我这个家就是搞“官倒”的。这也不是偶然的,而是企图丑化我,毁掉我这样一个主张改革的形象。
   
   1988年治理整顿提出以后,党内刮起了一股反对改革、倒赵的风。当时党内这股风刮得很大,造这么大的舆论,这除了党内有一批长期受计划经济观点影响的同志,对改革开放几年后出现经济上的一些问题,如抢购挤兑,认为改革开放搞糟了,不如搞计划经济,有这么个土壤容易接受这样的东西以外,主要的是1987年以来我同党内的反改革的保守力量,同教条主义者,同有左倾思想的人,同这股势力关系紧张、激化的结果。
   
   所以“六四”以后,他们批判我时说我一上台就为反自由化这场斗争规定了种种限制,这倒是确实的。当时中央发过一个文件,对反自由化作出了严格规定,划定界限:规定所谓自由化就是反对共产党领导,主张全盘西化。这样一来,就不会重复过去搞运动的那种错误。后来我一看,反自由化如果继续搞下去,搞到十三大,那么十三大就没法开了,无论如何十三大应该开成一个改革开放的大会。
   
   在反自由化的气氛下,当时那股左的势力,邓力群他们这些人,竭力想把反自由化扩大化;竭力想重复过去左的那一套搞法;竭力想把反自由化搞到经济领域。用他们的说法,就是不仅要批说自由化的,而且要批干自由化的。所谓干自由化的就是搞改革开放的人。在邓力群的授意下,一些人在党校反对“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提法,说四项基本原则与改革开放不能并提,一个是纲,一个是目。他们还说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破坏了农业合作化的基础,毁掉了农村的合作化。
   
   针对出现的这些情况,我找邓小平谈了我的看法。我指出党内有些老人想通过反自由化来反对改革开放。如果没有相应的舆论准备,十三大很难开成改革开放的大会。所以我准备讲一次话,邓非常赞成,十分支持。于是我在1988年5月13日向思想理论战线的同志作了一次讲话。我说,自开展反自由化以后,大的形势已发生了变化,因之反自由化基本上已告一段落,今后主要是进行日常教育。我还说,自由化干扰是一个时期的,而长远的根本的主要是左的干扰。我举了许多思想理论战线从左的方面反对改革开放的错误观点。“六四”以后他们批判我说,5·13讲话转移了斗争矛头,由反右到反左,由反自由化转到反左倾教条。这倒也是事实。
   
   这就是说,他们原以为我会按照他们的意见反自由化,结果5·13讲话不是反自由化而是反他们。后来十三大召开,我定了个基调,给邓写了封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两个基本点整个来讲是反左的,更引起他们的不满。这里我特别说一下,十三大报告有这么一句话,是讲市场经济的,但没有用这个词。我说要建立“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这就是市场调节,国家只调节市场,当然是用经济的手段,整个企业、整个生产是根据市场引导的。并说市场的作用是覆盖全社会的。计划和市场不是板块,计划主要是间接计划,主要是通过经济手段,是一种由国家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我还讲到发展个体经济等。在写进十三大报告前,我给邓小平写了这封信,没有送陈云、李先念。他们对我这个观念很不满意,但也不好公开反对。
   
   在这里我要说有几件事使他们特别不高兴,怀恨在心。一是在十三大前,改变了邓力群主持思想战线工作的地位,由胡启立来管。我也建议邓力群不主持思想战线工作以后,可以作政治局委员,参加政治局会议。他读书比较多,可以发表他的意见。我还说过,如果让邓力群主持理论工作,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会得到发展,中国不会有有利于改革开放的理论发展。我下了这么一个定语,这当然很快传到他的耳朵去了。同时我还把他控制的左倾思想笔秆子大本营,即书记处研究室和《红旗》杂志给撤消了。当然,撤消书记处研究室和《红旗》杂志是邓决定的,但是我建议的。这几件事一做,改革开放的舆论加强了,邓力群他们左倾保守、反对改革的面目就在国内外公开化了,使他们很孤立。虽然在十三大时我们提名邓力群当中央委员候选人,然后进入政治局,但在差额选举时他落选了。后来又提名为中顾委常委,但又落选了。他们以为是我搞的,所以在这一点上李先念、王震、胡乔木,甚至陈云同志,对我非常不满,以至怀恨在心。
   
   王震虽然反自由化积极,但他是主张开放的,没有想到他后来那么仇视我。李先念在十三大后到处骂我,公开骂,在上海,在湖北当着地方负责人的面公开骂,说我不是搞社会主义,说我学外国的东西太多,说我不懂经济,把经济搞乱了。陈云是有分寸的,是讲道理的。总之后来他们得出一个结论,我比胡耀邦还胡耀邦。胡耀邦不敢做的、没做成的事情,我敢做,做成了。在抢购风以前,治理整顿没有提出来,他们在背后讲或架空我。抢购风一起来,治理整顿一提出,他们认为时机来了,认为我把经济工作搞糟了,把改革开放搞坏了,借此机会散布反对我的舆论,刮起一股倒赵风。
   
   我的消息比较闭塞。因为我长期在地方工作,来中央时间不长,到北京后成天忙于工作,渠道比较少。所以至今对许多幕后的东西,我还是若明若暗。譬如说,一批人给邓小平写信反对我,究竟是哪些人,我至今不清楚。
   
   应该说,“六四”以前,在这样一股“倒赵风”面前,邓小平是一直坚定地支持我的,没有受他们的影响。这从一些事情可以看出来。譬如那一阵邓在许多场合说,中央的人事格局不能变。显然中央有人想变邓才说不能变。邓甚至直接向我,也向别的同志说,要我搞两届总书记。1989年元旦以后,也就是李鹏在政治局生活会上向改革开放发难以后,邓知道此事很不高兴。李鹏为此去邓那儿解释、表白,在这次谈话中间,邓向他讲,赵要搞两届总书记,而且要他回去转告其他政治局常委。当然李鹏也向我讲了说是邓讲的。就在“六四”之前,我到朝鲜访问前去邓那儿,邓还专门向我说,等访朝回来后要谈一下我搞两届的问题。当时酝酿了开会的名单,除了现任常委以外,还包括党内几位元老,这些人都参加。当时他还告诉我,我搞两届的问题,陈云、李先念也表示同意。至于他们怎么谈的,我不知道。
   
   1989年过年邓去上海前,我到他家里,那次谈得比较深。他对我说,他考虑了很久,还没有向别人谈过,首次向我谈。说他想辞去军委主席,要我任军委主席。他说,看来他如果不完全退下来,还保留军委主席的话,很难停止别的老同志的干预。他还说,看来只能这样做。很显然,他感到老人们干预太多,我不好办。这大约是老人们向他表示反对我以后他的考虑。为了让我能顺利工作,他决定不再担任军委主席,以便促使其他人也不再担任职务,或者不再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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