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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木; 方励之学长点滴及其他

方励之学长点滴及其他
   
   
   
   林 木

   
   
   
   “北大物理百年”祭2
   
   
   
   方励之学长(1936--2012)过世将及贰载,作文以纪念之。方励之是“北大物理百年”的杰出代表,生前担任了ICRA(国际相对论天体物理中心)指导委员会主席,北大物理百年来有几人担当过物理学国际学术机构的领头人?1956年从北大毕业的方励之夫妇是“院系调整”后第一代青年学子,作为学生干部更是处处带头响应党的号召听党的话,又红又专。方励之猝死前的办公桌上还摆放着下半年要来随他作研究的中国学生的资料,至死不忘服务中国。方励之那一代人是最虔诚最热烈的爱国者!但是,国爱他们吗?作为“六四”精神领袖,方励之夫妇在1990年6月25日无奈去国后,可怜再也没有踏上故土,有国难投,他们被剥夺了回来的权利,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方励之已仙去,让他魂兮归来吧!
   
   
   
   方励之学长高我二个年级
   
   方励之长我半岁(6个月零3天)却高我二个年级,16岁时他已读大学。“解放”前方励之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后来,参加该组织者都享受到了“离休”待遇。1954年我入学北京大学物理系时,方励之和李淑娴已经升到物理系三年级。一进校我即为团支书,方李二位早已是学生干部了。次年2月,北大团委书记胡启立主持北大第一届团代会时,得以见识方励之。同年稍后胡启立出任全国学联主席,离开北大去了团中央。胡在1989年和赵紫阳一起被踢出了中共政治局常委会,据说原定胡启立将接班任中共总书记。1946年胡启立进入北大物理系求学四年,并加入了中共地下党,后毕业于北大机械系。
   
   此处所说“物理系”实指北大物理系中的物理专业。1952年中国大陆进行“院系调整”,把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的文理科全部并入了北大,这样,高等院校全面学习苏联后方为中共彻底掌控。其时物理系除物理专业外,还有气象专业,不过教师和学生的多数、尤其是众多名师在物理专业。1959年北大物理系分解成了三个系:物理系、无线电电子学系和地球物理系,后者包含了气象专业。此外,1955年北大新设了培养掌握核裂变人才的物理研究室,它虽冠有北大名头,可是通了天的。铀或钚核裂变的链锁反应过程即为原子弹爆炸。物理研究室在1958年也撩开了点神秘面纱,唤作原子能系,并开始招收一年级新生。这个系经费足,受重视程度远高于前三个系,且位于北大校园的围墙外面,1961年它改称技术物理系。
   
   功课好且刚入党的方励之,又专又红,四年级时转入了新成立的物理研究室。1956年方励之从北大物理研究室毕业时,被挑选去了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中科院的政治氛围比北大宽松,更强调搞好科研业务,反右时方励之被保了下来,说他年轻若戴帽就可惜了。不过“原子弹”工作是不能让他碰了,于1957年12月被物理所下放农村劳动9个月后贬去了中科院刚设立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碍于压力,科大于1959年初处理方励之为“内控右派”,只开除党籍没划为右派分子,后来他也被叫作“漏网右派”。
   
   同样是又专又红的李淑娴,1956年从北大物理系毕业时留校当了助教,就没那么幸运了,1957年她被戴了右派帽子,1959年9月摘帽。1961年10月6日方李两人结缡燕园,互相搀扶着携手走过50年又半年整,2012年4月6日方励之竟驾鹤西去了,呜呼!
   
   方励之的同级同学
   
   1952年和方励之、李淑娴同时进入北大物理系的有周海婴、谭天荣、倪皖荪等多人。当时物理系的课业很重,鲁迅先生的公子周海婴没有能坚持到底,就业当了物理系的实验员,后为物理研究室的实验员,1960年离开北大到广电局。天马行空不务正业的谭天荣也留级了,1957年5月19日起北大校园里贴出了铺天盖地的“助党除三害”大字报,谭天荣终得以甩开课业语不惊人死不休了,于是被毛泽东钦点为全国唯一的“右派学生首领”,改正后算作是1958年毕业。北大物理系代有怪才出,例如我们级有人学古印度梵文,高一级的有人研究东欧共产党上台执政史,等等,但他们的本业成绩都很好,谭天荣似是例外,四年课程读了六年。
   
   和方、李同为学生干部的倪皖荪功课也很好,那时“政治挂帅”之风尚未炽盛,功课差的同学没什威信,当不了干部。反右前高校学生没有班主任,也未设政治辅导员(政治辅导员的发明权属清华蒋南翔,比笔者晚七八届的胡锦涛的第一个职业即为清华水利系的政治辅导员)。记得连哪个同学住哪个床位也是由我派定的,学生党员极大多数来自工农速成中学,跟班很吃力,还得我搭配成绩好的同学人盯人帮他们学习以“不让一个阶级弟兄掉队”,因此所有的学生工作都落在学生团干部身上。即便如此物52级(1952年入学北大物理专业)团总支书倪皖荪仍是学习优秀,1956年毕业时得以留校当了助教。福兮祸所伏,他没能逃过反右浩劫,在三名“同案犯”中倪皖荪遭受的迫害最为沉重,载帽后于1958年春被迫离校后没有再回北大,不知后来、尤其是文革“清理阶级队伍”期他有没有能艰难地活下来(有人说倪皖荪后来去了南京大学)。作为学生头头——团总支书记一下子被打成了反革命,反差巨大,抗折能力特别脆弱,而且倪皖荪没有方、李他们那样的爱情力量的支撑。
   
   1957年“五·一九”初起时蛰伏的北大左派很快就清醒过来,挟倾党之重暗运功力泰山压顶般扑向右派(此处采用的是“中国特色”的左派右派定义,相反于普世定义),扭转了原说的“助党除三害”大方向。师生已无心上课,燕园里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学年期末考试也没有进行(友人更正说进行过的,谢谢,那就是我记错了)校园里一片混乱。倪皖荪、李淑娴和已在科学院工作的方励之他们三位年青的共产党员准备给党中央写信,讲述自己的看法,信未写完,上书还未发出,其中的二个北大助教很快被打成了右派。
   
   物理系位列北大反右冠首
   
    从1957年6月8日起,凡在“五·一九”时期写过“助党除三害”大字报或是在大辩论时发过言的“浮在水面”上的人,到8月31日都被打成了右派;9月1日起撒网捕捉“水面以下”者,挖掘隐藏右派,直到10月底;是为北大的“反右”期。1957年11月1日起到次年1月底,北大进入“反右补课”期(名义上叫整风“整改”期),就象用梳齿极密的常州特产篦箕篦头发那样,一遍又一遍反复查找着“点头右派”和“摇头右派”,补出了173个右派,至此北大共计抓出了699个右派。
   
   1958年1月31日召开的北大反右总结大会上,党委向全校师生员工庄严宣布:北大反右运动到此结束,今后一个(右派)不抓,明天起放寒假。直接领导北大反右的“中共中央整风反右领导小组”副组长彭真再次言而无信,调派亲信——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长兼北京市委宣传部长杨述,来北大尤其是北大物理系尤其是物54级督战,进行反右补课后的再补课。我们这些再补出来的右派,成了游魂野鬼“黑右派”,没有计入北大官方所说的699个右派之中。和我同时入学北大物理专业的同学中还有“假右派”,到1978年“改正”才发现并没有戴右派帽子,却“享受”了右派待遇。我们物54级(1954年入学北大物理专业)的右派比率竟达20%!终于,物理系的反右在北大夺冠矣。
   
   1980年北大结束右派改正工作时,说共改正了716个右派,而非699个。其实716这个数目也还是低了。自1958年底“大饥荒”开始,从中共中央到各级党委都觉得反右不大光彩了,就尽量往少里报右派人数;另外是有些右派失踪了,找不着了,家属也不愿申说,因此有不少人没法给予改正,自是没有统计进改正人数。
   
   反右史专家《阳谋》一书作者丁抒,于1997年反右40周年前夕在香港发文《北大在一九五七》说:“當時物理系的學生似乎格外活躍,右派也格外多。北大全校的右派學生,物理系幾占三分之一。”(是“幾占”)。北大物理系学生何以遭此惨重打击,丁抒是作了解释的。丁文中还写有“在北大,誰在大字報欄前讀後來成了右派的人寫的文章時點過頭,就是‘點頭右派’。誰看反擊右派的大字報時搖了頭,那立場也就一目了然,是為‘搖頭右派’。”真是抓右派抓红了眼。二十多年后,官方说北大没有一个人应该被划成右派分子,也即北大右派100%抓错了,没错你改什么正!但是北大当局至今仍是不肯否定北大的反右派运动。
   
   1958年临毕业那学期我这个物54级团总支书也被“反右再补课”推下了深渊,成了北大最后一个正式戴帽的右派分子,虽然我没有贴过大字报,也没有参加过大辩论,和李淑娴类似,她是主动向组织讲了自己的看法,我是主动向组织交了自己的日记。戴帽后仍让我随班读到了毕业,然后进入中科院应用物理所(次年改称中科院物理所)从事科研工作,因此方励之所讲的中科院、以及由中科院兴办的中国科技大学的某些人和事,我也略知一二。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方励之起步辉煌
   
   1958年秋,中科院自产自销办起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各部门自成体系也是“中国特色”之一)。同时还建立了中国科技情报大学,很快它即并入了科大。科大校长由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兼任,其实郭在科学院也只是挂个名,他还有一大堆头衔。除挂名的头面人物及开办时去讲过点课的著名老科学家外,科大的教职员主要来自科学院各研究所欲予淘汰的人员,有二大类,或是“政治差”或是业务差,前者为主。“政治差”业务棒的方励之也调入了科大。
   
   前文提到的摘帽右派属“右”派,内控右派当然也属“右”派。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科大也逐渐抽紧了阶级斗争这根弦,方励之既属右派怎会有好日子过?科大地址原在北京玉泉路,六四屠城时就是由此杀开一条血路冲向的天安门。文革前科大校园内只讲授基础课,专业课由相关研究所的科研人员承担。笔者也曾是科大第一届和第二届毕业生的毕业论文指导教师,那是在1963和1964年。然后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和下乡“四清”等情事。
   
   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1969年10月18日林副统帅发布“一号通令”后,在京各单位紧急动员起来准备迎接战争,很多单位被指定疏散出京。次年,科学院各所很多人,包括和我同一科研小组的陈云女儿等人,当然也有我这个摘帽右派了,被赶去了湖北省潜江县的科学院“五七干校”(血吸虫病疫区),据说该地曾是全国最大的劳改农场,我们被当地人称作了“二劳改”,实际上也差不多。此前,科大被赶到了安徽合肥,与此同时科学院还在合肥建立了分院,以和科大呼应。科学院合肥分院“废物利用”了安徽省为争取在合肥召开中共“九大”于郊外盖的一片别墅区,科大的很多房子就需自建了,于是方励之成了科大制砖厂的主劳力之一,摔砖胚泥可是个重体力劳动。其前,他们刚到安徽时,方励之还当了半年多的“煤黑子”,下到一百多米的地下挖煤,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地底,方励之神游到了光明的天体。回到地面后方励之为避蚊虫叮咬躲在蚊帐里阅读列夫·朗道(Лев Давидович Ландау, 1962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苏联犹太人)的《经典场论》(Classical Theory of Fields),冥想驾驭广义相对论去窥探早期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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