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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传媒 | 艾晓明:困兽犹斗

端传媒 | 艾晓明:困兽犹斗
   原文
   
   【编按】艾晓明导演的纪录片《夹边沟祭事》2017年2月25日在香港首映。这是她50岁学习拍摄纪录片以来,第16部纪录片作品,也是最 “重量级”的一部。“重量级”的含义很多,可能是耗时长,制作难度大,也可能是面对的恐惧与压力大。从2014年4月,到2015年末,艾晓明用了近20 个月的时间,寻访曾经在中国甘肃夹边沟被劳教过的老人,试图给一段残酷的历史,留下唯一的集体真人见证影像。1957年,中国大陆的“反右运动” 中,3000多名“右派”、“反革命分子”被送到夹边沟农场劳教,在3年时间之内,2000多人死于饥饿、虐待、甚至吃人。惨案数十年后,遇难者的后人不 仅难以寻回遗骨和历史,即便试图在夹边沟建碑纪念,也被砸碎。记录夹边沟的艾晓明,也在时隔半世纪后,再次重新面对自己的文革记忆。端传媒将一连两天连载 长篇人物报导,介绍这位中国女性公共知识分子,从化解“文革”梦魇开始的治学、经世、记录、行动之路。
   

   艾晓明导演最新拍摄了《夹边沟祭事》纪录片。图:中国独立纪录片研究会提供
   
   2015年12月底,中国甘肃省山区的气温已经降到摄氏零下十几度,大雪封闭了山野。62岁的知名独立纪录片导演艾晓明,穿着红色冲锋衣,在山坡上拍摄千里冰封的景观。她脚底一滑,眼看就要摔跤,倒下瞬间,她下意识要保护手里的摄像机,竟在单膝跪地后稳住了没有扑倒下去。
   
   她带着半腿雪艰难地站起来,大笑道:50块钱网购的靴子果然不给力。
   
   她前两天就怕这双已经磨光了的靴子打滑,在批发城里淘了双130块的布鞋,“这是我这几年来买过最贵的鞋子,”她说。这双“贵价鞋”穿了一天后发现磨脚,她只好又换上原来的光头靴。
   
   两天后,艾晓明来到东接蒙古国的甘肃边境小镇“马鬃山”,这是她的一位采访对象年轻时被下放的地方,她颠了300多公里土路到这里,就为了配几秒空镜头。在镇上唯一的商店里,艾晓明惊喜地发现50块钱一双的军用棉鞋,还带防滑胶钉,她当即买下,兴奋得反复说:“太好了,不用买贵鞋子了!”
   
   艾晓明是在拍摄新纪录片《夹边沟祭事》,她已为此工作了一年半多,粗剪的成片全长已达5集,共6个多小时。
   
   按原计划,这片子2015年夏天就该完成,但家庭责任让艾晓明的进度比预期慢得多——只有她90多岁的老父亲身体状况稳定、护理阿姨照料得力时,她才能抢着时间出差采访几天。
   
   尽管艾晓明的许多朋友看了《夹边沟祭事》的粗剪版本已经震撼不已,但她自己觉得还不够好。她想等一场大雪,好当作空镜剪进片子里。2015年的冬天,她终于等到了这场雪,但赶往甘肃拍摄8天之后,医生通知她父亲又发烧住院了,艾晓明只得赶回家过天天跑医院的生活。
   
   艾晓明2012年从中山大学中文系的博士生导师职位退休,她现在常用三个身份描述自己:女儿、家庭主妇、纪录片工作者。
   
   这基本构成了她在武汉家中的日常:一天多次去看看房里的父亲,他精神好时陪他坐坐说说话,虽然他大多数时候都在卧床睡觉;跟请来的阿姨沟通老人家的照料,吃得少了要煮得更稀,天气凉了多加一床被子……其余时间艾晓明就在卧室里剪片子。这还是好的,如果父亲住院了,她就得每天花一两小时坐公交去照料,能工作的时间所剩无几。
   
   夹边沟祭事
   Jiabiangou Elegy: Life and Death of the Rightists
   导演、拍摄、剪辑:艾晓明
   片长:375分钟(5集)
   发布:2017年
   
   “疯子是这样炼成滴!”
   
   《夹边沟祭事》里的右派老人们比她父亲小不了几岁,他们讲着她熟悉又陌生的故事:1957到60年的甘肃夹边沟劳教农场,两千多名右派在零下二三十度的荒漠中被强制劳动、冻饿而死,最后存活的不足六百人。人们相互揭发,也用树枝帮彼此从肛门里掏出粪便。他们约定死了相互掩埋,也吃过对方的尸体,却鲜有人能够反抗——说是麻木都过于简单以至不公道了,系统性的话语、思想和体力的剥夺,让人失去任何反抗的可能。
   
   这种状态艾晓明是熟悉的,虽然她的故事没有那么极端残酷。
   
   她记得自己父亲被打成“反革命”的那一刻。那天中午她回家吃饭,一走近教学楼就听见高音喇叭呼着革命口号和“打倒艾XX”。她一抬头,蒙了,教学楼上高高垂下大标语,大字报上全是父亲的名字,用红墨水划着大叉叉。那是1966年,艾晓明13岁,她的父亲是那所中学的英文老师。
   
   “我爸是坏人了?我爸是‘现行反革命加历史反革命’了?”艾晓明记得那天闷热极了,闷得她发昏。两个学生叫住了她,说:“艾晓明!你爸是反革命,你是少先队员,要听毛主席的话,要写大字报揭发你爸,和他划清界线!”
   
   艾晓明第二天就贴出了大字报,直到现在,她都没问过父亲是否看到了。
   
   “我一点没觉得这事不正常,但我有点诧异,怎么我父亲成了这样一个人?但连刘少奇都是一个大坏蛋,身边的原子弹无处不在,那我爸是原子弹有什么奇怪?好了,他是原子弹,我不是,”艾晓明说起当时,“我们不会思考权力者的过失,而努力地去拥抱它,用爱的语言向它示好,换得内心的安全。”
   
   艾晓明现在会把那种状态叫做“斯德歌尔摩综合症”,小时候的她当然无从分辨。
   
   少年艾晓明一心想要超越“黑五类”(注:文革时对政治身份为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等五类人的统称)的出身,证明自己比“红五类”更加靠拢组织。她在“革命中心”省委大楼附近一张一张地看红纸的大字报,那是红卫兵组织的招募告示,她要找找有没有组织要她这种出身的人;她实在找不着就自己成立了一个人的“小红松战斗队”,没有意识到当红卫兵就是出门斗别人的爸爸;她自作主张把名字改作“艾卫红”,跟同学串联到北京要见毛主席;她有两次“揭发”的经历,一次是有中学生让她监视邻居的右派老师,一次是下乡到矿山中学教书时报告了同事有“不满情绪”——这次揭发的痛苦和不安正式终结了她的文革岁月,那已经是1977年,艾晓明24岁了。
   
   在拍摄《夹边沟祭事》过程中,艾晓明有时会想起小时候的心理和经历,但她说那是很少的,大多数时候她是像学者做研究一样在用理性去认知整合,“可能那种情绪化的东西已经在少年时代消耗掉了。”
   
   但与亲历者一起通看全片时,艾晓明有时会觉得喘不过气来。她现在用“深恶痛绝”来形容自己对那个时代的看法。
   
   “最让我沉重的是,受害人依然不得不说我不反党,我爱党,我只是对某一件具体的事情不同意,我只是不同意这个具体事情的做法……因为我非常清楚这种话只是面具,”艾晓明说,“我不是说他心理其实是很恨的,而是他心里可能没有对这个极权制度做深入的思考,或者说有一些人从来不去思考这些危险的问题。”她认为,对经历过那些岁月的人,这种状态相当普遍。
   
   2015年底,艾晓明偶然在网上看见了一段“忠字舞”视频,“你说怎么会有这么丑的舞,这简直是世界上最丑的舞!”她在餐桌上对来访的友人说,“这样的!这样的!”她把垂下的左臂从肘部斜向上屈起,右臂斜向上伸直,手心向上,两手一起向上参,每参一下欲作弓步的右脚同时重重跺下,跺得桌下的地板嘭嘭响。这是表达敬仰毛泽东的动作。
   
   红卫兵特色的忠字舞。摄:Imagine China
   
   “还有这样的!这样的!”她抬起右臂、手握空拳、屈在胸前,左臂伸得直直地插向斜下方,身体向右前顿,每顿一下也是同时在桌下跺脚,木地板又在嘭嘭响。这是表达前进和战斗的动作。
   
   没有忘,是的,一点都忘不了,“我们小时候天天就跳这么蠢的舞,现在是个正常人都不容易啊!”那几天,艾晓明一再地说起那段视频,重复这句“现在是个正常人都不容易……”
   
   她在转发这段视频时配的文字是:“疯子是这样炼成滴!”
   
   “我在这样的社会里生活了很久,所以我对它是怎么控制人有极大的兴趣,”艾晓明说,“它怎么能够把人控制到这个程度?我们要知道它的符码,并且找到解码的方法,我们才能从这个魔咒里解除出来。”这是她拍《夹边沟》时的想法之一。
   
   “被惩罚的人们乞求确认他们的罪!”
   
   艾晓明自己“解除魔咒”的过程相当漫长。
   
   1978年,否定文革、解放思想、平反冤假错案,对艾晓明影响最大的是恢复考研。这一年,本来因出身不允许上高中的她,考上了华中师范大学的中文系研究生。“本能地很欢迎这个时代,欢迎这些变化,”艾晓明说,“又有学可上了,出身也不用填伪军官了,可以填教员,好像把‘黑五类’这一块抹掉了。”
   
   外在的身份抹掉了,内在的记忆却没有。十余年的“黑五类”经历,让她对压迫和歧视有近于直觉的共情与不平,这个烙印追随她至今。2015年7月,看到维权律师王宇被抓、她的儿子包卓轩被禁出国的新闻时,艾晓明发声道:“孩子你别怕,大姨我当年也是黑五类。你的世界注定宽广,很多人都关心着你。”
   
   类似的,在那个知识骤然被重新认真对待的80年代,艾晓明选择的硕士论文题目关于巴金,她说当时抱着一股劲,想为巴金被否定的早期无政府主义思想辩护。那是艾晓明运用理性批判主流话语的开始,她认为,当时的研究帮助她培养了思辨能力,以及对主流论述保持怀疑的立场和态度。
   
   1988年底89年初,艾晓明在北京师范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成为文革后的第一位文学女博士。留京任教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同一时期,艾晓明遇见了她一生中最重要的思想资源之一: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
   
   那时《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刚刚乘着“文化热”的东风译介进中国,她读了这部小说就很想看到昆德拉的其他作品,在国内却不可得。恰在此时艾晓明获得了到香港中文大学访问三个月的机会,在那里她读到了昆德拉的《小说的智慧》英译本。
   
   “我对他那种对极权时代的文化和心理状态的透视有很强的共鸣。”艾晓明用“一拍即合”来形容她阅读昆德拉的感受,她决心把《小说的智慧》翻译成中文,也由此成为了中国最早译介昆德拉的学者之一。
   
   米兰·昆德拉通过艾晓明的手将极权时代的逻辑写成中文:
   
   “一个人受到惩罚却不知道受惩罚的原因。惩罚的荒谬性是如此地令人难以承受,以至于要寻求平静,被惩罚者就必须为他的惩罚找到一个正当的理由:惩罚寻求罪过。”
   
   “不仅判决的材料根本不可能找到,而且判决本身就不存在。要呼吁,要恳求宽恕,你必须被宣告有罪!被惩罚的人们乞求确认他们的罪!”
   
   1993年,艾晓明翻阅文革期间母亲的学习班笔记,里面写道:“检查我的小资产阶级情调。那天看到辣椒被牛踩了烂在地里,我到食堂向师傅要了一个小铁桶,替伙房摘了点辣椒,交到伙房。第二天向师傅建议,辣椒用盐凉拌吃。一个师傅说,你爱吃你自己买点去腌了吃,我一听就拿了一角钱菜票给他,他给了我一些辣椒……我当时没有认识到这是错误的,后同事给我提出来,才提高到原则上认识这是不对的。因此马上将凉拌的辣椒交到伙房去了……虽然是一碗辣椒,但却是公与私的大问题,以后一定要在生活小节上注意……”——惩罚寻求罪过,被惩罚的人们乞求确认他们的罪——艾晓明感到晕眩,要倒下,要逃出,她推开笔记本,站到凉台上大口呼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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