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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儿社那代人的几个绰号


    ——王亚法
   
    我在文革后期的一九七六年的一月八日,进入少儿出版社工作,在那里度过了新中国政治上最宽松的八十年代初中期。
    一九八八年我去了澳洲,光阴如箭,一瞬间已近三十年了,同时期工作的同事和师辈,不少已相继谢世。我亦进入老年,回忆当年的同仁,脑子里往往只出现容貌,却叫不出的名字,痴想了半天,有时只想起了他们的绰号……

    当年的少儿社,不少人都有一个绰号。我曾问过几位前辈的同事,追溯绰号的來歷,有的说起源于文革干校,因为那时大家离家独处,关在干校里,生活枯燥,没有娱乐,又不敢谈敏感话题,彼此只好取绰号,相互调侃取乐,又有的说,早在文革前就有了起绰号的风气,举例说文革前大家去井冈山下生活,美编陈清之先生,登山时双手摆动,疾走如风,因此得了个“老将军”的美名,这或许是少儿社最早的一个绰号。
    到了文革住进干校时,如上所说,绰号就风行了,以致工宣队进驻后,训话时指出:“一个文化人的单位,像水泊梁山一样,几乎每人都有绰号,小资产阶级歪风邪气……”
    抖掉历史的灰尘,现在回想起那些绰号,有庸俗,有高雅,有尖刻,有丑化,有调侃,有恭维,时而忆及,不由失笑。
    少儿社那代人的绰号,是少儿社的一段历史,也是我青年时代的一段记忆,趁我还未得老年痴呆症之前,赶紧把它写下来。不过在开文前我要声明,此举纯属记载历史,没有对任何人有褒贬的意思,况且其中不少人是我的师辈和好友,那时虽没有对老一辈喊老师的风气,但是他们曾经传授给我许多编辑经验和做人的知识,每每忆及,我都从心底里感恩他们,怀念他们。
   
   
    “洋老虫”陈伯吹
    凭陈伯吹的资格,当少儿社的社长绰绰有余,只因他不是共产党员,按规矩只能当副社长,正社长由团中央派来的陈向明同志担任。
    陈伯吹是我社德高望重的老前辈,资历丰富,著者等身,最近我从网上查得:“潘汉年一九二五年闯上海,经陈伯吹介绍,任上海中华书局《小朋友》周刊的校对员。”可见其资格之老。另外他还是北大校长陈佳洱的父亲,港澳办大佬陈佐洱和指挥家陈佐湟的伯父。我和陈佐洱的认识,就是由他介绍的,记得那时我把刚出版的中篇小说《失踪的马队》送给他,请他指教时,他很高兴对我说:“看到你们青年人有成绩,我很高兴,我把左耳介绍你认识,他是《福建青年》总编,你可向他们投稿,今后是你们年轻人的世界,你们要多相互帮助鼓励。”
    陈佐洱原来的名字里没有“人”和“水”,就叫“左耳”,记得四人帮打倒不 久,高士其前辈提议组织武夷山科普夏令营,我和陈佐洱就住在建阳山区的一个木棚里,那时他说到自己的名字时,指指左边的耳朵,说:“就是这个左耳。”后来见他的名字里添了两个边傍,官运也亨通了。陈佐洱当《福建青年》总编时,发过我不少文章,文革后第一篇正面写郁达夫的文章《郁达夫郁曼陀故里访问记》就是在他刊物上发表的。
    现在网上查阅陈伯老的数据,只有一句“文革受到不公正待遇”以搪塞,许多细节都省略了,既然官史不提,我只好从老一辈同事口中听到的传说来补充了。
    陈伯老的生活以节俭闻名,文革开始,少儿社的造反派抄了他的家,据参加抄家的人说,他把扎牛奶瓶的棉线,捆扎成堆,把牛奶瓶纸盖的蜡质刮下,另行装瓶保存,以备不时之需……另外抄出了一封他和太太的通信,大意为,他太太去北京旅游,上全聚德吃烤鸭,陈伯老的回信有:“上全聚德吃烤鸭,切莫将鸭骨丢弃,带回家烧汤煮面,其味最佳……”之句;在干校时,他早上在食堂买两个肉包子,将包子皮吃掉,剩下的两个肉丸,留着中午放些酱油,泡汤下饭……
    干校睡的是迭迭床,年轻人睡上铺,年长的睡下铺,那时朱延龄和另一位年轻的,睡在上铺,陈伯老睡在朱延龄的下铺。陈伯老喜欢吃臭乳腐,他把臭乳腐放在面盆里,面盆放在床底下,散发出阵阵奇香,朱延龄和另一位青年闻着不是滋味,但仗着陈伯老是前辈,不好意思叫他移走,最后朱延龄出了个怪招——干校有午睡的风气,午睡时,趁陈老未睡着,朱延龄假装问另一位青年:“什么臭味呀?”
    另一位回答:“是老头子的臭乳腐。”
    朱延龄说:“咱俩假装打架,把老头子的面盆打翻掉……”
    躺在下铺的陈伯老听了,一骨碌爬起来,赶紧端起面盆放到外屋去……
    当年听朱延龄讲述这段笑话时,捧腹大笑的场景似乎就在眼前,然而他也已经谢世有四年了,回忆此事,不禁叫人唏嘘。
    陈伯老的绰号叫“洋老虫”,上海人把老鼠叫做“老虫”,“洋老虫”是小白鼠的意思,陈伯老个子矮小,皮肤白皙,红鼻子,冬天戴顶耷拉着两片帽沿的深色棉帽,中装棉袄,看见人習慣避开走,平时很少说话。他的绰号只在私下传呼,大家当面都很尊敬他,叫他陈伯老,他毕竟是儿童文学的宗师。
    一九八一年,陈伯老从抄家归还的款项中,捐出五万五千元,作为“儿童文学园丁奖”。当时听了这个石破天惊的消息,大家无不赞叹他高山仰止的伟大精神。没想到陈伯老平时如此节俭,今次竟出此大手笔,要知道五万五千元,在当时是笔大数字呀,这是他老人一笔一划写出来的钱!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六日,陈伯老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享年九十一岁,可惜当时我在澳洲,没能前去鞠躬送行。
   
   
    “老山东”林剑修
    林剑修文革被打成“走资派”后,从“青年报”社长的岗位上,调到少儿来当牛鬼,“解放”后留在少儿当社长,不久团中央派来了一位资格更老的干部陈向明,林剑修禅位,当了副社长。当然他的副社长和陈伯吹是不同的,林剑修是党内的副社长,有权,陈伯吹是党外的副社长,是聋子的“左右耳”。
    林剑修是老党员,原先是山东老区“大众报”的社长,资格十足的老干部,
   一口胶东腔,因此大家当面叫他“老林”,背后叫他“老山东”。
    说实话,老林是一个十足的,受人尊敬的共产党员,他思想传统,為官清廉,原则性强,性格刚直,文革后,大家在讨论中国往何处时,老林明确作出回到五十年代去答案,因为那时人们的思想单纯,而他呢,刚进城享受供给制,搬进以前资本家住的“武康大楼”,国家配给两个保姆,站在他家的窗门前,可以清楚地看到宋庆龄寓所的花园……
    我和老林的私交不错,他喜欢《红楼梦》。那时我年轻,能背出许多《红楼梦》里的诗词,因此我们的话题很多,如逢假日和星期天,时会备几碟小菜,邀我陪他小酌聊天。我从工厂调往少儿社的手续,是他催促人事科去办的,从传统友谊说,我们有师生之谊。
    老林“解放”,复出工作不久,备了小酒,邀我去聊天,酒后他说:“当年打倒我的时候说是正确的,现在解放我的时候,又说是正确的,我都搞不清了,到底是打倒我正确,还是解放我正确……”这是我听老林酒后最情形的一句话。那天他的太太老曲也在旁边,对我说,今后我要好好支持老林的工作。
    现在回想,从个人感情上来说,我有点辜负老林,原因是在少儿社成立三十周年的庆祝会拍集体照时,女作家竹林,带了叶元(电影《林则徐》剧本作者)的女儿,冲进诗人黎焕颐的办公室,搧了詩人李焕颐一記耳光,当年我年少气盛,不分青红皂白,凭着小兄弟的江湖义气,前去帮竹林说话,此事闹得很大,连市委宣传部都下了批评,影响很不好……前次回国,听《文学报》的朋友说,李焕颐前几年过世了,我觉得有些对不住他,他当了好多年右派,吃了不少苦,平反后回到原单位,因为我看不惯他因长期苦难生活而造成的不良习惯,而歧视他。
    我和李煥頤睡在同宿舍的一個房間里。他的床鋪在我左側,他嗜烟如命,每天一早就躺在床上抽煙,劣质烟味熏得我咳嗽,更使我恼火的是,他在青海二十多年劳改,带回来唯一的“财产”——一包骆驼毛,放在他的床下,不料到了春天,里边生虫,闹得滿房間虫子满天飞,咬得我浑身疙瘩,苦不堪言。如果他年我俩有緣在九泉相逢,我一定向他鞠躬道歉,请他原谅我当年的年轻无知。
    “打耳光事件”后的一个星期天,老林突然邀我去他家里,一进门他就怒气冲冲地教训我:“他,他,他妈的……”他激动时有些口吃,“你这个年轻人,香臭不分,支持歪风邪气,我本欲培养你,现在事情闹得那么大,连宣传部都知道了,你叫我怎么说……”
    现在我才明白,当初老林有意培养我,可惜我年轻不知趣,白白辜负了他的一番苦心,现在回想,真有些愧疚。
    老林的晚年非常不幸,他视网膜脱落,晚年失明,他有两女一男,老伴逝世不久,小女儿得癌症随即而去,双重打击,据说,不久他也走了。
    老林有个独生子叫林康,老林打倒那年头,他也吃了不少苦,那时他才十几岁。文革开始,武康大楼被抄家的户数不少,抄家物资堆放在地下室,长期没人管,林康年少贪玩,跟邻居小孩一起去拿了一支气枪在走廊里玩,户籍警经过看见,问他枪的来源,小孩子不知深浅,跟他顶牛。晚上老林下班後知道这事,连连叹息道,你得罪了户籍警,如果那人是君子,他当你是小孩,不与你计较,算你幸运,如果他是小人,那你就闯祸了,果然第二天,林康就被文攻武卫抓了进去。
    我和老林的交往中,使我认识到,作为个人,老林是个好人,重家庭生活,重友情,有是非感……但到了单位,作为党领导,他就一口一个原则,一口一个党性,以另外一种面孔出现,从那时我就感觉到,这个党不能入,入了党,人性被党性替代,太可怕了。
   
   
   
    “老叔公”——吕鹤鸣
    吕鹤鸣是出版科的一员老将,我进社的时候他已经老态了,花白的头发,背有点驼,一年四季穿一件蓝色中山装,我十几年後离开少儿社,他依然容貌不改,定格在那个时期。
    吕鹤鸣为人和蔼,无论老少都当面叫他“老叔公”,他没有架子,都乐于答应。他好健谈,有空常来我们办公室闲聊,聊抗战时重庆出版界的历史;聊他和“北新书局”老板李晓峰的关系;聊共产党解放上海时,他在小出版社赶印朱毛标准像的旧事……有一次他和我們几个青年聊天,有人问:“老叔公,你经过新旧社会,你说说看到底共产党好,还是国民党好?”
    老叔公犹豫一下回答:“国民党的理论没有共产党好,共产党里的坏人比国民党多。”
    此言一出,石破天惊,有人説反話:“老叔公侬瞎讲,共产党是伟光正的,怎么会坏人比国民党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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