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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坡:《文化大革命沉思》(26-35)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二十六
   文革中最动荡的一幕戏是67年的夺印。夺权,谁來夺权,导致从中央到地方党政当权集团与夺权造反势力的对立,利害不同的造反群众亦分化为因阶级斗争的政治理念而誓不两立的两派或多派。夺权时期发生了对各级党政干部的游街戴高帽喷气式关押围殴等批斗场景,也有地方当权者动员工农围攻造反学生……其混乱是必然的,因为谁是造反派,谁是保守派,谁是毛派,谁是反毛派,谁是文革派,谁是反文革派,谁是革命派,谁是反动派,谁是左派,谁是右派,并无明确的标准与裁判的规则。他们信奉的都是黑白分明你死我活的阶级革命价值观。故其政治争斗亦无章可循,更无妥协之伦理。派性斗争撕裂社会,其影响不止于文革,为文革的恶果之一。全国的情况千差万别,但也可发现某种共同性。如地方党政权力与地方军区往往有密切的关系,与野战部队则较有距离。如保定武斗的军方背景。对地方党政的造反冲击也难免波及地方军区甚至冲击军事机关,后者在局部地区则用军事手段压制造反派,如青海赵永夫事件和成都军区的“二月镇反”。而武汉的七二O事件,则把这种大民主的群众对立推向白热化,惊动中枢,震憾全国,演变为文革群众性动乱由盛至衰的转折点。
     

   文化大革命反思之二十七
     67年2月反击所谓二月逆流后,江青的文革小组取代了周的碰头会,毛的“天下大乱”与夺权政策引起全国范围内尤其各大省会城市的愈演愈烈的派别武斗。其中武汉事件尤为突出。7月,毛亲自坐镇武汉,处理武汉的派別冲突,试图树立一个典型。几乎同时,武汉发生了造反派的大游行与保守派百万雄狮对游行的冲击,死伤百人。毛决定把武汉军区与省军区独立师支持并参与的百万雄狮定为保守组织,对立派别三钢三新为革命造反派,以后者为中心实现大联合,并要求陈再道领导的武汉军区释放被关押的造反派领袖。消息传出,群情激愤。周恩来对陈讲武汉军区犯支左方向错误,遭陈顶撞。周走后,大量军人(8201独立师、8199部队及军校)卷入的百万雄狮持冲锋枪长矛大刀冲进东湖宾馆中央代表团驻地,误殴陈再道,拳打脚踢后绑走了中央文革代表王力,游斗十余小时,骂退谢富治(“谢富治是个大坏蛋,抓住他,揍死他”),困毛于东湖客舍。牛怀龙蔡炳臣坐视不问。百万雄狮近百万人连日荷枪实弹浩浩荡荡环武汉三镇武装大游行,其中百余辆军车,车头架着轻重机枪,高喊“打倒谢富治,绞死王力,枪毙余立金”“揪出中央文革中一小撮坏蛋”“要陈再道,不要谢富治”“揪出谢富治的黑后台周恩来”“质问陈伯达”的口号,亦有质问毛的言论,向中央施压,挟制中央改变对武汉派别性质的认定与处理方针。其标语有“毛主席受了蒙蔽”。武汉全城如节日狂宴,呼声震天。毛下令找回王力,警车出动482辆,消防警报响彻武汉上空。是夜,武汉全城回响着“百万雄狮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的吼叫。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二十八
     武汉事件震惊了北京。江青惊慌失措,以为陈再道“兵变”,劫持了毛。林、周商议后,林亲笔致信毛要毛转移,着手相应的军事布署,周赴武汉劝毛离开。这是中共建政以后毛头一次被迫离开一个城市,避往上海。七二0事件后,毛判断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军队首脑都是支持党政右派的,他以毛润之的署名私自致信江青,提出武装左派,实行群众专政,支持揪“军内一小撮”。这是江青号召“文攻武卫”的依据。林彪要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文革从造反有理、打倒一切进入全面内战的时期。各地爆发的大规模武斗与死伤事件多发生在这个时期,发枪与抢枪,甚至劫抢援越军用物资,接管监狱,阻断铁路,炸桥,抢劫银行、仓库、商场,局面开始失控。毛感叹文化大革命变成武化大革命。这是文革最动荡最血腥的阶段。毛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局,被迫对造反夺权降溫,强调自上而下三结合,以军队为主,老干部与革命群众代表都是结合对象。依靠林彪对动荡地区实行全面的军管。派军宣队工宣队接管学校。认为攻周的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为“反动组织”,甚至要批评极左派思想。所以,七二O事件是文革群众性动乱从盛转衰的转折点,在短期的疯狂过后,毛从鼓动群众造反到强调革命大联合,最激进的造反派开始走向衰亡。8月26日毛下令逮捕文革要员王关戚,不久前王力曾是武汉事件的英雄,从武汉回北京受到林彪、江青安排的百万军民凯旋式欢迎。谁能导演这样的人间戏剧?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二十九
     武汉事件是文革政治史富有启发意义的典章,其对文革的进程影响甚巨。文革对毛,也是“摸着石头过河”。它释放了文革前被压抑的各种力量、各种利害、各种矛盾,各种冲突,其暴力强度匪夷所思,称之内战并不夸张。两派对立势同水火,生死相拼,是一次人为权死的总爆发。毛深夜二时转移到王家墩机场,黯然飞沪后,怒称东湖是贼窝,七二O是反革命兵谏。毛是深知事件之性质与严重性的。将影响到南京军区、福州军区,不仅是武汉的问题,是全国的问题。周讲是家丑,“百万雄狮是对着中央来的……建国以来从未发生这种情况”。林彪将七二O事件定为反革命暴乱。困兽犹斗,有武汉军区与地方独立师深度介入的百万雄狮为其政治命运挺而走险,清君测要挟中央,几危元首,确是惊心动魄的政治辣剧。武汉人的火炉脾性充沛展现。各种势力各类人物之表演淋漓尽致,活龙活现,笔墨难述。据邱会作回忆,事传北京,江青向叶群哭诉“反革命分子已经快冲到主席住处,高喊'抓住那个胖子!打死那个胖子'!他们喊的那个胖子就是主席”,要求林叶亲去武汉护驾。周率中央警卫团人员赴汉,王家墩机场被占,其专机只好改降山坡机场,周化装后急奔东湖救驾,帅府千金有挥泪别红颜之传闻,王力评论8201部队的特别呼吁:“这是反革命宣言书。这回独立师可真是独立了,向毛主席独立,向解放军独立”,陈再道、钟汉华事后检查对毛的安全不闻不问,“以蒋介石的态度对待主席”……毛对于自己释放出来的革命魔鬼,已近失控了。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三十
     武汉事件三十余年后,烟消雾散,已过不惑之年的当年敌对派別的代表人物曾经聚首江城,杯酒交错,相逢一笑泯恩仇,往事历历堪回首,其话题离不开激情燃烧的七二O事件,百万雄狮的当事者坦承:项庄舞剑、意在毛公。可见证毛、林、周、江对武汉严重局势的估计是准确的,军队的分裂与地方的独立,是严重的危机。以毛的绝对权威,摆不平武汉一个群众组织的抗命,差点演变成军队的火并。当权的地方党政军集团仍有左右局势的实力且并不甘愿俯首被黑,更不甘愿任由昔日臣民的摆布。据我观察,被斗被关被审查的老干部心服口服者少之又少。七二O事件后,据统计被打伤打残打死人数多达十八万四千人。毛在武装左派重组军队的激进举措之同时,亦保留了几分清醒的头脑,如保护陈再道钟汉华,争取大多数,很快停止“军内一小撮”口号的使用,令张春桥从大别山请回许世友,在火烧英国代办处的外交事件后,毛听从周的建议,果断逮捕文革激进派王关戚,为文革狂热适度降溫,在全国范围内停止大串联,制止武斗,复课,派工宣队军宣队接管武斗的高校,为造反派开办学习班,并亲自召集京城五大造反领袖训话,演出了喜怒交加的惨淡的闭幕场景。
   文化大革命沉思三十一
     学生停课闹反的疯野岁月最多两年,到67年的夺权风暴中程度不同卷入武斗的混战,已非运动的主流。到68年上半年,从中央到地方的成批当权者或管制或关牢或下放,在党内诸敌扫荡之后,毛着手恢复秩序,6月向各大军区省军区派驻了中央支左部队,平息武斗,督促大联合。毛对造反学生开始厌倦了,亲派中央警卫团官兵与工人进驻清华,为蒯大富武斗所阻,死五人,伤731人。7月28日,毛在林周江康陈谢黄陪同下召见北京五大造反领袖聂韩蒯王谭,进行严厉的训话,自称“黑手”。毛怒斥造反学生武斗不得人心,警告说:“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侯了”。并厉声宣布:“谁如果还继续违犯,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是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毛的训话杀机毕露,意味着毛要收回造反的猴毛了,学生退场,军人上场,军政时代开始,文革秩序,以军管启幕。毛在对姚文元文的批语中称: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论是学校,还是別的单位,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毛强调,大批判和清理阶级队伍,为整党创造了最好的条件。所谓整党,就是建立文革秩序。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三十二
     从68年5月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是转嫁文革危机以恢复秩序的传统作法。以文革时期的政治思想与政治思维,就是沒有中央文革的干预,各派政治力量也是难以实现权力分享的所谓革命大联合的。造反派显然不具备罗伯特议事规则的文明素质。阶级斗争意识与暴力革命传统只会使各路造反派更加敌视更加对抗。和平对话妥協让步服从规则是与毛式革命格格不入的。派性,是文革政治的必然。所谓大民主,是毛利用群众整肃政敌的政治手段。毛式运动的后期,总要秋后算帐,总会伴随一个恐怖的肃反阶段。因此,清队是革命转向造反指挥系统与造反派内部的标志,打击对象是所谓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与所谓未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虽然有政治表现论,但翻阅毛林周江康等在文革时期的讲话,追查出身并以出身为犯罪犯错根源之论调比比皆是,这是文革中特有的两面现象,而清理阶级队伍,就是从党政军首脑机关及造反队伍中清出不听话不顺从的异己分子,出身、家庭与历史“有问题”的人,首当其冲。利用清队挟嫌报复者,亦不在少数,是文革中的反右运动。其间发生的五一六冤案,受屈者多为有异议的造反派,牵及百万之众,后果惨重,遗患无穷,是文革中非常阴暗的一页。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三十三
     毛文革前曾对刘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这个小指头却是十年清算。文革大致有三个阶段,造反有理、全面内战的66-68,这三年是社会大动荡时期。69-71年为第二阶段,是军管与军政时期。72-76年是衰亡的最后阶段。从66年8月《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到68年10月八届二中全会决定以“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毛以亿万人卷入大动乱的巨大代价完成了对刘少奇的彻底清算,达到了文革的预期目标。《炮打司令部》以蒯大富提供的材料指控刘邓围剿造反派,“联系到1962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实右”,可窥察毛刘分歧的历史轨迹,62年为关键。67年《红旗》5期刊发的经毛审核的戚本禹的批刘长文《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一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向刘少奇提出了八个为什么,其中重大政治指控是刘在抗战后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建政后坚持新民主主义反对过急过快搞工商改造与合作化、56年主张阶级斗争熄灭论、三年大饥荒时期推行“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的内外调整政策……戚的指控从另一个革命大批判的视角反射了从45年到66年毛刘的一些重大分歧,终于爆发于64年的社教运动,65年毛开始设局铲除刘少奇。戚文是文革中官方首次指名道姓系统批判刘少奇的文章。刘阅后极为愤怒,致信毛为自己申辩,后又写了对“八大罪状”的答辩,均被置之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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