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铮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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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行逆施的「兩高」釋法與歷史大勢

http://upload.bx.tl/blog/temp5/201701261854181.jpg
   2015年長春街頭、伊通河畔出現訴江展板(圖片來源:明慧網)
   
   看了1月25日中共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新出臺的所謂《關於辦理組織、利用X教組織破壞法律實施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心中冒出的第一念就是:這才是真真正正的「倒行逆施」!
   

   這個「解釋」,如其之前的所有「解釋」一樣,也不說X教是什麼,誰是X教,但從其所列的一條一款來看的話,明眼人都知道,這是針對法輪功的。比如:
   
   用無線電臺(站)或者無線電頻率進行宣傳的、以貨幣為載體宣傳X教的(有人笑問:人民幣上到處都是毛的像,這個算嗎?)、製作傳單、噴圖、圖片、標語、報紙、書籍、刊物、錄音帶、錄像帶、標識、標志物、光盤、U盤、儲存卡、移動硬盤、橫幅、條幅、電子圖片、文章、電子書籍、刊物、音視頻的;
   
   編發信息、撥打電話一千條(次)以上的;
   
   利用在線人數累計達到一千以上的聊天室,或者利用群組成員、關注人員等賬號數累計一千以上的通訊群組、微信、微博等社交網絡進行宣傳的;
   
   信息實際被點擊、瀏覽數達到五千次以上的,等等,等等。
   
   與之前的幾個同類「解釋」相比,這個「釋法」之中,所列舉的需要對付和「懲罰」之事,比之前多了許多、具體了許多;同時對這些行爲的懲罰,也重了許多許多。
   
   這說明了什麼呢?
   
   1、 迫害法輪功近十八年以來,中共的鎮壓非常失敗、非常不得人心。國內國外的法輪功學員不但沒有被打趴下,反而「發明」了越來越多、越來越靈活的講真相的方式,而且一直在大量地製作各種講真相材料、大量地散發這些材料,並利用網絡、語音、手機通訊、人民幣、以及各種質地的真相材料等各種形式大規模地進行講真相活動,以至兩高不得不亦步亦趨,緊緊跟隨,不斷出臺新的「釋法」來應對。
   
   2、 既然之前的「釋法」也好、量刑標準也好,都沒有起到把法輪功鎮壓下去的作用,反而激發了法輪功學員發明更多的講真相方法。那麼再出臺這樣的東西有什麼用呢?徒增笑話罷了。
   
   至於這個所謂的「釋法」有多麼違法,實在不值一駁。筆者在近十四年前,鎮壓法輪功兩週年時,即已撰寫萬言長文《論鎮壓法輪功的完全徹底非法性》,將此問題說得一清二楚。
   
   現在值得討論的倒是:為何在鎮壓法輪功已經越來越不得人心、有時甚至連中共法官、檢察官都在法庭上公開承認鎮壓法輪功完全非法的情況下,為何「兩高」會在此時有些倒行逆施之舉呢?
   
   我想沒有人不明白,中共建政以來所搞的歷次政治運動,沒有一次是對的,幾乎沒有一次不是中共最後自己又出來「糾正」或「平反」的,迫害法輪功絕對不可能例外,絕對是中共犯下的最大罪行,再出臺多少「解釋」,這一條也是絕對不可能改變的,而只能是在犯罪的路上越走越遠。
   
   對於血債幫來說,手上已經沾了血,只能是硬著頭皮做下去,最好是捆綁更多的人上來,天塌下來大家一起玩完。
   
   問題是,其他的人呢?不管政治鬥爭多麼殘酷、權力遊戲多麼複雜,迫害死數百萬無辜大法弟子的罪行,絕對不可能永遠掩蓋下去,更不可能以更殘酷的鎮壓來洗白罪行。
   
   天理昭昭也好,人間自有正道也好,這麼大的罪行,一定會由上蒼和人間的正道做出應有裁決,而且那一天很可能轉瞬即至。哪一個黨、哪一個當權者,哪一個民族,都不能永遠帶著這麼大的罪前行。
   
   俗話說,「當斷不斷,反受其亂」。筆者真心希望,所有有良心、有常識、有頭腦、有判斷力、希望中國變好的中國人,都儘早認識到這一點,做出正確的選擇,不要在將來成為歷史的罪人。
   
   附:筆者2003年7月18日以筆名曹靜撰寫的文章《論江澤民鎮壓法輪功的完全徹底非法性》
   http://www.epochtimes.com/b5/3/7/18/n344692.htm
   
   前言:“党打到哪儿,咱指到哪儿”与百發百中的箭手
   
    五十年代中國大陸有一句著名的政治口號,叫“党指到哪儿,咱打到哪儿”,“文革”以后,整個社會對于共產党的信任破產,這句口號不知被哪個天才改成了“党打到哪儿,咱指到哪儿”。
   以前還有一個故事。說是有一個人射箭,回回都是十環。旁人請教他訣竅何在,他答曰:“先將箭射出,然后再畫靶心。”
   在人治而非法治的中國大陸,從“鎮反”、“肅反”、“三反”、“五反”、“反右”、“文革”、“六四”到鎮壓法輪功,歷次的運動与鎮壓沒有一次有絲毫的法律依据;在國家法定的最高權力机构人民代表大會及從上至下的一切執法机构事實上都是獨裁者個人意志的附屬物的時候,在党可以先將箭射出再畫靶心的情況下,討論鎮壓法輪功的“合法”与“非法”本來是毫無意義的。
   然而,這一次有所不同。在新的國際國內形勢下,為了裝點“改革開放”和“依法治國”的門面,為了給鎮壓尋找借口和依据,并由此欺騙世界輿論,鎮壓者打著“依法”如何如何的口號,堂而皇之地劫持了整個國家机器,用警察、監獄、勞教所、洗腦班、電棍、酷刑等取代了“文革”中的紅衛兵、“牛棚”与武斗雙方的棍棍棒棒,將几十万煉功民眾未經法律程序長期囚禁折磨,一千多人被刑求致死;無數人被折磨致精神失常;無數人被迫流离失所;上億的煉功民眾及數億的煉功人家屬長達數年生活在壓力和恐懼之中;各級党政机關、軍隊、大中小學、科研机构、新聞媒體、企事業單位、公安部門、法院、檢察院、監獄、拘留所、勞教所,甚至監獄、拘留所和勞教所的犯人和在押人員,都被裹脅到鎮壓之中,或主動或被迫地充當幫凶,犯下了大小性質不同的罪行;四分之一的國力被用于維持曠日持久的鎮壓,從而給國家和民族帶來了空前的災難。
   換而言之,鎮壓者一直在試圖給這場從頭至尾、徹頭徹尾的非法鎮壓披上“依法”和“合法”的外衣,除了隨著鎮壓的持續而不斷地制訂出新的“法律依据”和“法律”條款外,也一直在鎮壓的合法性上欺騙著全世界人民。因此筆者不得不不厭其煩,以彼之予,攻彼之盾,完全站在中國現存法律法規的基礎上來論一論這場鎮壓的完全徹底非法性。
   
   鎮壓的實質及其先天非法性:以暴力和“法律”改變人的思想
   
   首先要討論的是鎮壓的實質。
   鎮壓的實質是將法輪功這一种功法、思想、信仰體系和修煉這种功法的民眾消滅。
   消滅功法、思想和信仰體系采取的是先收繳、銷毀法輪功書籍和音像資料,再開動所有的宣傳机器對法輪功及其創始人進行轟炸式造謠誹謗,以使民眾不但沒有机會了解法輪功,還因為煽動式的宣傳而仇恨之。為達到這一目的,鎮壓者不惜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天安門自焚”偽案及一系列法輪功信眾“自殺”、“殺人”的聳人听聞的“慘案”,來試圖從“名譽”上將要消滅的對象徹底“搞臭”。
   相對來講,消滅信眾的“任務”就艱巨得多了,因為這只有兩個途徑:一個是將信眾從信仰法輪功“轉化”到認同鎮壓者對法輪功的“定性”和“取締”,另一個是將不能從思想上“轉化”的人進行肉體消滅——這包括“打死算自殺”,以及將不能“轉化”的人無限期長期囚禁兩個方面。
   也就是說,鎮壓的實質是想用暴力和“法律”改變人的思想。
   但凡有一丁點法律常識的人都知道,法律是只針對人的行為和行為所帶來的后果的。思想的問題根本不是法律所管轄的范圍。從這一點上說,“法律”被濫用到根本不屬于法律所應該适用的范圍,這就從根本上決定了這場鎮壓從一開始就是非法的,或者說,鎮壓的非法是先天性的。
   
   鎮壓是江澤民以個人意志劫持國家權力的結果
   
   在后來被中國官方媒體反复渲染為“圍攻中南海”的99年“4.25”法輪功學員万人大上訪當夜,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就致信中央政治局常委及其他有關高層官員,稱“共產党如果戰胜不了法輪功,那將是天大的笑話”。這封信被當作內部文件層層向下傳達。同年6月7日,江澤民在政治局會議上講話,稱“4.25”上訪“是1989年那場政治風波以來最嚴重的一次事件”。講話內容于6月13日在中共內部秘密傳達。7月19日,江澤民在高層會議中宣布定案,全面鎮壓法輪功。次日凌晨,全國統一大規模對法輪功輔導員的抓捕和抄家行動正式開始,從而拉開了這場針對上億煉功民眾的血腥鎮壓的序幕。
   然而,這一場已被后來的實踐證明為勞民傷財、騎虎難下、害人害己的鎮壓運動的發起,卻既沒有經過党內的集體決策,更沒有經過政府的正常程序,而完全是江澤民個人一意孤行的結果。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七名委員而言,當時贊成鎮壓法輪功的,只有江澤民一人。
   也許西方的民眾很難理解個人的意志如何能夠凌駕于政府和政党之上;而中國二十多年前的“改革開放”又給許多人帶來了中國在許多方面已經有很大進步并正在逐步与國際接軌的錯覺。
   “改革開放”的表面繁華很大程度上是中國的巨大人口所能形成的市場消費潛力帶給外國投資者的想象空間造成的,不過這不是本文要探討的話題。筆者在此想表達的是,“改革開放”后的中國,表面上經濟和市場有所放開,但體制上的專制本質并無絲毫改變,某些方面甚至還在加強,由江澤民一個人同時出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的“三位一體”現象就是第一次在中共歷史上出現。
   在有著几千年封建制度歷史、法治和民主從未真正得到實現的國度,集党、政、軍大權于一身的獨裁者就會有凌駕于政党和政府之上,而隨時隨意調用一切國家資源的可能性。如果說封建時代的“天子”雖然相信“率天之下莫非王土”,但他們對于“天”的敬畏和“愛民如子”的自我道德約束尚能使國家“國泰民安”的話,崇尚“暴力革命”、“槍杆子里面出政權”、“与天斗,其樂無窮;与地斗,其樂無窮;与人斗,其樂無窮!”的共產專制極權就已經全面喪失了制度和道德兩方面的約束。
   在這种情況之下,集党、政、軍三大權于一身的江澤民在一些熱切地想為自己撈取政治資本的下屬官員的推波助瀾之中,在各級官員和執法人員對于權力的畏懼和切身利益的維護之中,在普通民眾對于“六四”的大屠殺心有余悸、記憶猶新因而默認了強權就是真理的心態之下,就完全具備了操縱國家机器、濫用手中權力發起這場血腥鎮壓的社會基礎和條件。
   也有許多西方民眾一直在問:為什么要鎮壓法輪功?民主國家的人們對于這場鎮壓确實覺得不可思議。那么為什么在中國會有“反右”、“大躍進”、“文革”呢?那些事情過了沒多長時間,連中國的老百姓都人人覺得荒唐;可是它們就是發生了。這就是中共的歷史和中共的現實:党的領導人可以隨時劫持國家權力發動對上至國家主席下至平頭百姓的全面“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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