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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敦刻尔克还是宜昌大撤退


   
   
   
   谢选骏:是敦刻尔克还是宜昌大撤退

   
   洋奴们把“宜昌1938年大撤退”比做“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这是相当没有常识的谄媚。因为1938年的宜昌大撤退在前,1940年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在后——宜昌大撤退怎么可能是“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呢?相反,应该把敦刻尔克大撤退叫做“欧洲的宜昌大撤退”。
   
   在“敦刻尔克大撤退”的前两年,中国境内也有一场争分夺秒的生死大撤退:在短短40天内,用极其有限的运力将停驻在宜昌的13万吨货物和3万余人员转运至四川,保住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命脉和大批人才。
   
   这是面对民族危亡的中国民众用自己不屈的意志,创造的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迹。
   
   我之所以对这段历史感同身受,是因为从小听到母亲刘家桂讲到这段血泪历史。她们的家族企业是一家长江航运公司,就因为参加这次大撤退,而遭到日本飞机全数炸毁击沉,家庭成员殉难,企业从此破产……
   
   由此可见,宜昌大撤退并非完全依靠的是卢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而是还有许多中小企业的参与。刘家桂也因此被迫流亡重庆,抗战胜利后跟随父亲去了上海、北京,再也没有机会回到宜昌看一眼。1973年1月24日,死于中国最为黑暗的时候。
   
   所以我从小就知道:西方国家还在对日绥靖、隔岸观火的时候,我的父母一辈和他们的长辈,就在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流血流汗了。
   
   中国人,什么时候才能挺直腰板做自己的主人,不再崇拜西方人和他们的真理呢。
   
   对此,亲历了此次大撤退的教育家晏阳初评价说:“敦刻尔克大撤退”是依靠国家的力量,由军事部门指挥完成。而宜昌大撤退则完全依靠民间船队。在中外战争史上,这样的撤退只此一例。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为了保存工业实力,中国沿海的工矿企业纷纷内迁,并源源不断来到湖北宜昌。1938年10月,国民政府决定放弃武汉,涌往宜昌的货物和难民达到了高峰。
   
   全中国的兵工工业、航空工业、重工业、轻工业的家当,几乎完全交付在这里了,遍街皆是人员,遍地皆是器材,人心非常恐慌……
   
   网文《宜昌1938: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这样记载:
   
   宜昌,湖北西部的一座不起眼的城市。就在1938年秋冬时节,成了举国关注的焦点。抗战爆发以来,国民政府及其军队节节败退。上海、南京和武汉先后沦陷,数以万计的人员物资,都把撤退的目标瞄准了重庆——国民政府的战时陪都。
   
   撤往大后方,长江三峡是必经之地。所有从下游运来的人员和物资,在进入三峡前,都得在宜昌码头换乘吃水浅的大马力小船,才能通过水情复杂的三峡航道。更关键的是,还有40天,三峡就要进入枯水期,船只无法通行。时间不多了。
   
   这不是一次无序的大逃跑,而是一次有组织的大撤退,是一次事关国家前途命运的生死竞速。整个行动的指挥中枢,就是民生公司宜昌分公司位于怀远路的办公楼。楼下重兵把守,戒备森严,楼上通宵达旦,一刻不停。
   
   历史上,把这次宜昌大撤退,称为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前所未有的挑战
   
   对于民生公司老板卢作孚来说,他遇到了公司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挑战:
   需要运输的,不是普通的物资,而是从沿海大城市搬运来的战略物资、军工设备,多达13万吨,方圆几里的码头空地被堆得水泄不通。能否安全运出交战区,送到大后方,尽快恢复生产,关系到对日作战还能撑多久。
   
   需要带走的,不是普通的旅客,有超过3万名军政官员、技术工人和普通难民,还包括1万多名儿童。他们需要有饭吃,有活路,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发挥能量,支撑危局。有数以万计的大批伤残军人,他们需要尽快救治,保住性命,尽早康复,重返战场,成为支撑抗战的生力军。
   
   除了要把这些人员物资安全转移到后方,还要从重庆向前方运送大批出川抗日的川军将士。这种交叉运送,增加了运输成本和难度。
   
   任务艰巨,时间紧迫。那么,宜昌的水上运力够用吗?
   
   民生公司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民营内河航运公司。老板卢作孚苦心经营多年,鼎盛时期拥有116艘大小船只。然而,三峡航道狭窄,浅滩多,自下游向上游,需要逆水前行,这就需要大马力小船。这样的船,民生公司只有24艘,单船载货量只有200-600吨,将物资和人员全部运到重庆,需要一年时间。而国外航运公司不仅类似船只稀少,且标榜“中立”,拒绝搭载军用物资。关键时刻,只能靠中国人自己的船。船少人多的矛盾,一开始就非常突出。即便这硕果仅存的24艘大马力小船,也险些不保。
   
   1937年南京陷落后,自忖海空军薄弱的国民政府,为扼守长江中游,就采取沉船塞江的消极防御策略,阻塞航道,阻敌西犯。民生公司也接到了国民政府军政部指令,要求征调仅存的船只到长江田家镇段凿沉。卢作孚坚决反对,便利用他作为国民政府交通部常务次长的身份发表声明,强调当前水运紧张,请军政部冷静考虑封锁航道不用沉船的办法。他提议,招商局、民生公司的船只全部调往宜昌,紧急运送撤退的企业设备,承担疏散人口和运送出川抗日军队的任务。以此为由,他说服了国民党最高当局取消了沉船决定,转而建造多艘钢筋水泥船沉江,从而既保住了这24艘船,又迟滞了日本海军的溯江西犯,为宜昌大撤退争取了时间。
   
   民生公司面临的困难,大家很清楚。所以,码头上各单位争相抢运,甚至直接武力夺占。民生公司有7艘船,甚至被重庆行营拉去“打军差”。每艘船从宜昌跑一趟重庆,必须捎带一批弹药到万县。1938年1月,民生公司的“民勤”轮抵达宜昌,尚未卸货,警官学校的学员便全副武装,强行登船,要求直接装货。为了搞到一张船票,不少人上门请客、托人、送礼、交涉。军人气势汹汹,甚至动辄掏枪威胁,拳脚相加。
   
   运力缺口、时间缺口、管理缺口,给大撤退的组织造成了更多困扰。天时、地利、人和,卢作孚毫无优势。他该怎么办呢?
   
   当机立断的决策
   
   40天,运走如此多的人员物资,这是一个看起来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作为撤退行动的总指挥,兼有官商双重身份的卢作孚,必须制定一个切实可行的工作目标,以及为之服务的有效措施。过高或过低的目标,都可能导致决策失误,结果不堪设想。
   
   最佳目标,当然是滞留宜昌的人员物资全部送到千里之外的重庆。从时间、水位、运力、装卸能力来看,这都不可能实现。
   
   最坏后果,40天抢运黄金(1183.50, -6.30, -0.53%)期,在混乱中没能运走多少人员物资,导致宜昌陷落时,大多数人员物资落入敌手。这将是满盘皆输的结局,必须竭力避免。
   最现实的目标,就是全部运走。保证40天内所有物资人员离开宜昌。不一定都抵达重庆,但可以分散开来,化整为零,尽可能向上游运动,甚至暂避于三峡的崇山峻岭之中。总之,以不落入敌手为目的。这也是卢作孚对所有人做出的承诺。
   
   实现这个最现实的目标,就必须挖掘潜力、自立创新,优化流程、提高效率,加快运转、全速撤离。卢作孚和民生公司的员工们,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愣是改写了历史。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临危受命,指挥部署。1938年10月23日白天,卢作孚领命飞抵宜昌,直奔码头,紧急调研,连夜沙盘推演,拿出了大撤退的全套运送方案,并在次日早上8点带到了公司例会。他抽调业务骨干加强领导力量,把40多名川江著名船长和领航员调到宜昌,参加抢运。组织公司高管上船监督,确保运输安全。卢作孚自己对所有船只的位置和运输情况了如指掌。由于昼夜不歇,极度辛劳,他的脉搏一度骤停。
   
   排除干扰,分清主次。卢作孚下令,停止请客应酬,只保留工作往来。这么做,就是要节省时间,避免任何走后门的做法对他环环相扣的撤退方案造成任何干扰。然后,把宜昌码头堆积如山的货物,按照轻重缓急加以区别。公营厂矿的重要器材配合成套,优先装到轮船上启运。不重要的器材或交由木船运输,或在40天后另行安排运输,或就地抛弃。
   
   挖掘增量,盘活存量。民生公司从民间征集了800艘木船,再加上自行建造的1200艘木船,加起来有2000艘。这些木船轻薄短小,机动灵活,可将码头上的货物化整为零,蚂蚁搬家。民生公司出台《非常时期客运救济办法》,将船上卧铺票改为座票,每个卧铺安排5人乘坐,客运运力大幅增加。三峡航道无法夜航,民生公司就白天航行,晚上装卸。白天先把货物装到驳船上,傍晚待轮船抵达宜昌码头,驳船立即拖到轮船旁边,打开舱盖和门窗,只要轮船抛锚,立即装货。充分利用夜晚,把宝贵的40个白天全部用于航运。
   自主创新,快速装卸。宜昌码头设施简陋,仓库不足,缺乏大型机械。1938年6月起,民生公司在宜昌五龙增加了一处码头,在大公桥至九码头的岸边修建了滑坡,放置绞车、铁管流筒,用于上下轮驳靠岸装卸超重、超长物资。三斗坪、青滩、巴东等处码头还设立了转运站,增加趸船。公司员工还自行研制了30多吨的起重吊杆,对于吊拉超重物资起到了关键作用。公司还临时招募了3000名装卸工人。每到夜幕降临,船上岸上灯火通明,工人们抬着机器,喊着号子,和着汽笛声、起重机声,演奏了一支悲壮的交响曲。
   三段接力,分段运输。如果采取全段运输,一艘船从头到尾,中间不换船的话,虽然环节少,时间短,速度快,一步到位,但往返耗时6天,无法将宜昌码头的人员物资快速运走。于是,民生公司采用其1936年在长江枯水期总结的“三段航行”经验,将宜昌到重庆段按照水情状况分成宜昌到三斗坪、三斗坪到万县、万县到重庆三段。不同的船在适合自身吃水情况的航段内循环运送。既缩短了航程,又确保每天都有6-7艘空船返回宜昌,确保运力。当然,至于那些重要而不易装卸的笨重设备,直接从宜昌运往重庆,但返回时绝不放空,而是满载出川抗日的士兵回到宜昌。
   优惠定价,民生第一。作为航运企业,民生公司在运力短缺的非常时期,完全可以将船票坐地起价,发国难财。即便涨个10倍,仍会有难民倾其所有,去换取这张保命符。然而,卢作孚选择了大幅优惠。公教人员优先登船且享受半价,难民儿童免费乘坐。他甚至要求每艘船离开宜昌必须带走50名孤儿,否则不许在宜昌和重庆靠岸。至于货物,军工器材每吨30-37元,其他公物每吨40多元,民间器材每吨60-80元,远低于外商报价的每吨300-400元。显然,卢作孚没有把大撤退当作生意,而是当作了一项光荣的使命。
   
   艰苦卓绝的壮举
   
   1938年10月,宜昌大撤退拉开帷幕。在这场豪气冲天的壮举背后,有着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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