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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反右派运动真相问题与王绍光博士探讨

魏紫丹:
   【阿波罗新闻网 2009-01-22 讯】☕打印版 ◪圖片版 ◫PDF
   魏紫丹(美国)
   
   

    反右运动,所以会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是因为它涉及的内容兼具了延安整风的深邃性和文化大革命的广泛性。延安整风虽具思想斗争的深刻性,但是是在小范围内进行的,远未波及到全社会上;文化大革命虽席卷整个社会,但正如群众所说,是厕所里的苍蝇乱哄哄。如此说来,只有“反右”在共产党发动的所有运动中,才是最兼具阐扬民主自由思想的深刻性和面面俱到的广泛性。这次运动是民主自由在毛泽东时代的最后一战,也是共产极权的政治本质一次颇具深度的充分展示。内中人物,涉及“老和尚”和“小和尚”;问题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学、艺术、文化、教育、体育运动、卫生、国家、民族、社会、人口。。。。。。从宏观到微观巨细不漏;地域波及东西南北中,直至老(老解放区)、少(少数民族区)、边(边界区)、山(山区)、穷(穷乡僻壤);部门横跨党政工农兵学商,各行各业;而且右派们所提问题,其尖锐性、其科学性、其超前性,至今看来?诖舐缴希?允俏抻谐龊跗溆艺?---政见是当时的政治家和政治学家鸣放出来的;如何办教育呢?则是教育家和教育学家发表的高见;法学家谈法治,经济学家谈经济,文学家和艺术家谈文艺,社会学家谈社会;新闻出版界、医药卫生界、学术界都是名报人、名医药专家、名流学者们恳切陈词。从毛泽东主观来说,自称“阳谋”;就事态发展的客观进程来说,则是将计就计,一代精英(包括大学生,也都属才华横溢的高才生),得以乘机倾巢而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们的见解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准。无怪乎深入人心、香火不断。后生晚辈们诸如《北京之春》主编胡平先生说:“我发现,和文革中出现的各种所谓异端思潮相比,57年的右派言论所含有的自由民主理念要丰富得多,清晰得多,也纯正得多(这并不是说文革一代人的素质比右派低下。这只是因为文革一代的成长环境更恶劣)。我从57年右派言论中所获得的启示,要远远超过从文革中异端思潮所获得的。[i]”八九民运学生领袖王丹说:“可以说,不了解‘反右运动’,就不能深入了解中共的政治本质和中国的当代史。。。。。。今天的民主运动,从‘四五’到‘思想启蒙’,从‘八六学运’到‘八九民运’,所提出的政治主张,其实都没有超出‘五七一代’人的思想框架太多。[ii]”着名记者高瑜说:“毛泽东的反右运动企图将20世纪上半叶中西文化培养出来的精英人物一网打尽,主要要消灭知识分子批判社会的功能。而89一代,作为57一代的儿子,又经历了六四一场大屠杀,专制暴君打算‘杀他20万,换得20年的稳定’。现在20年就要到来,中国知识分子追求宪政民主的精神仍然在不断成长,而且信心百倍。[iii]”吴国光教授研究反右问题的结论是:“可以说,从宏观的历史眼光来看,‘反右’运动不仅决定了中国知识分子在毛时代的命运,而且决定了毛时代的中国的基本政治走向。在这个意义上,‘反右’运动是理解毛时代中国政治的枢纽事件。[iv]”所以,研究“反右”问题,就成为研究中国的当代史和展望中国未来所必修的一课了,就像小学生学乘、除法之前必先学加、减法一样。
   
    但王绍光博士却不以此为然。这,正好回到本地风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为了还原反右运动的历史真相,双方就必须就着三个环节的框架来进行探讨:一是反右的起因,是发动者被迫反击,还是预先有一个阴谋存在?二是反右的性质,是进步的、正义的还是倒退的、邪恶的;三是反右的后果,是推进了社会进步、文明发展、国家兴旺、人民幸福,还是导致灾难重重、国民经济每况愈下、人民啼饥号寒、道德普遍沦丧?我们的商榷就是对每一个问题中的两个选项各抒己见,拿出论据、进行论证、作出抉择。消极地说,要极力避免王先生指出的弊病:“只有强词夺理的观点,没有脚踏实地的研究。我现在不愿点名,但是有一批这样的人,只有观点,非常武断,而且往往是错误的,但是不需要论据,不需要论证过程。[v]”但愿此非王先生夫子自道。
   
    一,反右的起因
    王绍光博士说:“‘阳谋’是毛主席后来自己讲的,但是开始就是要‘整风’。”接着又说:“我认为反右并不是一个阴谋的结果,不是因为对知识分子歧视,才把55万人打成右派,不是这么简单。[vi]”这就是说,他的主张既非“阳谋说”又非“阴谋说”;此说法就以“无谋说”命名好了。
   
    对于“无谋说”,李昌玉先生有话:大家知道,在毛泽东鼓动下开始“大鸣大放”之后,当时毛泽东就是依靠报纸作为“引蛇出洞”的工具。一个没有当时现场生活阅历的人,一个不了解究里的人,今天仅仅根据当时的报纸来分析判断历史,一不小心,就会掉进陷阱。因此,王绍光教授说明反右不是毛泽东的预谋,阴谋,或阳谋,而是被迫采取的反击措施,右派自然是知识分子中妄图夺权,从工农干部从共产党手中夺权的野心家就不奇怪了。毛泽东地下有知,大概也要赶快声明道:非也,非也,反右是我的杰作,进入中南海后最大的杰作,我搞的就是阳谋,我早就承认了,你王绍光小子干什么要替我辩解?[vii]
   
    首先,我们要从明确概念做起,然后才能进入实质性讨论。
   
    我记得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讲过:“讨论问题不能从定义出发。”他这句话本身就是对自身的否定,就是“从‘定义’这一‘概念’出发”的。试想,如果你不懂“定义”这个概念,那么,你能懂他这句话的意思吗?所以,一切思维都是从概念的定义出发的,讨论问题的逻辑思维更是。概念与概念联系形成判断,判断与判断联系形成推理,然后雪球愈滚愈大。所以逻辑思维又叫做“概念思维”。因而讨论问题首先就必须明确概念,否则的话,就会引起歧义、出现牛唇不对马嘴,或鸡同鸭讲、无法交流。
   
    “阳谋”是毛泽东生造的词头。他把“阳谋”与“阴谋”对称,用来否定“有人说,这是阴谋。”[viii]但,这是不合乎常规说法的。他在文革中提出“三要三不要”,其中之一是:“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光明正大才是阴谋诡计的反义词,这也才是合乎常规的说法。反右时,他不敢把自己言而无信、自食其言的卑鄙做法,说成是“光明正大”,才用“阳谋”来胡搅蛮缠。当然这是他的贯计,用“阳谋”已是早有前科了,第一次是用来篡夺党权、取王明而代之的。“早在1949年4月13日所作的《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的报告中,毛泽东在批判王明的教条主义时,已使用了‘阳谋’一词。他说:‘整风运动提高了同志们的嗅觉,缩小了教条主义的市场。有人说,这是阴谋,是要取而代之的。其实,这不是阴谋,而是阳谋,也是要取而代之。’这份党内报告,至1996年方公开发表,所以1957年的人们还不知毛泽东早就创造了这个新词。[ix]”他这个“兵不厌诈”的名堂,可叫做“抢占名词高地”。紧接其后,用“跃进”取代“冒进”,还是“抢占名词高地”的故伎重演。他说:“自从‘跃进’这个口号提出以后,反冒进论者闭口无言了。‘冒进’可反(冒进即‘左’倾机会主义的代名词),当然可以振振有词。跃进呢?那就不同,不好反了。要反那就立即把自己抛到一个很不光彩的地位上去了。[x]”好像玩一个改变名词的把戏,就能改变事情的实质、就能变无理为有理。在前面王文指斥的“强词夺理”的人中,毛泽东应该算一个。直至如今,人们说起“阳谋”,从语意上说,其实仍是指“阴谋”;从语感上说,则表现出对流氓无赖的愤懑和嗤之以鼻。在当时我读这篇毛文时,读的是《中国青年报》,白纸黑字,这样登载:“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阴谋。”说来说去,还是阴谋。实话倒是实话,但因改了原话,四个正副总编三个划右派、一个撤职。虽非完全由此,但由此而受到报上鸣鼓而攻之;我却是记忆犹新的。
   
    我在研究“反右”中发现,有把反右归因于“阴谋”的,有归因于“整党内敌手”的,也有归因于“整风失控”的,。。。。。。(我在拙着《还原1957》一书中,共指出10种归因[xi]。)但没发现,在不是调侃的情景下、有附和毛的“阳谋说”的。毛的孝子贤孙没有不替他、为这一说法脸红的。党内的、正经八百的权威说法,是当时执行这一任务的统战部长李维汉的“半路阴谋”说。开始不是阴谋,“在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开始时,毛泽东同志并没有提出要反右,我也不是为了反右而开这个会,不是‘引蛇出洞’。。。。。。就在5月15日写出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发给党内高级干部阅读。、、、、、、这篇文章,表明毛泽东同志已经下定反击右派的决心。[xii]”阴谋从此开始,后来李部长也参加了引蛇出洞。他死乞白赖地一再邀请章伯钧参加座谈会,坚持要他发言,果致章这条巨蛇引出了洞。但非只此而已,他心怀内疚地回忆到如法炮制的其他陷阱,如∶“工商座谈会期间,有人提出真正的资本家与会不多,代表性不够,于是又不断扩大规模,找到了北京的吴金梓,天津的董少存,上海的李康年等一些人到会鸣放,后来这些人都被划为右派。这个做法实际上是‘引蛇出洞’,把对敌斗争的一套用于人民内部,混淆了敌我。[xiii]”
   
    我说这段话的用意,是要定一个讨论守则,为的是突出地强调不要“武断”,要有“论证过程”,以避免前面提到的王文所指出的弊病。可惜,王文在论证过程的头一关,在概念(如“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的使用上,在逻辑上就过不了关。他说:“再过15年,老精英想嚷嚷也不行了,因为有大量的工农干部已经受过正规教育。”现在已经过了半世纪,自然会“有”他们的下代、更“大量的工农干部已经受过正规教育。”那么,他们这时属于哪个范畴?是叫“知识分子分”、还是仍叫“工农干部”?这使我想起了文革中的一个故事:我的一位同事,是血统工人出身,他仗着成分优越,不但不像其他知识分子对工宣队那样诚惶诚恐,而且嬉笑怒骂、当面调侃工宣队长:“我要告诉我儿子:你千万不要上学,长大了好当工宣队。别学你爹我、就因为上了大学,如今还得接受文盲的再教育!”(本来是工农或其干部,一上大学,便成了臭老九。这里就从概念上揭示出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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