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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反思录


   
   
   
   

   一。否定之雷池
   
   回忆文革50年的文章不少,真正点到要害的不多,其原因有以下几种:
   
   1.从官方立场出发,彻底揭开文革内幕不利于中共统治,所以不允许真正的“彻底否定文革”,而是设下一个“统一观点”:文革是毛发动的,只是毛的一个错误;文革的灾难是林彪四人帮和造反派造成的;共产党纠正了文革错误,所以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底线明确:对文革的检讨不得影响中共统治的“合法性”。
   
   2.从中共许多官员的立场出发,他们因曾被冲击而痛恨文革、甚至痛恨毛林、四人帮、造反派;但他们也曾一度支持文革,或曾为文革等运动的打手。如果内幕揭开,他们也会丢丑。而且归根到底,他们吃的是党国俸禄,也害怕彻底否定会影响了中共的统治、打破他们的饭碗。其中最“明白”的一句话是:“可以打倒共产党,但不可打倒我”。
   
   3.从许多文革受害者的立场出发,因为他们或他们的家庭有的在文革之前或之后有不同程度的既得利益,他们的“光荣历史”基本上是从属于“跟着党干革命”的经历。有的始终眷恋于曾风头一时的经历而不能因否定文革也否定自己。所以他们只能否定一部分而肯定另一部分。有的甚至为强调、夸大、凸显自己当年的“正确性、先进性、鹤立鸡群”,而张扬自己的“左派”理论和“反潮流”姿态,从而竟成为当今的毛偶像和文革的推崇者。
   
   4.从许多文革中随大流的“革命群众”立场出发,他们当年糊里糊涂,至今还是一头雾水。但彻底否定文革会显出他们落后愚昧的面目,那可不好受。其中一部分人如今看到别人暴富而忿忿不平,觉得再来一次文革或许会让自己翻身,但又不敢明说,最保险的办法是加入崇毛行列,即便未必捞到实惠,至少也能出口气,弥补失落感。
   
   5.从一些精打细算的“精英分子”立场出发,彻底性的文章不可能发表,倒不如后退一步,写一些“打擦边球”的文章,既可以发表出来得些名利,又可以为将来证实自己的先见之明打下伏笔,这叫“有理有利有节”。他们知道中共应该完蛋,但估计自己看不到那一天,“识时务者”犯不着得罪中共而倒霉。
   
   6.凡60年以后出身的,对文革没有深刻印象,认识也很难深入。随着“改革开放”后经济的发展、生活的改善,很容易产生希望稳定、怕乱的心理,他们对文革的否定基本上只是反对“动乱”,并无兴趣探究文革的底蕴。其中一部分人成为“爱国愤青”,他们的状态类似于当年的红卫兵,因此对许多否定文革、鞭挞红教狂的文字很抵触。
   
   7.某些怀有野心的政客佩服毛泽东的权术、羡慕毛皇帝的成功,潜心效仿,力图促成红潮再起,好翻云覆雨成就自己的抱负。此类人物当然不可能否定文革,当然抵制对文革的彻底批判。他们的弱肉强食价值观深入骨髓,继承毛泽东的衣钵巩固专制特权的一统江山是他们的信仰。重要的是他们确有能量,可以封杀对文革的致命反思。
   
   总之,所谓“彻底否定文革”,只是78年后流行了很短时期的非官方口号。由于立场观念的差异,很少人能够真正全面、彻底地否定文革。对文革的深入探究,不可避免地要对中共翻老帐掀底牌掘祖坟。彻底否定文革就是彻底否定中共,许多期盼彻底否定文革的人士,面对着当今依然实施着红色专政的强权,也不敢畅所欲言,所以,对文革的反思还是个未解决的问题。
   
   二。强权的传承与变局
   
   文革并非诞生于1966年5.16的新发明。之前,它的“兴无灭资”、“强化无产阶级专政”等口号已经叫喊了十几年,鼓吹“红色恐怖”的历史更应追溯到北伐时期的“湖南红色痞子运动”。比较新鲜的口号大约有三类,1.公开捣乱社会,如:“上海必须大乱特乱”。2.公开颠覆政府,如:“打倒上海旧市委”、“打倒刘邓黑司令部”。3.公开鼓动造反“,如:“革命造反有理”。而这些口号对于了解共产党的人来说也没什么奇怪,因为共产党本来就是个痞子造反、贼子篡政的乱党,党内的争斗残杀也从未停息过,仅井冈山时期红军的清理门户就杀了十万官兵。可以说,文革最早的版本就是井冈山:痞子暴动----武装割据-----烧杀掠夺-----夺权窃国-----清党内斗-----争当领袖。但井冈山模式主要是武斗,当时还没有“文”的资本。
   
   其次就是延安,“文斗”开场了。编造红色宗教、树立红色偶像、施行“认罪”运动、逼迫相互揭发、杀害异己分子,-------当然,暴力如影随形。延安的文化革命以虚实相间的手段创造了一个十分动人的红色神话故事,吸引了大批知识青年和国际人士纷纷朝拜、纷纷上当。延安的整风、办学、文艺传播,以浓妆艳抹遮盖了中共的真面目,谋取了来自俄、日、美、蒋、汪多方面的认可、容纳、资助、合作,终于成功地颠覆了中华民国,以几千万人死亡的代价窃取了大陆政权。
   
   执政后,展开了土改、划定阶级成分、朝鲜战争、学习苏联、镇反、交代历史问题、三反、五反、镇压会道门、整风、合作社、统购统销、户口制、工商业改造、清洗潘杨集团、清洗高饶集团、肃反、批判武训传、批判胡适、批判胡风、批判红学、反右、劳动教养、西藏平叛、大跃进、人民公社、反瞒产、除四害、计划供应、清洗彭黄张周集团、职工下放、中印战争、拔白旗、学雷锋、反修防修、共产主义大学、知青兵团农垦、中甸屠杀、越南战争、四清、批判清宫秘史、批判海瑞罢官、批判三家村、批判合二为一、社教、学毛选、学修养、学解放军、学大寨、学大庆、学鞍钢宪法等等“文攻武略”,无休止的折腾导致几千万人非正常死亡。
   
   所以,文革之发生并不突兀,从上到下都“习惯性”地“进入角色”,文革第一阶段的领导人包括了所有的党政军干部,“广大群众”无人反对,“积极分子”大量涌现。此阶段的主要模式是比较空洞的宣传、学习文件、“四清工作队”与“文革工作队”对下层群众对象的整肃。
   
   最早的“红卫兵”就是“积极分子中的积极分子”。文革之前的红色宗教已经笼罩了整个大陆,跃跃欲试的极左分子最好的攀登阶梯就是表现红色教徒的“忠肝义胆”。那么,以“红卫兵”之类的名号亮相就自然时髦起来了。最早的红卫兵以“红五类”来标榜自己的“革命特权”,实际上是干部子弟“红二代”的地盘,工农出身的显然难以与之并列。这些“红色贵族”的攻击对象------“牛鬼蛇神”,基本上都是被历次运动整得抬不起头的“死老虎”及其家属,即“黑六类”(地富反坏右资),后来扩大为“黑九类”、“黑十类”(劳改劳教释放、留场分子,有海外关系的敌特嫌疑分子,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红五类对黑六类的残酷迫害、抄家、掠夺、凌虐、杀害,以“破四旧”为名对文化的毁灭性破坏,是文革第二阶段的“主旋律”,是得到中共党政军警系统默认、支持、唆使、保护的。此阶段已有大量被打死和自杀的案例。
   
   由于毛泽东蓄意以文革来排除异己、重塑和强化个人的绝对权威,便使用“转移斗争大方向”的手段,诱导一部分红卫兵把矛头指向“走资派”。不少早期红卫兵通过家族关系对高层内幕有所了解,并且能够得到最高层有意透露的信息,于是就促成了一种“清君侧”式的“造反派红卫兵”的出场。记得66年九月初,北京来沪串联点火的红卫兵围攻上海市委大楼,他们群情激昂地表现出“革命烈士子弟”的悲壮忠勇,令那些“誓死保卫市委”的工人干部们心有余悸,九月四日,“北京红卫兵”冲进大楼,“保皇派”一触即溃。
   
   文革第三阶段的重点就是对各地党政机关的冲击。几乎所有被冲击的官员都懵了,好久反应不过来。也许包括毛在内,没有人能预料到“造反派红卫兵”对中共政府的冲击力度之大、范围之广,远远超过中共执政以来的任何一次运动。到此,毛泽东也只有“因势利导”而不能阻止他导演的连台大戏继续上演。毛接见红卫兵好比慈禧利用义和团,给社会带来的危害应非出本意,但也不怎么担忧,因为无论下面怎么闹,都是打着毛的旗号,而且以史无前例的疯狂把毛泽东推上了无以伦比的红色宗教巅峰。在红太阳的照耀下,红宝书、红袖章、红海洋的狂潮在红歌声中所向无敌!这个压倒耶稣、取代上帝的红色一神教越过国界,震动世界,许多国家涌出了崇拜毛教的红卫兵和毛派反政府武装组织;影响所及,至今还有毛教的洋信徒如幽灵般活动于世界某些角落。
   
   文革的第四个阶段是工人造反派的登场。起先,是一些工人、学徒以响应“大串联”或“上访”的名义走出工厂,接着是学红卫兵的样成立组织,时间集中在66年11月至67年上半年。以上海为例,“工总司”于11月8日基本成型,经过以“北上控告”为名的“安亭事件”后,两个月内发展到全市性的组织有超过50个,其中名声较大的有近40个,例如“北上返沪二兵团”等。再以笔者参与的学徒组织为例,起因是上海仪表机械修造厂的“学游泳战斗组“贴出传单,号召全市学徒争取大串联的权利。11月3日,主张“市内串联”的十几个工厂的学徒决定成立组织。11月下旬,通过“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的骨干林翌等人的帮助,经市有关机构批准,拿到了办公室、电话、公章,正式成立了【上海革命学徒革命造反总司令部】,12月,组织分裂,大部分原“总司令部”的成员另起炉灶,成立【上海革命艺徒造反军第三兵团】,获得了市劳动局、区公安局的一些资助。显然,上海工人和其他市民的自发组织是受到“有关方面”注视并保持某种关系的。说是群众“造反”,不如说是红色狂潮中泛起的“奉旨造反”,从头到脚没有一点反党反毛的色彩。比较“出格”的是一些造反派组织成员曾公开反对四清工作队或厂领导,例如潘国平等人,包括笔者。
   
   这第四阶段的高潮是“康平路事件”和“抢黑材料”。12月底,大批保守派的工人组织“赤卫队”到“康办”请愿示威,被工总司等造反队“围剿”投降,近百赤卫队员受伤。是日,笔者亦曾通过电话向李文静了解情况,感觉是小题大做。
   
   12月中“抢黑材料”风起,一般的处理是把那些用于“整群众”、“秋后算账”的小报告等文字材料略为过目便烧毁。毕竟一般工人没有认真处理这些材料的能力和胆量。“黑材料”基本上不属于“档案”,“档案”是受到有关系统严密控制的,这些监控系统和控制工资等事务的行政系统一直未曾失效,只有极少数部门的档案被特殊来头的人抄走。可以说,文革的“动乱”时期,党政军警系统始终操控着国家机器的命脉,“造反派”如风筝,被这根线控制着,并无多少活动空间,至少,没有一个群众组织的头头有权给自己增加一分钱的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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