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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军阀爱国爱民

我们都被历史骗了 北洋军阀爱国爱民
   (博讯2017年1月01日 转载)
   
    中国近代自袁世凯从孙中山手里接过临时大总统的印把子,到蒋介石领着国民革命军打到南京建立国民政府,这十几年被称为北洋军阀时代。北洋军阀以及这个军阀时代,在中国历史上已经被妖魔化了,否则由五四运动所开启的新一轮改朝换代就无法成立。
   

    但,事实绝非如此。现在,让我们重新审视一下那个时代吧。
   
    一、军阀是爱国的
   
    从未认贼做父并“一面倒”向外寇。袁世凯被官史骂为头号“卖国贼”,主要罪状是签了“21条”,但这个说法本身就成问题。“21条”是日本抛出的,袁一开始就坚决反对、竭力推拖,并积极鼓动国际社会进行调停。袁在第一时间就把消息捅给英、美等国驻华使馆,同时还不顾日人的威胁和阻挠,故意把消息“泄露”给中国记者。在中国社会强大的舆论压力下,日本人陷入被动。在谈判桌上,袁世凯也当仁不让,对原则性的“第五号”条款坚持不答应,对其他条款也竭力抵制,不惜数次中断会议。由于西方各国袖手旁观,在日本“最后通牒”的逼迫下,在日本以出兵为要挟下,袁世凯最后不得以签订了条约,但实际内容已远远不足21条。
   
    事实上,袁世凯不仅不是亲日派,而是与日本不共戴天的仇人。甲午战争前,就是他在朝鲜跟日本人打了两仗,而且都没吃亏,还占了上风。“二十一条”签订后,袁世凯痛哭失声,让全体官员和国民卧薪尝胆,誓与日本“十年后见”。有趣的是,梁启超、蔡锷等发动倒袁的“护国运动”,却得到日本的支持。日本本是一个君主立宪国家,他们为什么反对中国也实验君主立宪,那只有天知道了。袁世凯临终时,说的那句自己一死实“为日本去一大敌”,令人深思。看来,正因为袁世凯不甘做日本人的走狗,日本人才决定倒袁。
   
    直系大将吴佩孚也非常爱国。他对皖系伸手接受日本人的援助很是看不上,直皖战争前他通电痛骂段祺瑞:佩孚等束发受书,尝闻大义,誓不与石敬瑭、张邦昌、刘豫、吴三桂共戴一天。吴兵败后,依附四川杨森。日人找到他,承诺贷款百万,赠枪十万支,帮他东山再起。吴却回答说:我曾有枪何止十万,有钱何止百万,尚且一败涂地,可见成败之机不在此处。若我果举外债,果引外援,何必今日。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中国人的事应该由中国自己解决,盛意所不敢承。
   
    九一八事变后,吴佩孚曾到北京怒责张学良:“为何不打?”张说:“实力不足,打不过。”吴说:“现在我来了,实力就足了!军人最大的实力,便是一个死字!”官方史者将吴定为“英美派”,其实吴平生抱“三不主义”——“不住租界”、“不借外债”、“不托庇外人”,至死不变。即没当过亲英美派,更没一面倒向日本或苏联。
   
    直系干将,俺们天津人曹锟,尽管总统是以贿成,但他在爱国问题上却从不含糊。1937年华北沦陷后,日本土肥原贤二想拉拢他成立傀儡政府。曹锟坚拒,而且怒了:俺就是天天喝粥,也不会给小鬼子做事!当台儿庄大捷的消息传来,他兴高采烈,连说:俺就不信,中国还打不过小日本!但随着战事不利,曹锟郁郁而逝。
   
    1928年在北伐军的进攻下,张作霖节节败退。日本大使趁机威胁张签订《中日合资修筑吉会铁路合同》,并承诺可以帮助其阻止北伐军过黄河。张一听,气炸了肺,当即将手中的翡翠嘴旱烟袋摔断,大骂:我这臭皮囊就是不要了,也不能做这件叫我子子孙孙抬不起头来的事。说完即赶走日本大使。随即张遇害。临死前,张对夫人说:“我受伤太重了,恐怕不行啦!快告诉小六子(张学良)以国家为重,好好干吧!我这臭皮囊不算什么,叫小六子快回奉天。
   
    上面说的是北派军阀,其实大多数南派军阀也很爱国。陈炯明被广州国民政府打败后,蛰居香港,廉洁自持,不蓄私财,生活非常窘迫。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想拉他出山,他却反过来要求日人归还东三省。日人赠他8万元支票,他则在支票上打叉退还。1933年,他在贫病中死于香港。
   
    二、军阀是爱民的
   
    普遍具有高尚的政治理念北洋军阀无不遵从近代以来的历史发展方向,鼓励、扶植、奖掖和保护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得到迅猛发展,出现了少有的黄金时代。再说小的,各路军阀无不知爱民。1926年,北京爆发了镇压请愿群众的三?一八惨案,命令并不是执政段祺瑞下的。当他惊闻噩耗,立即赶到现场长跪不起,并做出“终身食素”的决定作为对自己的惩罚。后来他一生果然信守这一诺言。1936年夏天,他因贪吃西瓜导致腹泻,从此病痛不断。医生建议他开荤以增强体质,他却说:人可死,荤绝不可开!于是不治而死。
   
    孙传芳虽然被国民政府骂为“残暴”,但他治理的南方五省却一片升平。他裁减赋税,善待农人,颇得时人爱戴。他还重用丁文江等学者,委以建设大上海的重任。后来乡绅主动进言,希望增加赋税以助军费,但他坚决不许。因此在他失败后,江浙老百姓无不感伤。再说吴佩孚。他做官几十年,统治过几省地盘,带领过几十万军队,却没有丝毫私人积蓄,更没有治过田产,一贫如洗。对此,连中共元老董必武也赞叹不已。
   
    在民国所有大大小小的军阀中,最高的高人其实当推阎锡山。从辛亥革命到1949年中共拿下太原,他先后在袁世凯、国民dang、中共、日本、伪军的联合夹击下,在山西整整稳坐了38年,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究其原因,是他治理山西不错,人民拥戴,无人可以厚着脸皮轻易取代他的位置。以至于在抗战胜利后,他的余脉傅作义部还把势力延伸至平津河北。在阎锡山的领导下,山西之治甲中国,三十年代曾被评为全国模范省,在全国的注册商标中,半数以上是山西商家的。
   
    陈炯明虽然被国民dang视为叛徒,但他其实有着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操守,他阻挠孙中山北伐并不是胡闹。他曾信仰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希望中国走联邦制的路子,认为“万国联邦”是进入“无国界,无种界,无人我界”的“大同世界”所必须经过的第一步。当年,年轻的毛泽东对此也曾非常推崇,也曾主张联省自治,各省有自己的宪法。可惜,这种声音早已被湮没在历史长河之中了。
   
    三、军阀是老实的,普遍奉公守法
   
    曹锟做过大总统,但是通过行贿得来的。在1923年那次选举中,一共有480名议员事先收了他的贿赂,大致每人5000元,这些议员后来被称作“猪猡议员”。后来消息曝光,举国哗然,曹锟及其直系由盛转衰。但正如曹锟的部下王坦所说:“花钱买总统当,比之拿枪逼人选举的人强多了。”曹锟至少在选举程序上严格遵守了《临时约法》,也没有采取任何暴力手段,对某些拿了钱不投票的议员也未采取报复手段。因此,他实在算不上是最坏的。而那些拿着枪杆子去夺政权的人,仅仅因为嘴里高唱“革命”,就比贿选更能代表正义吗?俺为天津有曹锟这样的实诚汉子感到骄傲!
   
    四、军阀是有文化的,都尊师重教
   
    先说大的,那就是北大了。北大是北洋军阀时代最大的骄傲。校长蔡元培,本是军阀们的死敌,是国民dang人,但军阀们还是把他请来了。在军阀的眼皮底下,北大大摇大摆地施行“兼容并包”的方针,而那时的北洋军阀手里却没有什么真理,嘴里也没有什么统一的意识形态。而现在的北大呢?哈哈!别提了!那只是一个笑话!只出了一群张颐武和范跑跑。
   
    说起尊师重教,最感人的首推四川军阀刘文辉了。1935年,40岁的刘文辉被大自己6岁的侄子刘湘逐出成都,落草雅安,出任西康建省委员会主任,1939年被国民政府任命为西康省主席。在这样一个荒蛮之地,在那样一个有枪就是王的年代,刘文辉却十分重视教育,把非常紧张的经费向教育倾斜。在一次演讲中,他语重心长地对国立康定师范专科学校的学生们说:“你们这些学生,很有希望,很有前途,我们国家很需要你们,你们是我们国家的后起之秀。特别是我们这个康定、康巴地区文化素质比较差,希望你们,好好地学习,把你们的文化程度提高,把你们的知识提高,将来为这个康巴做点贡献。”为了表示对刘文辉的响应,当时的巴安县县长赵国泰就曾放下繁忙的公务,亲自到当地小学代课教书,当起了国语老师。他的行动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刘文辉治下的西康省,重视教育早已成为自上而下、实实在在的行动。
   
    后来,摄影师孙明经在西康省考察时发现,当地的学校校舍大都宽敞明亮,学生衣着整齐,令人耳目一新。记者还来到了义敦县,看到一座用石头砌起来的低矮平房,破败不堪,由于年久失修,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不得不用树桩支撑起来。一看牌子才知道,这便是堂堂的西康省义敦县政府。然而,从县长平和的脸上丝毫看不出他的抱怨和不满。好奇的孙明经问县长:“为什么县政府的房子总是不如学校?”县长回答:“刘主席说了,如果县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好,县长就地正法!”在刘文辉的治理下,荒蛮的西康由边地变为腹地。这就是军阀时代的教育。
   
    吴佩孚是有文化的,吴对周易等古代经典颇有研究,也写了不少专著,如:《春秋正识证释》、《易箴》、《日食参考说》、《循分新书》等,时称“儒帅”并不是溢美之词。吴与康有为、章太炎都交好,并说这两位高人死后,中国不再有文学之士了。他们俩弟子虽众,但都没有可以继承事业的了。有人问章太炎的弟子鲁迅怎么样,吴佩孚沉默半晌才说:“他是谁?没听说过。民国以来的书,俺是不读的。”不过后来到是有人对鲁迅推崇备至,而却说康有为找不到大同的路。他自己找到了吗?周舆博客却认为,康圣人写出了《大同书》却秘不示人,比那个盲目自大的人高明了不知有几千万倍!
   
    冯玉祥本是大老粗,但酷爱学习,也非常敬重文化人。军阀张敬尧在湖南惹了不少祸,后被湘人赶走,旧主不收,只好去投奔冯玉祥。冯玉祥叫人将他拿下,厉数其罪,然后拿出《新旧约》和《三民主义》两部巨著说:听说您有学问,我也不好加害于你。这样吧,你要是能够熟读两部书,俺也不难为你,便放你走。两个月后,冯玉祥前来“考试”,老张还真不含糊,当场居然真的背出了不少,冯玉祥一看,说声服了,立马放人。
   
    曹锟也是个大老粗,但也推崇文化人和专家。他做大总统时,其亲信想让自己的人做驻英公使,于是对外交部长顾维钧施压。曹锟闻信后就把自己的亲信叫来痛斥:“老弟,你什么时候开始学的外交?因为我们不懂外交,才请顾先生来作外交总长。顾先生对外交有经验,你们凭什么干预?”顾维钧在回忆录里由衷地写道:曹锟虽然从未受过学校教育,却是个天生的领袖。这就是传说中“万恶的”北洋军阀时代,但每每看到那些军阀的事迹,却总会涌起莫名的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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