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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许良英先生


   
   
   
   

   
   
   
   
   
    江棋生
   
   
   
    去年岁末,我在《从陈云飞走上法庭说开去》一文中,真情点赞了很有骨气的陈云飞、吴淦、谢阳和黄文勋四位先生。今年年初,似冥冥之中早有安排,杭州的许晓光博士给我发来了沉凝厚重的《许良英纪念文集》——许晓光的三叔公许良英先生,正是一位极有骨气的中国知识分子。
    将近四年前的2013年1月28日,93岁高龄的许良英先生与世长辞;他的极有骨气,已然盖棺论定。不,许先生的极有骨气,实在是未盖棺而早有定论:无论是展读《许良英纪念文集》,还是开动谷歌搜索引擎,人们都能很快知晓,许先生早在生前就被誉为中国后极权社会中一位不可多得的谔谔之士;其为人之刚直方正和表里如一,让人叹为观止。我要说,在国人特别需要新鲜空气以使肉体健康存续、特别需要真话实话以争取灵魂生存权的今天;在不少吃瓜群众因奴性人格之作祟连不参与撒谎都不敢的今天,纪念和追思这样一位大写的人,具有难以估量的价值和意义。
    许先生的骨气和勇毅,在我心中留下最深印象的,是1992年10月,他无畏地挺身而出,实名发表《没有政治民主,改革不可能成功》一文,公开谴责六四大屠杀。在当时的政治恐怖氛围中,拿出这种“台州人的硬气”,不计后果地针对邓核心发出抗争之声,这可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许先生的大义凛然对我的鼓舞和激励,是刻骨铭心、不可磨灭的。
    1995年5月,许先生和林牧先生发起、并由他起草题为《迎接联合国宽容年,呼吁实现国内宽容》的呼吁书。宽容呼吁书顶着后极权的冷风苦雨,直面最为敏感和犯忌的六四问题,指出六四是一场“震惊世界的人间惨剧”,要求重新评价六四事件,并释放尚在狱中的有关人员。宽容呼吁书形成初稿之后,许先生委托我和其他人去征集签名。为了避免在征集过程中泄密而遭当局破坏,许先生决定事先不打电话,让我们直接上门,一次不行,第二次再去。我记得自己骑了自行车,从中关村出发,最远到达劲松垂杨柳的赵中立先生家。我还骑车去了东总布胡同梁志学先生家。梁先生对我说:许先生有骨气,有水平,以后只要是许先生起草的东西,若需要签名,就只管把我的名字签上,无须再来征求我的意见。此外,我还去了南沙沟的茅于轼先生家、虎坊桥的邵燕祥先生家和三义庙的冒老先生家。他们三位在读过宽容呼吁书初稿后,平和地向我叙说了自己不准备签名、打算用其它方式发声的意见,我则如实带回给许先生。
    除了标志性的骨气之外,许先生冷峻地剖析和否定自己,勇于追求真理、皈依普世价值的精神,也非一般人所能及。
    许先生本是一个笃信和迷信毛泽东思想、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并决心不惜牺牲生命去实现“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人。通过认真的独立思考和不断的自我反省,许先生在1974年“恍然大悟”,识破毛泽东是暴君和骗子的真相;在1987年更进一步觉醒,洞悉马克思主义主张专政、反对民主的本质,并由此成为一位坚守普世价值、彻底批判极权主义的名副其实的持不同政见者。惜乎30年后的今天,以李锐先生为代表的、令人尊敬的原《炎黄春秋》作者群中,还鲜有人达到许先生的大彻大悟和“只问是非,不计利害”。
    许先生在剖析自己、抨击极权时从不含糊,在针砭时论、品评人物上也不留情面,不怕得罪人——这是许先生的又一个标志性特点。
    许先生对何祚庥、柳树滋、钱伟长、吴稼祥、萧功秦、袁红冰、彭明、杨振宁、戈革、汪晖、崔之元等人一针见血的差评就不必说了,他对于光远、李泽厚、王元化、季羡林、金观涛、董光璧、仲维光、樊百华等人的批评也是足够尖锐的。此外,也不必讳言早就传开的1994年4月将刘晓波、周舵从家里骂出去一事。还有,胡平在反思八九民运时提出“见好就收”、“见坏就上”后,被许先生讥评为“视他人生命如敝屣者,怎可自称民主派?”(见许良英:“89”十年感言)。而对刘军宁刻意强调“宪政”,许先生则认为毫无必要:“要在‘民主’前面加上‘宪政’两字,完全是多余的累赘”(见许良英:“89”十年感言)。许先生的不怕得罪人,还有我亲历的一件小事为证。2010年5月10日上午,我陪同许先生去北京医院送朱厚泽先生最后一程。在和李锐先生等打过招呼后,我见到了2、3米开外的杜光先生,就轻声对许先生说:那是杜光。他看了看,不说话,往右拐个弯,走过去了。我觉得奇怪,就对他说:杜光也是浙江人啊,你不认识他吗?停了一会,他说:我怎么不认识?!我不想跟他说话。后来我才知道,许先生肚里有气,因为杜光先生“丝毫不敢批评马克思主义”。
    的确,在许先生认为比较大的是非对错问题上,当他心里认为别人确有谬误或不当时,他必定会表里合一地表现出来,这个时候,真的就会脸难看,话难听。中国人民大学的何凡兴先生,兴冲冲带着自己在香港出版的一本书去见许先生,结果被许先生劈头盖脸批了一通,回来对我说:受不了,受不了,以后再也不去了!事实上,许先生的直言不讳是不分亲疏的,对我这个他认可的忘年之交,也一样。别的就不多说了,就说2004年6月下旬,许先生在为我的《看守所杂记》“欣然”作序时,再次严肃批评我八九民运时“愣是不相信邓小平真会下令军队向学生开枪”。此外,许先生还专门打电话把我叫到他家中,要我将《给母亲的一封信》中提到我的物理学论文之相关内容删除。我对他说:我那样提是比较客观的,不算过分,应当全文发表。他随即对我说:那么,我就要在序言中相应写一段话,表明我的不同看法。我说:我同意这么做。许先生说到做到,以占序言五分之一强的篇幅谈论时间反演变换,并引述了刘辽教授维护原有定论、否定我的挑战性结论的见解。
    在我和许先生的20年交往中,如上所述,他会直率地对我的一些看法不以为然;而我呢,也会对他的某些见解表明难以苟同的态度。且举三例如下:
    其一,我和许先生都认为,八九民运和六四惨案对改写世界历史具有重大的意义。但如何评价这种意义,我和他的看法并不相同。许先生的见解是,中国的八九民运和六四惨案“导致”东欧、苏联极权主义政权的全面崩溃(见许良英:“89”十年感言)。而我则认为,上述因果关系实难成立。我的依据是,到1989年春夏,以波兰团结工会艰难悲壮、卓有成效的抗争为先导的东欧巨变,事实上已具不可抗拒、呼之欲出之势;震撼世界的中国八九民运和六四惨案,乃是“加速了”东欧巨变的到来。若说成“导致”东欧巨变的到来,则明显夸大了其历史作用,与事实不符。
    其二,我对胡平先生的“见好就收”、“见坏就上”之策也有异议,但是,我并不认同许先生所说的“分明是赌徒和证券投机商所惯用的策略”(见许良英:“89”十年感言)。我对胡平的批评仅仅是:在实践中,在可操作性上,如何达成“见好”或“见坏”的共识?一部分人“见好”了,另一部分人却不“见好”,怎么办?“收”,还是“不收”?基于上述考量,我认为这样的策略在群体实践中行不通。
    其三,强调“宪政”真的如许先生所说,是“画蛇添足”、多此一举吗?恐怕未必。当年,在许先生批评刘军宁、张祖桦的时候,我没有违心地附和。现在,则更出现了一道中国特色的后极权奇观:许先生一再强调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和法治,都被当局一一拿过去山寨化了,然而,当局却就是一根筋地与“宪政”势不两立,铁了心地专和“宪政”顶牛,撸起袖子在“宪政”面前构筑最后的上甘岭防线,旗帜鲜明亮出剑来和“宪政”死嗑!这样的奇葩政治图景,应是许先生始料未及的。
    总之,从我的亲身经历来看,只要你不说假话,不说混账话,许先生是蛮讲道理的,是可以和他论辩,可以不必与他“保持一致”,可以据理“妄议”他的观点的;甚至,有一次我的倔脾气上来了,还和他火爆地顶撞起来。那是2007年冬日的一个下午,许先生再次批评我将精力过多地放在物理学研究上时,我依然作了并不示弱的辩解。突然,他急了,从说我的研究是90%没希望,一下子蹦到“肯定一点也没希望,不要再浪费精力了!”我听了以后,无名火腾地窜了起来,大声质问许先生:你凭什么这么说?!并要许先生马上认错。之后,双方谁也不说话,僵在那里。一旁的王来棣先生从未见过我发这么大的脾气,一向脸有笑意的她变色了,提高了嗓门说:怎么你俩都一样倔啊!快别这样了!她劝许先生认个错,但许先生就是不说话。而我也不再说话。两人如此沉默至少有5分钟之久后,我起身向王来棣先生告辞,下楼后坐上了张祖桦的车。祖桦和王天成早就在812楼下等我,要一起赶往苏家坨的一家阳坊涮肉店,刘军宁会在那儿作东请我们。军宁先前推荐过,说那是一家福建人开的店,不仅羊肉好,海鲜也好,而且便宜。那天,祖桦和天成见我脸色很不好,我就说了和许先生争吵一事。一路上,我心情沉重。有一段路,是我开的车,差点开上了马路牙子。到了涮肉店,我也没食欲。我并不认为许先生没说错,而是责怪自己为何如此不耳顺,如此把控不住,把一位87岁老人气成那样。
    然而,除了一脸的自责,气度不够的我并没有去做什么。几天以后,是许先生主动打破了僵局。他打来电话时,我不在家中,他语气和缓地对章虹说:“让他有空来一趟,我有事和他说。”隔天我去见许先生,他说,你觉得你的研究有价值,那就去做,但是,其他事情也需要你多出点力啊。我和他交往中并不愉快的一页,很快被心无芥蒂地翻过去了。
    当然,从总体上来说,我对许先生的很多看法是相当认同的。比如,他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尖锐批判,对“民主社会主义”不过是一种改进版现代资本主义的揭示,对顾准的充分肯定又非溢美之评价,对“(自然)科学不是生产力”的认知(可惜的是,我的博士生导师黄顺基先生则认为“社会科学也是生产力”)等等,都会使我从内心发出思想的共鸣。此外,他的“我有敌人”的基本立场,也正是我所持有的立场。许先生说:希特勒这类杀人魔王不仅是个人的敌人,也是全人类的敌人,他们犯的是“反人类罪”。这样的人怎么不是敌人?!我同样认为,希特勒这类国家恐怖主义杀人魔王,是我眼里的敌人;那些丧心病狂的恐怖主义分子,是我眼里的敌人;那些为维持独裁或专制政权而肆意践踏人权的凶手,是我眼里的敌人。而且,我也实在做不到眼里有敌人,心中无敌人。就像我做不到眼里有霾、心中无霾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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