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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错位(1~10)


   
   
   
   

   历史的错位(1)
   
   
   现下在中国的电视荧屏里,受到观众追捧的是所谓的谍战剧。近年来谍战剧大行其道,比如《潜伏》、《悬崖》和《伪装者》等一系列谍战剧,红遍中国。剧中的中共特工都是非常之人,或跟日本特高科和伪满洲特务斗智斗勇,把老奸巨猾的敌伪特工玩于股掌之上,以少胜多,以弱击强,化险为夷,胜券在握;或周旋于日伪和军统的特务之间,临危不惧,大智大勇,身手非凡,屡建奇功;再就是潜伏在军统核心内部,挑拨离间,嫁祸于人,窃取情报,剪除叛徒。这些被讴歌成神一般的中共特工,在中共历史上是否有过如此辉煌的赫赫功勋呢?
   被称为中共特工三杰(另两位是张露萍和朱枫)之一的陈修良当然没有小宋佳、刘敏涛以及姚晨那样的丰姿。陈修良只是一个相貌平平,略显瘦弱的女子。但是陈修良所建立的功勋,却是顾秋妍、陈翠平和明镜(三人是上述三部电视剧女主角)不能比拟的。可惜现在还没有人创作关于陈修良的电视剧。
   我之所以要书写陈修良这个历史人物,是因为在她的身上蕴含了太多的历史意味。陈修良在她九十一岁的生命里,差不多涵盖了整部中共的历史。因此,透过对陈修良生命的观照,我们或许可以掀开中共历史的一角,透露出一些已经被尘封的往事,引发我们对中国当代历史的思索。
   陈修良在39岁的1946年受命于南京市委书记的职务,开始了她传奇的革命生涯的事业高峰。有一幅油画,真实再现了陈修良在中共占领南京所起到的难以估量的作用。这幅油画叫做《424晴空万里·南京1949》,是上海画家李斌在陈逸飞和魏景山合作的油画《占领总统府》的基础上重新构图。陈逸飞、魏景山的原作是一群解放军战士荷枪实弹的抢占弹痕累累的总统府,站在楼顶上降下青天白日旗,背景是硝烟弥漫的在炮火洗礼下的南京城。但是画家李斌在研究了一些中共党史之后,得出结论南京是和平“解放”的。这幅油画描绘的是身穿白色旗袍的陈修良和一身戎装的时任中共第八兵团司令的陈士渠握手,寓意是中共军队和南京地下党的胜利会师。在他们身后的则是对南京和平“解放”做出贡献的各界人士,有“倒戈将军”吴化文,陈修良的小叔子、中共南京地下党策反部长史永,国军“起义”的B24空军飞行员余渤,国军“重庆号”巡洋舰舰长邓兆祥,国民政府首都警卫师师长王晏清等国军军官。在这幅油画里,站在总统府屋顶上的还有其他一些人,他们在1949年江山易主那个历史关头,首都南京这个城市的沦陷之时,为新主人立下功劳。这些人是名副其实的开国功臣。(刘劭夫)
   
   历史的错位(2)
   
   
   
   但是令人感到悲哀的是,所有站在象征昔日政权的总统府屋顶上面的人,除了那个以胜利者的姿态率兵进入南京的共军第八兵团司令陈士渠以外,差不多所有的人在不久的将来都屡遭厄运,有的是打入另册,有的是身陷囹圄,有的是含冤而死。了解了这些人的结局,禁不住令人一泫然。
   陈士渠将军在1955年册封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官拜装甲兵司令。陈修良是那一些开门迎接新主人的头儿。不管这些人是陈修良的下级也好,还是国民政府各级军政人员也好,他们都在陈修良的领导下,或者努力策反敌人阵营,或者被策反投诚新主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摧毁国民政府,把南京这座城市献给中共。可能驱使他们作出他们一生中最为重要的决定的是出于对光明的向往,出于弃暗投明、顺应时代潮流。但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包括陈修良,这个老资格的共产党员,新政权会对他们以怨报德,或者就是恩将仇报。所有这些人在新政权里面没有过上一天安生的日子,更别说荣华富贵,高官厚爵了。我相信这些人在他们黑暗的日子里,一定会后悔自己所做出的决定,所谓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即使是熟读中国历史的人也绝不会料想自己日后的命运。因为“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这样的历史教训,不会施加于他们这些对于新皇帝毫无威胁的小人物身上的。不能见容于新政权这是他们万万没能想到的。
   1907年,陈修良出生在号称“甬城望族”的宁波陈家。在陈修良出生时,这个家族已经破落了,家产所剩无几,仅存几家钱庄、当铺和百十亩的土地。当然,深宅大院依然显示着这个豪门世家昔日的尊荣。就跟中国所有破落家族一样,这个陈家也一样充斥着争权夺利,姑嫂斗法。陈修良的母亲是填房,十九岁的时候嫁给丧偶的父亲。但是父亲在二十三岁那年就莫名其妙的去世了。陈修良的母亲是一个很著名的人物,守寡之后带着陈修良孪生姐妹,改名为陈馥。陈馥终身未再嫁,抚育陈修良姐妹成长,并为中共革命事业做出特殊的贡献,被中共称为“革命母亲”。
   陈修良的外祖父不同寻常,是宁波的“首富”,被称为“金融巨子”,但却吝啬成性。陈馥老人自幼深得祖父喜爱,祖父亲自教读,成为一个断文识字的女孩儿。陈修良母亲拿到了父亲分得的家产,决定独立生活,搬离陈家这个陈腐破败的家庭。陈馥老人不希望自己的女儿跟自己的命运一样,决定让陈修良姐妹接受教育。(刘劭夫)
   
   
   
   
   历史的错位(3)
   
   
   
   此时正值康梁变法,新思想新知识传入中国。她为陈修良姐妹请来了家庭女教师,传授现代知识。新书籍的阅读拓展了陈修良姐妹的视野,增长了她们的见识,也影响了她们的思想。母亲的开明刚毅,个性独立的性格,也影响了陈修良的个性成长。
   浙东乃人文荟萃之地,诗礼簪缨之风盛行,仁人志士辈出。年幼的陈修良受到秋瑾等革命先辈的影响,朦胧中立下救国救民的志向。五四运动陈修良只有十二岁,竟自改名为陈逸仙,表达对孙中山的仰慕以及对政治的热情。
   1922年,陈修良考入宁波女子师范学校。二十世纪初叶,是中国急速迈进现代化的时代。西风东渐,各种思潮竞相登台,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鼓吹宣扬,无非是强国富民,民主救亡。各种新思潮影响了一代年轻人,陈修良服膺于任何一种主义都是正常的。宁波女师是一所新式学堂,但是在教学管理上施行守旧禁锢的办法。这样,一方面社会新思想、新文化传播激荡,而在学校的小天地里,朝气蓬勃的学生却受着严厉守旧的管束,反而激发了学生们的反抗意识,尤其是天生具有叛逆精神的陈修良,更是想尽办法冲破藩篱,走出学校,参与社会的新文化思想运动。
   从陈修良的家庭出身以及教养方面看,她是应该选择相对温和的三民主义为信仰的,何况秋瑾、孙中山早已进入这个年幼的心灵。那么为什么陈修良最终会选择了最激进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呢?我觉得,分析陈修良的信仰选择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在那个时代,许多跟陈修良一样的家庭出身的青年人,都不约而同的选择了共产主义信仰,而正是一代青年的信仰选择,改变了中国当代的历史进程。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陈修良的家庭虽说是宁波豪门世家,但是已经开始破落了。她的母亲的家庭,富甲一方,却又暴露了那个阶级的腐朽自私和极端噬利。在陈修良还是幼年时期,守寡的母亲为了反抗家族的压迫,跟继子及其后面的家族对簿公堂。官司延续数年,成为宁波民间社会的大新闻。所以,陈修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更能对腐朽没落的家庭充满了批判性,更厌恶她的家庭所代表的没落阶级的丑恶。陈修良的母亲以一个丧夫的寡妇,对抗吃人的宗族制度,可见性格之刚强。陈修良正是继承了母亲的这种秉性。另一方面,世纪之初的中国社会内忧外患,民不聊生,陈修良目睹了太多的人间不平,太多的人间悲剧,出于悲悯的情怀,必然促使她向往一种光明的社会,向往平等正义的社会。共产主义的学说为陈修良提供了这个信仰的满足。(刘劭夫)
   
   
   
   历史的错位(4)
   
     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理想,以及到达这一理想的阶级斗争的途径,跟陈修良的追求和个性十分契合。她开始阅读《新青年》,接触到了中共的机关刊物《向导》。她第一次明确的寻找共产党了。陈修良这个从旧社会破落家族走出来的青年学生,从此走上了一条共产主义革命的道路。
   1925年的五卅运动,十八岁的陈修良不顾女师校方的禁令,走出校门,投入运动,为此受到校方开除学籍的处理,几经交涉无果。失学的陈修良来到上海进入国民大学继续学业。但是此时的陈修良已经无心专注学习了。陈修良正式加入了中共共青团组织,不就前往广州中山大学。此时正是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广州一派革命景象,中山大学更是为中共所控制。陈修良与她的第一任丈夫李求实(左联五烈士李伟森)作为职业革命家从事中共党团的宣传工作。
   中共初创时期,做宣传却十分注重、在行。李求实除了主编中共青年团的机关刊物《中国青年》,还主编团区委的《少年先锋》这样的一份机关刊物。在短短的中山大学一年的时间里,陈修良认识了中共早期领导人周恩来、恽代英等人。在南方,陈修良见识到了所谓的无产阶级革命是怎么回事。她随丈夫李求实到长沙就任共青团湖南省委书记,经历了湖南农民运动,天天参加民众的示威游行,看到的是手持梭标和大刀的、头扎蓝头巾的农民,听到的口号是“打土豪、分田地“。陈修良出席长沙农会公审大会,亲眼目睹了长沙民众枪毙光绪进士叶德辉,只见叶德辉“被群众拉出来枪毙时,吓得浑身发抖,听见枪声一响,便应声而倒,地上留下一大滩鲜血”,“大约是精神刺激很深之故”,陈修良一夜没睡。当时陈修良刚好二十岁。
   这是陈修良走上革命道路第一次经历这样的血腥场面。通向理想的社会制度需要以如此血腥的手段来达到,作为一个涉世未深的少女一定没有思想准备。但是随之而来的更为严峻血腥的局势,容不得她有少许的犹疑了。蒋介石在上海的清党运动,国共的合作宣告结束。不久,长沙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一时,上海长沙等地,全面捕杀共产党人,一片血雨腥风。撤退到武汉的陈修良成为中共党员,担任向警予的秘书。当时武汉成为革命中心,号称“中国的莫斯科”,因此得以认识中共领袖向忠发,工运活动家刘少奇。不久,“宁汉合流”,汪精卫同样也对共产党人大开杀戒。陈修良安全撤出武汉。中共指示身份暴露的共产党员秘密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以求保存精干成员,东山再起。(刘劭夫)
   
   
   
   历史的错位(5)
   
   
   
   1927年秋,陈修良与七十多名中共党员历经艰险来到了莫斯科。中山大学被称为“中共海外党校”,全盘接受苏联党(老子党)的洗脑。每个人有一个代号,还必须起一个苏联名字。对于陈修良来说,到苏联无异于朝圣。可是这个天性叛逆的中共党员很快就对中山大学的一切产生怀疑。如果说陈修良对斯大林的歌功颂德、个人崇拜仅仅是不理解或者疑惑,那么她对中山大学的学员中的宗派斗争,政治陷害,则表现出了恐惧和反感。这些侥幸活命,克服险阻来到异国以图再起的中共党员,即使在别人的屋檐下,窝里斗还是没有停息。向苏联主子诬告自己的同志,利用苏联清党(托派)之机,对同志行政治陷害。中山大学的中国学员中所发生的一切争斗,都是中共日后党内斗争的预演。不管是在瑞金时期,还是在延安时期,或者到了执掌政权之后,中共党内斗争一直是十分惨烈的。跟它的老子党一样,中共党的清除异己的残酷和无情一点都不逊色于苏共。这个由苏联扶植的儿子党,不仅接受经费资源,培养干部,更是唯苏共马首是瞻,完全听命于苏共。苏联的清党也波及到了中大的中国学员,多名中国学员被诬陷为托派,流放到西伯利亚,很多人莫名其妙失踪了。陈修良运气特别好,此时周恩来来到了莫斯科,得知苏联决定解散中山大学。周告知并指示陈修良回国。1930年7月,她随中共代表团瞿秋白、邓中夏等人一同回到了祖国,躲过了政治清洗的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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