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海一枭(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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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局限性---《中华历史精神》之八

历史的局限性---《中华历史精神》之八

   

   (一)人性的局限

   儒家没有局限,但历史有局限,人类有局限,儒者也有局限,不可能人人都是圣人;儒家政治也有局限,虽然文明度高,但并非完美无缺。别说元明清等偏统,即使是夏商周汉唐宋等中华正统,同样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和缺陷。

   

   人类恶习深重。一个人要建立君子人格不容易,有志于学是必须的,但不能保证每个学者都能“三十而立”,不能保证儒家群体都是君子;一个政权要抵达王道境界同样不容易,儒化是必须的,但不能保证每个儒化的政权都能王道平平并持之以恒。

   

   历代儒家王朝末期,往往政治无道,腐败严重,有两大原因:一是越来越偏离乃至违反儒家原则,二是家天下君主制,两大原因密切相关。

   

   民本位、民重君轻、以道制势、道统高于政统等王道政治原则,在君主时代未能完全落实,更别说天下为公了。君主本位、君重民轻、道制于势、政统高于道统等倾向,很容易在家天下时代产生。

   

   家天下君主制有其先天性的制度缺陷,即使儒家王朝,盛世也不久长。其最大问题是过度依赖君主个人道德修养,一旦出现昏君暴君,后果不堪设想。唐朝是中华正统,统一时间最长、国力最强盛的王朝之一,但整体上政治品质仍很有限,早期宫廷内斗血腥,中晚期内乱内战不断…

   

   家天下君主制的痼疾之一是“阉祸”,即宦官干政或专权导致各种恶果。黄宗羲指出:“奄宦之如毒药猛兽,数千年以来,人尽知之矣。乃卒遭其裂肝碎首者,曷故哉?岂无法以制之与?则由于人主之多欲也。”明朝的阉祸尤为严重:“阉宦之祸,历汉唐宋而相寻无已,然而未有若有明之为烈也。”

   

   自古政治上的反儒派和乱臣贼子,不外乎四种人:一是邪人,即发明和信奉邪说的人,如商鞅韩非李斯赵高;二是暴君或邪教教主,如秦洪毛;三是奸臣权相如韩侂胄;四就是太监,如唐朝杀过二王一妃四宰相的大宦官仇士良。

   

   仇士良告老时向徒子徒孙传授固宠弄权经验:“天子不可令闲,常宜以奢靡娱其耳目,使日新月盛,无暇更及他事,然后吾辈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读书,亲近儒生,彼见前代兴亡,心知忧惧,则吾辈疏斥矣。”

   

   我曾经总结家天下君主制的三大弊:

   

   其一是君主权力过大,缺乏有效制约。若出昏君暴君,危害特别重大。为了纠正或救治君王的错误,为了坚持正义维护公道,救民救国,无数儒者付出了各种巨大代价包括生命。

   

   其二,在天下为家的制度框架下,民本原则和国民利益不易得到强有力的有效保障,很容易受到侵蚀和破坏,以民为本很容易变成“以家为本”和“以君为本”。如明朝就是流于君本,清朝则滑向“族本”--满族主义。本来是 “天下为主,君为客”,却演变成了“君为主,天下为客”。(王夫之)

   

   其三,最高权力交接问题,自古以来始终没有得到较好解决。儒家王朝对这个问题也都很棘手,这方面常常难免血腥暴力和阴谋,为之君臣反目、兄弟为敌甚至父子互斗。三代乃文明典范,然夏朝开国之君启,对不肯臣服的有扈氏不得不“恭行天之罚”。启乃禹子,德望甚高,仍不得不如此,可慨也夫!

   

   对君主制三弊,民主是最不坏的解弊药,一可局部实现天下为公,二可对领导和官员群体形成有效制约,无论他们如何昏暴,危害有限也。

   

   夏有桀商有纣,西周有厉幽,家天下君主制的制度缺陷是主要原因。在君主制的框架下,民本原则容易异化,民意合法性很难保障,昏君暴君难以得到有效制约。对于这个政治难题,唯古代中国“天下为公”的禅让制和现代西方“定期公选”的民主制,能够切实解决之。

   

   家天下与民本原则之间,始终存在着一定的历史张力,最好也是小康制,有局限。儒家始终以“天下为公”为理想追求,但也承认家天下的历史合法性,拥护君主制,并非以之为理想,而是对历史局限性的尊重。社会进步文明发展需循序渐进,君主制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有其合理性。

   

   人从幼稚到成熟有一个成长过程,可用圣贤高标来引导之,不可用理想人格来苛求之,历史也一样,可分为据乱、升平和太平三世,在据乱升向太平的漫长进程的某些阶段,“家天下”甚至“霸道”都属于次优选择,至少是可以接受的。如孔孟,怀抱大同理想,现实追求则是小康。

   

   “以人成长喻史”,取其一端而已。古人云比喻都是蹩脚的。历史的发展非直线型而是螺旋形,还会大拐弯。东海早有文章指出,三代至今,拐了一个几千年的大弯,政治文明一直在倒退,即光明越来越弱黑暗越来越深,但从更高广的历史角度看,人类文明包括政治文明终究是要上升的。

   

   关于政治文明会不断发生历史性倒退的观点,并非东海发明。法国路易斯说过:人类文明在各个领域都不断进步,政治领域却例外。(大意)不同在于,东海认为政治不是永远倒退,而是拐了大弯,从更高的历史维度看,政治同样是趋向文明的。拐的弯大,届时进步的速度力度也会特别大。

   

   由于人类恶习深重,历史在即使进入升平世,仍有反复和倒退,有可能退回据乱世。但是,良知终究是人类本性,其正面作用终究会越来越大,人类社会终究要蜿蜒曲折而百折不挠地升向太平世。尧舜时代的大同,属于原始模式,未来的太平世才是大同理想的终极模式。

   

   人类历史是善与恶的斗争史,恶占上风为据乱世,善占上风为升平世,善占绝对上风为太平世。太平之前,善恶之间的拉锯战极为长久。但从整体和全局而言,人类文明必是“越来越好越来越成熟”的。就像佛教说众生最后都是要成佛的。一阐提断绝善根必下地狱,但仍有佛性仍可成佛。

   

   中华文明超越西方几千年,足以证明儒家的优秀。但反儒派多昧于历史,把几千年中华看得一片漆黑。一些人虽不反儒,但受蒙昧派影响,对中华历史评价偏低,对历史的局限性亦缺乏基本同情,习惯以现代文明的标准去衡量古代。

   

   有人问:“儒家为何两千年间无法拯救中华,只是倒掉一个王朝又建立一个新王朝然后再倒掉,为啥走不出这个怪圈?”这就是文明相对性,在大同理想实现之前,光明与黑暗的拉锯战是持久的。这种相对性,根源于历史有其局限性,最好的文化在实践中也不可能超越历史。要求古人超越历史局限开出和实践民主,是不现实的。家天下君主制一定程度、一定阶段合理性,就是建立在历史局限性基础上的。

   

   新华网说“中国仍在努力摆脱两千多年人治的阴影”云,这是对历史和儒家的双重无知。儒家仁政德治落实于制度,就是礼制,礼乐刑政具备。从尧舜到明清,所有儒式王朝实行的都是礼制。古代礼制当然难免历史的局限性,但绝非人治则是毫无疑问的。

   

   历史的局限性根源于人性的局限性。人性有本习习性,习性分善习恶习。由于人类恶习深重,文明的进步、历史的发展是螺旋式的,政治文明还会发生倒退现象。儒家怀抱理想的远大,同时又尊重现实的严峻,其实就是尊重历史和人性的局限。儒家在主权问题上有时候对民意的尊重顺从,就是这种尊重的体现。

   

   (二)中西可合璧

   在制度上,我们必须承认民主的优点。民主的制度品质不仅高于纳粹和马列的党主制,也高于古代君主制。

   

   康晓光先生曾说:“政治竞争的结局与文化竞争的结局息息相关。如果西方文化胜利,中国将走向民主;如果儒家能够复兴,中国将走向仁政。这是一场殊死的决战。民主化将葬送中国的未来,儒化最符合中华民族的利益。”

   

   我完全不认同这个说法,太危言耸听了。对民众进行道德启蒙、文化教化,对“全盘西化”论进行思想纠偏,都是儒家的责任。但无论西化派如何,儒家不可能与之“殊死决战”。政治道路选择,儒家会尊重民意。

   

   儒家与自由主义之所以能够兼容,原因有三。一是哲学相通:仁本主义和个人主义有高低之别,无本质之反;二是政治相通:儒家民本,自由主义人本;三是制度相融或相容:现代礼制,以自由主义为政治性辅统,汲取其民主制精华;民主制下,儒家的言论自由也可以得到保证。

   

   儒家最需要争取的是言论权和教育权。如果儒家尽到了文化责任,全体民众依然要选择西化派的主张,那就只能付诸天命,怪不得西化派。归根结底,政治制度的决定权应该属于全体国民(整体性民意),易言之,民众拥有终极决定权。民意的局限性就是历史的局限性。

   

   西方民主制和儒家君主制,各有优点也各有局限,都不值得过分抬举。君主制固然痼疾多多,民主制同样弊端重重。儒家“不完全认同”西式民主,认为儒宪高于自由宪,中国的民主应该接受仁本主义道统的指导,但同时又把自由主义和极权主义区别开来。自由主义是不够好,不太好,不是恶。因此,儒家绝不至于以自由主义及其“西化派”为敌,发展到“殊死决战”的地步。

   

   民主解决的是国家(政府)权力的来源和传承问题。其制度品质不仅远胜于一党独大的党主制,也胜于历史上的开明君主制,与尧舜禅让制精神遥契相通。若能以仁本主义指导其建设,进一步优化其品质,完全可以更好地落实民本原则,成为新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民主制中有不少好东西值得借鉴。例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官财公开制等等。在新礼制中,新领导人产生,先由文化政治群体共同荐举,次由老领导人考察同意,再通过一定期限的实习试用,最后一环就是付诸全民公决。(详见东海《文化决定论—兼论中华宪政》)

   

   对于民主自由人权平等法治宪政,儒家不可能反对但能够超越。德治超越法治,礼制超越民主制,中华宪政超越自由宪政。在新王道框架中,自由和秩序品质双高,平等和差等各适其用,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民权和“君权”(领导权)各有范畴,民主和“君主”各有其宜,都会得到合适尊重和妥善安排。

   

   有人问:“如果民众选择了恶制怎么办,儒家岂能听之任之?”答:如果全体民众有机会接受儒家教育,并且真正拥有自由选择权,是不可能选择恶制的。如果全民依然弃良选恶,那只能说:天亡我,非战之罪也。然后等待国民觉醒,为民争取重新选择的权力。

   

   如果儒家拥有言论权教育权,可以自由地发言弘道和建校办学,依然不能导良民众,让民意作出正确选择,让政治和社会儒家化,那就只能怪自己了。

   

   历史的局限根源于人性的局限,是社会共业、人类共业的局限。共业由个人业力的综合形成。业力决定着个人的命运,共业决定着共同的命运。

   

   在某些问题上,民众的选择或取向即使错误,也应尊重其选择,而不能强加于民。如汤武革命,有天道民意的双重保障,顺天应人,缺一不可。应人即顺应民心民意。不能应人,就是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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