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海一枭(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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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动力----《中华历史精神》之五

历史的动力----《中华历史精神》之五

   余东海著(一)恶动力论批判六经是最好的书,对道德的理解和阐说最为到位;圣雄是最好的人,对道德的领悟和实践最为中正;六经皆史,六经创史,圣雄造史,文明是道德的光明。这就可以逻辑地推出一条定律:道德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所以我提出一个观点:善动力论或者称为道德动力论。

   善,只有善,才是历史发展的动力。

   这是我在批判马恩“恶动力论”时提出来的。马恩高度赞美罪恶,强调罪恶是生产力发展和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此说完全颠倒,极其荒谬。事实恰恰相反,罪恶对生产力和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完全负面,是负动力、反动力,只有破坏性毫无建设性。关此,我有《马恩,给罪恶披上了华丽的外衣》一文予以深入批判。

   当然,负动力反动力也是一种力,只是不能予以正面肯定。癌症促使了抗癌药的产生,病毒推动了杀毒软件的开发,防火墙触发了自由门的诞生,但如果得出结论说,癌症、病毒和防火墙是科技发展的动力,对癌症、病毒和防火墙予以正面肯定,那就荒唐了,本末倒置了。恶动力论就是如此本末倒置。

   如此,功罪善恶不分乃至颠倒就是逻辑的必然。如此一来,任何坏事都能说成好事,最大的罪恶也能说成功勋。同时,任何好事都能说成坏事,最大的功勋都能说成罪恶。这就是马家辩证法的威力,特别便于强词夺理颠倒黑白,其根源就在于马恩的恶动力论。所以,马学在上,必然天翻地覆,一切反常,一切颠倒。

   毛氏的“革命”、专政和历次运动包括文革,无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特别符合马恩的历史唯物论和“恶动力论”。马恩正面肯定恶的价值和意义,强调“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以恶为社会进步、人类发展所必要和必须。这样的善恶观完全颠倒,不仅是一般混淆而已。

   恶动力论是彻头彻尾的邪说,对于恶念恶意的滋生、恶习恶性培养和恶行罪行激发,具有重要作用甚至具有决定性。很多人信奉邪说走上邪路之后,就再也放不下屠刀回不了头。孟子将淫辞邪说等同于洪水猛兽,原因在此。其实,邪说之害岂水兽所能望尘。

   邪说之所以可怕,还在于为各种罪恶提供了逻辑支持和义理依据,让罪恶分子作起恶、害起人来仿佛理直气壮,占尽便宜还可以卖乖,当了婊子还可以立牌坊。例如,伤害、杀害无辜本来是大恶,可一旦打起革命的旗号,喊起“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之类口号,就俨然具有了正义性。腐败推动经济发展论,亦与马克思的恶动力论一脉相承。

   王夫之在《宋论》中谈到朋党问题时说:“小人蛊君以害善类,所患无辞,而为之名曰朋党,则以钳网天下而有余。汉唐以降,人亡邦瘁,皆此之繇也。”同样,小人要谋取私利和作恶犯罪,也是所患无辞。而不良的思想体系和宗教教义,可为它们提供“正当”、“正义”的理由,让它们振振有词。“推动历史的发展”这个理由就非常冠冕堂皇。

   注意,发展本身也不是硬道理。发展有良性恶性之别,剜肉补疮、饮鸩止渴、不可持续的恶性发展,是负发展和倒退,利少弊多后患深重,必须坚决反对和制止。道德才是硬道理,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任何事业,都不能违反道德原则,有道德为基础的文明、和谐、良性、可持续的发展,才是值得追求的。

   没错,存在即合理,恶的存在也有其因果、逻辑和气运的合理性。王夫之说:“恶人之得居人上而害及人,天也。晦蒙否塞,气数之常也。”但是,不能因此就把恶当成好的、正面的东西来肯定,更不能把社会、历史的发展归功于罪恶。

   (二)善动力论只有良知才是推动社会和历史发展的根本性力量。在善与恶、正与邪、文明与野蛮、光明与黑暗的历史拉锯战中,前者占上风,社会历史就向前发展;后者占上风,社会历史就向后倒退。当然,倒退往往意味着一次更大的进步。

   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善恶斗争的历史,在善与恶的拉锯战中,恶占上风则历史倒退,善占上风则历史进步。社会和历史是进步还是倒退,取决于正邪善恶力量的对比。因此,道德是历史发展的动力,道德高度与是历史发展速度成正比。人类文明就是道德展现的光明。

   尧舜禹夏商周最为日本人崇拜。老三代新三代的强大和成功,归根结底是道德的成功,道统的成功,“十六字心传”的成功。尤其是“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尧舜禹时代,更是充满理想色彩。注意,天子无戏言,君子无妄言,圣经无妄言,孔子编书自尧始,说明尧舜和禅让的真实性。

   除了秦法家,诸子百家都能尊重尧舜,承认禅让制。唯《竹书纪年》别出心裁,说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舜囚尧,复堰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这是以战国欺诈之心,度三代淳朴之腹。《竹书纪年》应是春秋末或战国初期的伪造,最可能出自于齐法家之手,韩非就有同样说法。

   自汉武帝起,汉唐宋元明清都是儒家王朝,它们的强大和成功同样得益于道德。有一个规律:凡是尊崇儒家道统、遵循儒家道路的时代,文明度就较高;凡是偏离儒家的时代,文明度就较低。违背儒家必野蛮化。这个历史规律就是善动力论的最好证明。

   传统一词在传统中有特义。传统者,传道统也。或者说,道统是传统的核心。道统即中道传承谱系,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相授相传的最高法则。《书经》说“精一执中”、“建中建极”、“允执厥中”,《大戴礼记》说“执中而获天下”,都指这个中道。中华政权都必须遵循道统,执中用中,否则政统就不正统。

   道,仁与不仁而已矣。人类历史就是一部善与恶、文明与野蛮、光明与黑暗的斗争史。几千年来,凡是儒化程度较高的王朝,文明程度也较高;凡是礼崩乐坏和异端邪说占上风的时代,文明必遭破坏,黑暗必占上风。儒家兴国家旺,儒家旺文明盛;儒家衰国民弱,儒家灭天下亡,这个规律被历史反复证明。

   反儒是通往暴政的捷径,暴政是扑向灭亡的滑梯---不论怎样强大,怎样防范严密,无论统治术怎样高明,都改变不了灭亡的命运。因为暴政违反人性之正、社会之常。暴政灭亡的方式千奇百怪,概乎言之不外乎三种:外力打击,如桀纣;内部叛乱,如前苏联;内外合力---这是绝大多数暴政终结的原因。

   实行暴政的恶势力,纵然强大,坚而不久,大势一去,不堪一击。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却经不起戍卒一叫,脆弱轻易得令人难以置信。从秦始皇到到萨达姆无不如此。似乎很突然,其实是必然。盖极权失道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暴政天怒人怨,时日曷丧,与汝偕亡,任何小事件都可成最后一根稻草。

   古人云夷狄无百年之运;罗素断言,所有的极权统治最长不会超过70年。两种说法不谋而合。极权统治比一般夷狄更恶,寿命会更短。古今极权暴政无不其兴也勃,其亡也速,确实没有超过70大限的。“老大哥”于69岁时寿终,为罗素的论断提供了近在眼前的证明。

   极权主义者都不懂权力的真谛,不懂得如何维护和延续权力。而且,它们都是剥夺和消灭自家权力的祸首。对此定律,杜牧有过古典表述:“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阿旁宫赋》)某种意义上说,古今中外所有极权暴政都是极权主义自灭的,所谓自作孽也。

   极权命不长,要因有五:极权必野蛮,内与民为敌,外与文明世界为敌,敌人越来越多,内忧外患兼备;野蛮必落后,经济科技军事统统落后;暴政必被背弃,外被正义人士厌弃,内有同志部属背叛;暴政必有内斗,而且特别残酷,动辄你死我活;暴政必导致道德、政治、社会、生态全方位崩溃……

   不过,虽然恶势力命不长,从兴盛强大和衰败灭亡,也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这个过程的长短取决于很多因素,最根本的因素是社会共业和社会整体道德水平。在道德特别败坏、邪说拥有宪位的恶社会,恶势力如鱼得水,延续维持的时间相对较久,常常衰而不败,败而不亡。

   另外,恶不积不足以丧尽人心,不足以亡身。要亡国亡身,不是那么容易的。桀纣不是一坏就垮的,它们在位都长达52年。在汤武革命之前,桀纣都有归正的可能,至少可以为自己争取相对好一点的下场。桀纣略有德智,汤武便无机会了。换言之,在恶贯满盈之前,命运始终掌握在桀纣自己手里。

   反儒必恶,是因为儒学至善,所导出来的人和政治都很可观。然而,由于反孔倒儒的恶劣影响,学界普遍低估了中国历史的文明度,恶眼看史,把中华文明看得低了。有学者统计,数千年中国历史,盛世和治世累计加在一起,不过400年左右,剩下的都是充斥着灾荒、动乱和腐败的平世和衰世。

   这种说法和算法完全错误,只知四大盛世,没有将所有盛世列入,例如北宋九位皇帝,享国167年,太祖的建隆之治、真宗的咸平之治、仁宗的庆历嘉佑之治,都是盛世,岂能忽略?我简单数了一下,历史上可称盛世的时代至少十几个,例如:西周成康之治,西汉文景之治,东汉光武中兴、明帝章帝的明章之治,唐朝太宗的贞观之治、玄宗的开元盛世,宋朝太祖的建隆之治、真宗的咸平之治、仁宗的庆历嘉佑之治,南宋孝宗的乾淳之治,明朝仁宗和宣宗的仁宣之治,清朝康熙雍正乾隆的康乾盛世。

   其次,盛世前后的平常世和衰世,也有相当的文明度,并非“充斥着灾荒、动乱和腐败”。例如北宋,共九位皇帝,享国167年,除了太祖、真宗、仁宗,其它朝代也多不错,大多数时间里民众也能安享升平。

   儒家的盛世标准很高,可以总结为四大标准:一是政治有道,表现为道统高于政统,道统政统学统,相互扶持;二是司法公正,没有冤假错案,或者一旦发现,可以得到及时纠正;三是君子在上,官德优良,清正廉洁;四是社会和谐,民德民智普遍较高,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协调,很少各种恶性冲突和矛盾。四个方面相辅相成,一荣俱荣。

   依照儒家高标准,中国历史上很多衰世或平常世,丝毫不逊于西方历史上的盛世。例如关于汉武时期,依据标准算不上盛世,其实颇为兴盛。对汉武帝时代汉武帝本人,学界评价过低。

   汉武之世,儒家的主流形态逐步形成,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得到空前巩固,开启了中国文明富强的序幕。其文化格局、政治体制和经济形式,包括统一货币、官营盐铁、强化重农抑商政策、建立平抑市场物价的平准制度,对后世都具有很大的积极影响。

   武帝本人好大喜功,荒诞迷信,残暴多疑,又造巫蛊之祸,故依儒家标准衡量,政治品德确实不太高。但是,他开创察举制,颁行推恩令,开丝路,兴太学,晚年能罪己,都值得肯赞。尤其是采用董仲舒的建议独尊儒术,承前启后,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综其生平,功大于过。对汉武褒之过度或贬之过低,都有失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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