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海一枭(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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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一枭(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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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和人事---《中华历史精神》之二

历史和人事---《中华历史精神》之二余东海著

   (一)人格有贵贱历史由具体的人物和事件构成,历史即人事。人事自当以人为主,事为辅。钱穆先生指出中西历史学的区别,西方重事更重于人,中国重人更重于事。没错,物有本末,事有终始。人与事关系,是本末关系,本末不二而有别。中国人论历史论人事,都把重心放在人上。

   人有人格。人格有两种,一种是作为人类的人格,本质人格,这是平等的。人人皆有良知,人人良知平等,人人皆可以为尧舜。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性相近,非常接近,差不多。人之初,虽然就有了习性,但差别很小。作为人类的人格,也是法律人格,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君子小人,一视同仁,只要是人,就有人权。

   另一种是道德人格,高低优劣,因人而异,有君子有小人,有圣贤有盗贼。人之贵贱因此而别。

   宇宙万物和人类,都有尊卑之分贵贱之别。“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易经系辞》一开头就强调了天地尊卑有差和万物贵贱异位。尊卑有差,乾坤才能稳定而生机勃勃;贵贱有异,万物才能安分而各享自由。如果天地完全平等,万物位序无异,秩序就不存在,世界就会乱套。

   万物皆资于乾元而始,故万物一体。然在现象界,万物有尊卑贵贱之别,秩序井然,不容混同。人贵于万物,动物贵于植物,植物贵于其它。儒家四本:道德是仁本位,政治是民本位,宇宙是天(天道乾元)本位,在人与神、人与万物的关系中是人本位。

   人类有贵有贱。区别人类贵贱的标准是德,有德者贵,无德者贱。圣贤最贵,盗贼至贱。德就是人格,无德就无人格,轻则非人化,重则盗贼化。盗贼多了,占了上风,形成势力,成了气候,居于尊位,道德就会一泻千里,整个国家就会非人化,最后人种都会退化。

   圣贤是君子之大,盗贼是小人之尤。前者代表善良、文明和光明,后者代表邪恶、野蛮和黑暗。但盗贼最擅扮演圣贤,并反过来将圣贤抹黑为盗、栽赃为贼。为不被识破和方便颠倒黑白,盗贼必会利用邪说对人洗脑,将正常的是非标准价值观颠覆掉,让人们与他一起诋毁圣贤、消灭君子…

   人类漫长史,善与恶此消彼长,圣贤与盗贼亦此起彼伏甚至相对并立。有盗贼起,必有圣贤出;有毒药,必有解药生。只有到实现大同,没了盗贼,人人圣贤,“圣贤”这个名号也就用不着了。在这个意义上,“圣贤不死盗贼不止”的观点可以成立---正确说法应是:盗贼不死,圣贤不止。

   圣贤与盗贼的颠倒是人世间最大的颠倒。一个社会如果诋毁圣贤而推崇盗贼,那就不可救药。

   儒学是道德学也是智慧学,让人拥有知人之明和择法之眼,以区分圣佛与贼魔,辨别真理与邪说。可惜五四打孔,把这面最有效的照妖鉴魔镜打碎了。从此,很多人已成了善恶不分的睁眼瞎。明明是不仁不义的盗贼妖魔在吃人,人们偏把矛头指向仁义和圣贤,正好帮了盗贼的大忙。

   道德人格有贵贱之别,所以平等是相对的,尊重也是相对的,歧视并非绝对不可以。法律歧视不应该,道德歧视应该;种族歧视不应该,贱族歧视应该;宗教歧视不应该,邪教歧视应该;歧视弱势群体不应该,歧视恶势群体应该。任何邪恶势力,无论是政治性、社会性还是宗教性的,无论它们强弱贫富,都不配获得法律之外的尊重。应该理直气壮地鄙视、歧视之。

   对于罪恶,不仅应该歧视,还应该予以相应的惩罚。对于罪恶,文明政府理当义刑,受害人家可以义杀,正义力量不妨义战。法律惩罚是义刑,个体复仇是义杀,发动战争是义战。

   仁政德治,有礼有法,不是一味的宽,也不是一味的严,而是该宽则宽,该严则严,宽严结合。杀不杀不是问题,义不义才是问题。孟子说:“以生道杀民,虽死不怨杀者。”程子解释:“以生道杀民,谓本欲生之也,除害去恶之类是也。”以生道杀人,就是义刑义杀,大仁大义。王夫之在《宋论》中有一句话,是对孟子此言很好的注解。王夫之说:“小人之不容于君子,黜之、窃之、诛之,以大快于人心,而要必当于其罪。罪以正名,名以定法,法以称情。情得法伸,奸以永惩,天下咸服,而小人亦服于其罪而莫能怨。”

   注意,某些宗教所谓的圣战,实非圣战,而是大不义之战,是对圣字的严重侮辱。真正圣战,必是仁义之师和正义之战,或卫道攘夷,或卫国御寇,或保良剿匪,或吊民伐罪,所针对的必是穷凶极恶的恶政府、恶势力和犯罪集团。某些宗教战争如太平天国和同治回乱,恰是正义之师必须予以平定的。

   一味反战是不义的,反对正义战争更是大不义,也是愚昧、怯懦和冷漠的表现。西方民众反战,或由于正邪不分,妇人之仁;或不愿帮助别人,见义不为;或希望置身事外,只要本国平安无事,哪管异族水深火热。对于某些邪恶政权,战争是摧邪显正、体现正义的重要或最佳方法。

   例如,对于恐怖主义就应该大义凛然,对其行为坚决开展“武器的批判”,对其思想更应高举“批判的武器”。西方在这两方面都做得很不够。宗教恐怖主义不可怕。民众对恐怖分子蒙昧无知的同情尊崇,政府对恐怖势力无原则的绥靖纵容,才是最可怕的。不卜可知,一些西方国家将会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有基督教教宗主张用“爱的武器”战胜恐怖主义。殊不知,单纯的“爱的武器”,妇人之仁也,无助于战胜恐怖主义,反而会助长其气焰,或者被恐怖极端势力所利用。这不是仁慈,是愚蠢和不负责任。对于恐怖主义,必须大仁大义,严密防范之,严肃批判之,并辅之以义刑义杀义战,必要时或重典峻法,严厉惩罚之;或以武止戈,坚决消灭之!

   没有“爱的武器”是不行的,仅有“爱的武器”是不够的。在天下太平大同之前,爱必须带上武器,爱必要时要通过武器才能体现和表达。显正有赖于摧邪,惩恶有利于扬善,摧邪惩恶是仁爱题中应有之义。摧邪惩恶离不开武器。没有武器的爱,不是妇仁,就是伪善。

   儒家以“爱的武器”为本为主,以“武器的爱”为末为辅,本末不二,相反相成。立人利人,与人为善,爱人爱物,成人成物,亲亲仁民,富之教之,这是“爱的武器”;惩恶罚罪,报怨复仇,敬天保民,替天行道,吊民伐罪,离不开义刑义杀义战,这是“武器的爱”。唯王道政治和圣贤君子最善于使用“爱的武器”和“武器的爱”。

   (二)圣贤和豪杰在人类中,圣贤君子是盗贼恶寇的天敌。“圣贤集团必胜盗贼势力”,道理很简单:圣贤作为君子之大者,除了大仁大勇,还有大智慧,圣王在上,圣贤成团,智慧如海,足以对付任何奸诈邪恶势力。武王说“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十人者,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毕公、荣公、太颠、闳夭、散宜生、南宫适、文母也。

   圣贤也是人类最尊贵者。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反过来,圣贤无过,不会犯错误。为什么呢?因为圣贤仁智勇俱高,圣人更是言行圆满,德性圆满。孔子说,仁者不忧,勇者不惧,知者不惑。有人问程颢:“圣人有过乎?”程颢说:“圣人而有过,则不足以为圣人矣。”

   圣贤大勇,勇者不惧。以儒为懦或奴,是最大的误会和无知,蠢材也。儒家群体中,最多勇者,最少懦夫。日本崇儒,是汉唐宋的小学生,其武士道精神就源于儒家勇德,只是根基不固走火入魔了。但无论如何不能说日本人是懦夫。

   圣贤大智,智者不惑,不惑就不会犯错误,不惑就有“三明”,一是自知之明,二是知人之明,三是择法之明。法这个字,在佛教中意蕴深广,指事物及现象,也指佛法和各种思想观念。这里择法之明,意谓对古今中外各种文化思想观点和意识形态,都能明辨其高低、优劣、是非、正邪和善恶,不会受到迷惑。

   胡适也强调不受人惑,自以为不受人惑。他有一段话流传广泛,俨然名言:

   “从前禅宗和尚曾说,菩提达摩东来,只要寻一个不受人惑的人。我这里千言万语,也只是要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我自己决不想牵着谁的鼻子走。我只希望尽我的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们学一点防身的本领,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

   真能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堪称智者,达理明辨;真能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不愧先生,先知先觉。可惜这段话暴露了胡适自己的浅薄糊涂。人有大小正邪,理有真伪是非,文化有高低优劣,孔朱与马列岂能一视同仁,真理与谬论岂能混为一谈,文化教育与邪说洗脑岂能相提并论?岂能将学儒学、重仁道、存天理视为“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

   胡适分不清楚教育和洗脑的区别。

   教育是建立人格,洗脑是败坏人格;教育是培养仁爱,洗脑是培养仇恨;教育是开发智慧,洗脑是遮蔽心智;教育是建设文明,洗脑是导向野蛮;教育是推动社会进步,洗脑是阻碍历史发展。儒学的真理性正义性特别高,最适合用于教育;马学则是极权主义与民粹主义媾合产生的歪理邪说,最适合用于洗脑。

   胡适是好人糊涂,因其好心肠有声望,办起坏事来迷惑性特别大。其早年反孔反儒的叫嚣和“國民政府把小學語文課本一律改成白話文”的建議,晚年“中國不但沒有物質文明也沒有精神文明”的武断,都是误民误国的坏事,偏偏他干得理直气壮,赢得彩声阵阵。以盲导盲,越启越蒙,蒙人蒙己,如是启蒙,实为蒙启。

   最重要的启蒙是仁义启蒙。如果意诚心正,仁性光明,允执厥中,自然人格独立,自有相当判断力,对优劣、是非、善恶、正邪、华夷、君子小人等等作出相当正确的判断。论判断力,圣贤最高,君子次之,士又次之,小人极低,恶人最低,常常是非混淆黑白颠倒,既不知人也不知己更不知几。

   圣贤既是勇者也是智者,自然不受人惑。儒家将智慧纳入道德范畴,五常道将智放在第四位,三达德将智放在第二位。内而格致诚正,外而齐治平;大而修身,小而保身,都有赖于智慧。徐干《中论》说:

   “殷有三仁,微子介于石不终日,箕子内难而能正其志,比干谏而剖心。君子以微子为上,箕子次之,比干为下。故《春秋》,大夫见杀,皆讥其不能以智自免也。且徐偃王知修仁义而不知用武,终以亡国;鲁隐公怀让心而不知佞伪,终以致杀;宋襄公守节而不知权,终以见执;晋伯宗好直而不知时变,终以陨身;叔孙豹好善而不知择人,终以凶饿:此皆蹈善而少智之谓也。故《大雅》贵旣明且哲,以保其身。夫明哲之士,威而不慑,困而能通;决嫌定疑,辨物居方;攘祸于忽杪,求福于未萌;见变事则逹其机,得经事则循其常;巧言不能推,令色不能移;动作可观则,出辞为师表。比诸志行之士,不亦谬乎!”(《中论智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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