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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权律师的前世今生

郑恩宠点评:
    我在百度网见到魏律师的《中国维权律师忧思录》,刊于2015年7月。一年后709案发生了,这是篇研究中国维权律师前世今生的好文章。魏律师曾经两次到过我家,给过我很大的帮助。
    魏汝久: 中国维权律师忧思录
     
     前言   

    2012年7月31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刊文《中国的挑战在哪里》。该文说:“美国……以维权律师、地下宗教、异见人士、网络领袖、弱势群体为核心,以期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渗透中国基层,为中国的改变创造条件。”“维权律师”成了“新黑五类”之一,舆论顿时哗然。本人被称为维权律师,而且承办过包括“新黑五类”在内的所有类型的“敏感案件”。但我从未去过美国,也不知道美元是什么样子。   
    维权律师到底是什么样的群体?维权律师将会对中国政治造成什么样的影响?维权律师真的是国家的敌人吗?沉思良久,布谷之鸣,如鲠在喉。对律师职业的热爱,促使我写下此文。   一、中国维权律师的缘起和发展   
   (一) 什么是“维权律师”   
   (二) “维权律师”一词语义模糊。一般来说,律师工作的本质都是在维护委托人的法律权益,所以都是维权律师。但是,在中国的政治语境中,“维权律师”一词有特定的含义,并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且随时间推移而发展变异。从广义来说,维权律师包括人权律师、公益律师、民间维权人士等。从狭义角度来说,维权律师主要指法律界的“人权律师”,即以维护公民的基本人权为价值取向的律师。在司法实践中,维权律师经常办理敏感案件或参与敏感事件,维护弱势群体的法律利益,反对现行的某些司法制度和社会政策。   
   从律师工作领域的角度,维权律师大体可以分为如下群体:   
   1.典型的人权律师:经常办理敏感案件。   
   张思之是中国律师道统的开拓者与传承者,是中国律师界的良心,其专业和道德水准,令人敬佩。莫少平、郭国汀、浦志强、张星水、王振宇、高智晟、李和平、丁锡奎、斯伟江、程海以及“新公民运动”中的律师,风格各异,各领风骚。   
   2.公益律师:维护社会弱势群体的权益。   
    北京的佟丽华律师与致诚律师团队,长期为未成年人、农民工等提供法律援助。中国政法大学王灿发教授主持的污染受害者法律援助中心的志愿律师和环助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长期为遭受污染的农民提供法律援助。最近我也有幸成为北京律师界维护残疾人权利的公益律师团队的一员。上述公益律师团队从海内外获得资助,维护社会弱势群体的权益,有的案件也很敏感。王灿发教授被中央电视台评为年度“法治人物”,佟丽华律师还成为中共十八大代表。   
   3.农地和拆迁领域的律师:以农地征收、房屋拆迁业务为主业。   
   袁裕来、王才亮、毕文强、杨在明、朱孝顶等,他们专门办理房屋拆迁或农地征收业务。毕文强律师还撰写了中国农地征收、房屋拆迁等专项调研报告。这些法律业务与弱势群体、群体性案件有关,与地方政府的具体决策相冲突。   
   4.被吊销执业证的律师。   
    滕彪、江天勇、唐吉田、刘巍、李苏斌等人,因办理敏感案件被吊销执业证,但他们仍然活跃在维权领域。   
   5.死磕派律师:主要活跃在涉黑刑事案件中。   
   死磕派律师依托新浪微博而发声。该律师团队在涉黑刑事案件的辩护方面,维护程序正义。此类案件的辩护收费可观,广东一涉黑案据说律师费高达1500万元。主流媒体对该团队也广泛报道。   
   6.自称或被称为维权律师的人:与维权活动有关。   
   许志永博士被称为维权律师。陈光诚被称为赤脚律师、维权律师。倪某某女士称自己曾是维权律师,被迫害,由此还获得了荷兰律师协会颁发的大奖;美国大使也亲自登门拜访。实际上,他们没有律师资格。   
   综上,我们可以看到,维权律师的形象和边缘十分模糊。而本文所述的“维权律师”,主要是指活跃在敏感案件领域中的律师,包括执业律师和吊照律师,也包括许志永、范亚峰等与维权律师关系紧密的法律界人士。   
   (二)维权律师的缘起和发展。   
   如果将个案比作葡萄,那么维权律师本人就像葡萄串,互联网就是葡萄藤,现在还没有葡萄架。维权律师是因承办或参与敏感案件或敏感事件等而产生、联合和发展的律师群体。   
   1.维权律师的起源。   
   文革结束,国人痛定思痛,开始改革开放和法制建设。1979年共和国颁行《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律师制度随后恢复。我们的前辈张思之先生担任“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辩护组组长,与多位法学教授出庭辩护。此后,张思之先生、杨敦先教授等又为魏京生案、王丹案等多个案件辩护。他们的专业水准和道德勇气,不仅继承了民国时期中国律师的道统,也启示着新时期维权律师的产生。   
   2.维权律师的发展。   
   1989年是一个转折之年,之后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口号下,中国逐步建立起“高压维稳”体制。公民权利不彰,乱象丛生,维权律师遂有针对性地涌现。   
   该阶段维权律师承办或关注的敏感案件/事件,主要涉及如下领域:异议人士、法轮功、家庭教会、民族骚乱、民营企业、农村选举、征地拆迁、随迁子女的教育、上访人员、群体性案件等。   
   本人参与或了解的部分案件或事件有如下这些:郑恩宠案、陕北油田案、孙志刚案、孙大午案、郭国汀律师案、东阳事件案、陈光诚案、高智晟案、三班仆人派案、涉藏辩护签名事件、北京律协直选事件、公盟税案等。   
   3.维权律师发展的高涨阶段。  
    以重庆“打黑”中的李某案一季和二季为标志,维权律师高调登场。陈有西、杨金柱、斯伟江等借助互联网名声大噪。以李某案二季为契机,许多律师抱团取暖,高调办案,“死磕派”顺势而生。薄王下台,政府换届。律师们在多个热点案件和事件中发声、围观,促成案件的解决;有的在网上一呼百应;有的成了显贵。平面媒体和互联网自媒体大量地报道律师精英和相关案件。中国律师界迎来了虚假的繁荣。   
   (三)维权律师将面临危机。   
   2014年6月13日,北京市公安局宣布,律师浦志强因涉嫌寻衅滋事罪、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被检方批准逮捕。此前,许志永博士和“新公民运动”案刚刚审结,许志永和丁家喜律师等获刑入狱。可以预见,以此两案为标志,维权律师活动将减少,后备乏人,社会动员意愿缺乏,维权律师现象将出现低潮。   
   (四)中国的维权律师将长期存在和发展。   
   鉴于中国正由后极权主义向威权主义缓慢转型,法治建设任重道远,阻力重重,维权律师将长期存在和发展。法治兴,则律师兴,则维权律师兴。   
   二、维权律师产生的社会根源与国际背景   
   维权律师是中国本土建设法治社会的产物,随法治建设的发展而产生、发展和波动。维权律师的存在,体现了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的冲突;体现了现阶段普通民众对既得利益集团剥夺和压迫的抗争;体现了中国民主和法治建设的曲折艰难。   
   (一) 共和国的前30年没有维权律师。   
   (二) 1949年10月,中国成立了人民民主专政政府,原国民政府的司法制度和《六法全书》等都被废除。新成立的政治制度是苏联斯大林模式的极权主义制度。新政府在经济上采取公私合营等办法,强制剥夺大中型民营企业的财产,保留部分集体经济和个体私营经济,建立各种类型的国有企业,控制几乎全部的土地和其他资源。在法律方面,除制订了《惩治反革命条例》和《婚姻法》之外,法治所剩无几,律师制度干脆取消,也就谈不上有什么维权律师。   
   (三) 1978年改革开放,中国终于脱离了极权主义制度的桎梏,开始了现代化转型。30年的改革开放和法治建设,中国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极权主义一去不复返。在此意义上,中国走向民主和法治不可逆转。中国取消律师制度,也已无可能。   
   (四) (二)改革陷于停滞,施政政策有其两面性。   
   (五) 邓小平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施政方针,决定了其政策的局限性。中国现在的改革是一个“半拉子工程”,改革不成、革命不成的僵局将可能长期维持下去。改革经济结构、遏制腐败、建设和谐社会,将是摆在中央领导面前的严峻任务。既得利益集团不可能甘心让渡自己的利益,已经放开的管制之手也希望再收回去。在法治建设领域,长达十多年的维稳思维和体制的转变尚需时日,体制的惰性还将继续运转。   
   (六) 取消律师制度已经不现实了,限制律师的作用就成了一种选择。保留律师制度,同时打压维权律师,成了政策摇摆的外在表现。   
   (七) (三)民权与公权的冲突,是维权律师产生的根本原因。   
   (八) 中国依靠“中国模式”实现了社会经济的快速增长。秦晖教授认为,“低人权、负福利”是中国发展模式的特点。在这一模式下,普通人的福利不是政府施政方针的重点,发展经济才是重点。在农村,大规模征用农民土地,建设工业园区,将普遍和严重的工业污染留在农村。在城镇,大规模实施旧城改造或房屋拆迁,大量建设市政工程等“面子工程”,地方政府生财有道,屡试不爽。普通民众有在改革开放中利益受损,民营企业的财产安全得不到保障,实体经济的发展步履维艰,中国经济结构面临实质性的调整。这已经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社会现实。   
   (九) 法律是弱者的武器。私权利受损,试图通过司法救济保障权益,维权律师成了代理人或代言人。在这种利益冲突的背景下,直接走到冲突第一线的维权律师,成了地方政府和既得利益集团的“眼中钉”。   
   (十) (四)信仰自由与传统意识形态的危机。   
   (十一) 人们需要信仰,包括宗教信仰,因为人是会思考的动物。改革开放以后,官员群体失去了传统的共产主义信仰,只剩下了世俗的利益追求。官方的意识形态到底还有多少人在真正信仰,是个很大的问号。事实说明,以主义代替宗教信仰的政策已经失败。   
   (十二) 中国要建设成为一个法治社会,平等地保护各种信仰。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无论持有何种信仰,都不能损害共产党的政治地位,都不能损害他人的权益。中国需要宗教法,但目前只有《宗教事务条例》、部门规章和各种司法解释等规定,行政执法和司法活动政策性、随意性较强。受主流政策的影响,地方政府和公安部门在处理涉及宗教的法律事务时,一味打压。政府与法轮功、家庭教会的关系更是激烈冲突和持续紧张,普通的法轮功信仰人员被抓被判被劳教伤及无辜,家庭教会经常被随意打压。在这种背景下,“基督徒维权律师团”等维权律师应运而生。   (五)互联网和自媒体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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