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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杰荣评毛邓习的律师政策

郑恩宠点评:
    孔杰荣是一位美国法律教授,是中国法律通,与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进行过长谈。他也是台湾前总统马英九的恩师,曾经任哈佛大学副校长。
    他认为台湾蔡英文、马英九是优秀律师。他曾经两次到访我家,第一次被上海警方阻拦,第二次于2010年5月,上海世博会期间和台湾律师陈玉洁博士成功到访我家。第一天被上海警方阻拦,第二天上午才被当局允许到我家。他对毛泽东、邓小平和习近平的中国律师政策评价是一针见血,让我们搞请709案件的实质十分有益。
    他高度肯定各国律师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中国今天的社会转型也要走过这一过程。如今,海外的民运各界和中国人权律师滕彪等高度合作;如今,胡佳等在国内的异见人士、网络人士、宗教人士等,高度肯定709律师并不停声援他们以及家属。这是中国公民维权运动健康力量合作、包容、团结和壮大的表现。2017年,人人有着光明未来!
    转载来源:博讯网

    [博讯网:新闻、文集、论坛,是留学生创办的自由综合新闻网] .
   
   
   
    孔杰荣:改革开放初期中外法律交流亲历记
    (博讯2017年01月06日发表)
   
   
    孔杰荣:1979-1981年是中国法治的历史性时刻。我愿意提供一个简短的回忆录,与大家分享参与这段历史的经历。
   
    1979-1981年是中国法治的历史性时刻,当时正值邓小平“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一步步创建了文化大革命后的法律制度。若要全面记录这个令人兴奋的时代,势必需要一部鸿篇巨著。在此,我愿意提供一个简短的回忆录,就我自己有幸参与这个令人兴奋的历史时刻的切实经历,与大家分享。
    一、交流的开端:“破冰”之旅
   
    我一直在积极寻求参与中国法治建设的契机。孔子曰,“三十而立”,三十岁的我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一名年轻的法学教授,决定投入中国法的研究。1960年8月15日上午9点钟整,我第一次开始学习中文。没多久我便有了住在中国,从而更快地学好中文的打算。但当时中美两国政府对两国人民的互访添设了重重障碍,更不用说准许我住到中国学习中文。不过,我仍然提笔写信给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希望他们可以破例邀请我到北京。但不出所料,我的多番尝试都没有成功。直到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2月在北京展开中美关系的“破冰之旅”后,我到中国学习的计划才出现转机。“破冰之旅”三个月后,应中国科学院的邀请,我和我夫人、中国艺术学者柯珠恩(Joan Lebold Cohen),以及几名美国专家,在中国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访问。
   
    这对我而言是一个重大的突破,此行最大的亮点是我与周恩来总理的交流,晚餐时我与总理相邻而坐,足足进行了四个小时的对话。遗憾的是,除了一个上午和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贸促会)法律事务部的三名成员讨论外贸合同纠纷外,此行我却没有任何机会去了解当时中国的法律。由于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对于一个外国人竟然会想要研究中国的法律制度,周恩来总理(可以理解地)似乎感到有点困惑,他还暗示我已有的研究成果可能比当时中国的法律制度要更丰富!当然,我第一次访问时没有遇到任何律师或法律教授,因为法律职业群体自15年前的“反右派”运动后就停止运作,还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也使得法学教育陷入停顿,甚至于司法部也遭到撤销!
    在20世纪70年代,我又多次访问中国。1977-1978年间,我担任刚接任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的爱德华.肯尼迪(Edward Kennedy)议员的顾问,我们与邓小平总理进行了一段长达90分钟的谈话,令人难忘,当时邓在1976年文革结束后逐渐恢复其权力。然而,这些访问相对短暂、零星,并且可以理解的,交流的重点并不在于讨论当时还十分贫乏的中国法律发展,而着重在中美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障碍。
   
    不久后中国形势发生了极大变化,在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达到高潮。我当时正访问香港,我还记得在《人民日报》上读到,中国共产党决定重新建立一个正式的法律制度,以取代“阶级斗争”的政策,对此我十分兴奋。接着,1979年1月1日中美关系正常化后,突然间,我接到很多邀约。在1979年冬春之际,我到中国进行短期访问,此时中国政府机构改弦易辙,对外表达出亟欲与西方法律专家和法学院合作的意愿。中国财政部、外交部、北京市和中国贸促会都邀请我到北京讲课、商谈交流项目。当时我已在哈佛法学院教书15年,而幸运的是,我已提前做好了利用一学期的学术休假,到香港居住半年的计划。这使我可以接受中国的这些访问邀约。这样的与中国充分交流的机会,我一等便是二十年,但我仍对此感到心满意足。
    来源:FT
   (此为打印板,原文网址:
   http://news.boxun.com/news/gb/china/2017/01/201701062303.shtml)
   
   
    转载来源:博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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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杰荣:公共律师在转型社会中的角色
    (博讯2016年02月02日发表)
   
   
   
    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 孔杰荣 为FT中文网撰稿
   
    民主社会里,律师不仅仅是类似于牙医的一个职业。我欣赏牙医的职业技巧,他们直截了当,而且与患者几乎是脸贴脸地直接接触,如果他们失误的话,会立刻被揭穿并且遭到斥责。尽管律师的失误可能不会这么快暴露,但是我们仍然同样对他们的专业娴熟度报以很高的期待。但是对于律师,除了技术娴熟,我们还对他们有更高的期待,至少对那些常常被我们称之为“参与公共服务的律师” (下称“公共律师”),我们怀着这样的期待。
   
    我们希望公共律师能够在更广的维度上成为有用的公民,而不仅仅是技术类的专业人士。我们期望他们可以成为各自社群中的领袖人物,引导社会实现最高价值——不仅仅是用语言阐述一个社会的目标,而且还塑造整个社会的规范、运行机制和程序,并且为政治法律体制的不断进步提供所需的人力。
   
    我们期待公共律师帮我们以零星或者大规模的方式制定法律,努力在具体个案中应用法律,并为起草法案提供协助。我们希望那些担任立法官员、行政官员、检察官和法官的法律人,能够通过在政府部门任职,使整个社群得益。我们希望另一些公共律师,以独立博学、捍卫社会利益的执业律师身份,在必要的时候向政府提出质疑,从而使整个社群得益。在本文中,我将着重关注这第二类律师。作为公共律师,讽刺的是,他们常常从事所谓的“私人业务”,而在这个语境下,“私人业务”是个不折不扣的误称。这些公共律师通常是法律职业的从业人士中处境最为凶险的群体。
   
    虽然每个国家都有其独特的历史、文化和特征,但努力从专制走向民主的现代社会,常常得益于在公法领域的执业律师所作出的贡献。他们在推动经济发展,并解决很多在商业和社会生活中不可避免的常见纠纷之外,还力争运用法律工具——谈判、和解、仲裁、诉讼、行政程序和刑事辩护,在一系列广泛领域里促进公共利益。不可避免的是,他们会对现状以及掌握政权的当权人士形成挑战。他们所引发的争议是我们取得社会、经济和政治进步所付出的代价。
   
    要么是因为受到官方的压制,要么是因为反动团体由于感到威胁而进行暴力打击,公共律师的这些工作通常非常危险,而且可以肯定是,这条路绝少通向获利丰厚的法律业务。但是,因为向往民主、言论自由、法治和保护人权的理念,或者基于其他政治因素、经济因素、宗教因素、爱国主义或民族信念,很多国家的少数法律工作者还是走上了这条路,利用现有的、不完善的专制法律制度,勇敢地争取和平变革,进而达到完善这个制度的目的。
   
    或许一个经典且开创先例的榜样,是18世纪末期以来,美国历史上各个时期的一些律师。但是,在当代,东亚国家的人民不需要舍近求远地寻找榜样。许多人无疑跟我一样,仍然记得四十年前逐渐崭露头角的台湾公共律师,他们试图利用法律来弱化蒋介石及其后人的铁腕独裁。我还认识一些韩国律师,我至今记得我对他们充满了敬佩之情,当年他们奋力反抗把持韩国政权多年的残酷军事独裁。我也对当时菲律宾的律师感到钦佩,他们长期遭受着有着法学背景的菲律宾总统费迪南德·马科斯的镇压。
   
    正是以这些为背景,我接下来将审视当前中国政府对“维权律师”的打压,以及对刑事辩护律师和公益法领域的律师所强加的种种限制。鉴于中国目前缺乏透明度,我无法确切地了解这一批勇敢能干的律师是否正如一些人所说的那样,即使是受到了打压或限制,或者说正是由于当前的打压和限制,其群体正在壮大。但是,除非出现某些意料之外的动向,目前看来,这种打压会贯穿本届共产党领导层的余下任期。
   
    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是一个列宁主义者。尽管列宁在沙皇统治下曾经有过一段短暂且失败的律师生涯,但当布尔什维克革命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成功推翻沙皇统治,并确立“新经济政策”后,他发现仍然需要一些有技术能力的律师来促进经济发展,并吸引英法资本家到社会主义俄罗斯投资。当然,列宁从未曾设想要允许法律职业群体发挥更广泛的作用,任他们成为西方式民主、人权和法治的守卫者。
   
    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主席对苏维埃模式的法律制度曾经有过若干年短暂的热度,浅尝辄止,之后便在百花齐放的运动中对其失去了耐心,并以1957-1958年的“反右运动”中断了苏联模式法律职业在中国的发展。尽管一些国内外的学者一度理想化地认为,毛泽东可能是在为中国开辟一条以“不需要律师的法律”为特征的激进的道路,但邓小平作为一个实用主义者,却并未对这种狂热抱有共鸣。
   
    毛泽东去世后,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后重新掌权,1978年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恢复被抛弃的苏联模式。最明显的做法是重新启用了参照了苏联模式法律事务所的“法律顾问处”,以及以培养“社会主义律师”为目的的苏联模式法学教育,期待社会主义律师可以有助于促进经济发展,吸引外资。
   
    但是,跟列宁一样,邓小平并不打算让复兴的共产主义模式的法律职业群体自由发展,培养出“维权律师”、不受其限制的刑事辩护律师和公益倡导人士。习近平接受认同了邓小平模式的法律职业群体。他希望律师可以像牙医那样乖乖行事,只当个熟练的技术工,促进经济和对外贸易合作,但对于公共事务则要少管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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