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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与饿死近四千万人

转载来源:谷歌
    学者揭秘:大饥荒全面出现后周恩来下达恐怖命令
   2017-01-13 11:10 AM
   
   

   
   
    海外出版的《新发现的周恩来》一书揭开了周恩来的伪善画皮。(网络图片)
   
   【新唐人2017年01月13日讯】上世纪50年代末爆发的大饥荒一直是中共讳莫如深的话题禁区。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饥荒是彻底的人祸而非天灾的真相逐步被各种渠道披露。据擅长研究中共党史学者在海外披露,大饥荒期间,尽管大量死人的消息已经上报到中共中央,但周恩来仍下令继续大量征粮,用于出口换黄金,在造成几千万人的死亡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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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外出版的《新发现的周恩来》一书揭开了周恩来的伪善画皮。(网络图片)
   
    据司马清扬与欧阳龙门联合撰写的《新发现的周恩来》一书披露,早在1958年冬,部分地区就出现了饿死人的情况,1959年春天饿死人更多。也就是说1959年春天,大饥荒已经全面出现。面对成千上万的农民在死亡线上挣扎,周恩来在粮食上却没有采取应急救助措施,反而继续从农民口里剥夺粮食,继续出口。
   
    1959年1月至2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连续收到了大量的群众来信,反映河南省东部的夏邑、永城、虞城、柘城、鹿邑等县发生大量的浮肿病人和死人情况。4月6日,中共国务院秘书厅送上了山东、江苏、河南、河北、安徽五省缺粮情况的报告,4月9日,又送上了15省春荒情况统计表,说有2517万人无饭吃。
   
    1960年2月,江苏省省委向周恩来报告,全省城市浮肿病患者就有12万多。农村的的情况比城市更为严重。
   
    一切信息都显示,周恩来对于各地大量死人和农民缺粮是知情者。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各地的国家粮库里都有大量粮食,周恩来并未采取任何开仓放粮这样的措施来紧急制止饥荒的发生。而更为恐怖的是,他还采取了相反的动作,下令继续征收粮食。
   
    杨继绳在《墓碑》一书中讲述了这么一个情节:由于非正常死亡大量发生,1960年12月28日,中共河北省委向地、市党委发出密电:《关于必须及时发现和制止死人问题的紧急通知》。省委一方面要求它的下级注意解决死人问题,一方面大力催促它的下级完成粮食征购任务。前者只是口头上的号召,而后者却是加速死亡的切实行动。
   
    直到1961年10月5日晚,担任中共总理的周恩来召开了全国粮食问题会议,他都还在强调指出:各省务必抓紧进行征购。中共副总理李先念在会上还批评河北省征购任务完成得极为缓慢。
   
    高压之下,为了完成征购任务,各地区派大批干部深入农村。据文献记载,仅邯郸地区就派出了3638名干部下乡,分片包干抓粮食入库运动,入库粮食在增加,但农民和基层抵触情绪也在增加,他们质问:今征购任务增加了两次,为什么还要增加?在这场〝粮食入库运动〞中有多少暴行?多少血泪?这是可想而知的。
   
    难以想像的是,征收粮食的目的竟然是为了出口!正值各地大量饿死人的情况下,周恩来决定要以粮食换黄金,而且就在死人最严重的1960年开始。
   
    据当事人回忆说:1960年,中共财政赤字已经高达80亿元人民币,但为保证最低限度的国计民生的需要,还必须从国外进口大量小麦。在严重危机面前,如果政府在国际市场抛售黄金,以解决外汇紧缺问题,也不是不可以的,但周恩来不赞成这样做。他说,黄金不能卖!要以黄金作后盾。他强调,在外汇的使用上,花一个美元都要认真考虑考虑!
   
    就这样,在周恩来直接过问下,中共政府不仅没有卖黄金进口粮食,反而利用金价比较便宜的机会,每年买进几十万两黄金。年年买进,一直买到1970年。这些黄金都是用专机运回中国的。一两是1.613盎司,当时黄金价格是一盎司约为40美元,当时汇率为一美元对2.4618元人民币,粮食价格大米约为0.2元人民币每公斤,10万两黄金就需要近1亿公斤大米!且不说具体的粮食用量,但是这个决定本身就是极其荒诞无比!而且1961年也还是如此买进!
   
    而相关数据说明,周恩来在作出这样荒谬决定的时候,他对1960——1962年间的粮食情况,是了如指掌的。仅仅从1960年6月到1962年9月,根据不完全统计,周恩来就粮食问题谈话就多达115次,在其办公室退给粮食部办公厅的现在仍然保存的32张报表中,周恩来的笔迹有994处。
   
    从这些谈话和笔迹中可以看出,周恩来真正关注的主要是城市粮食供应,然而大饥荒造成的死亡几乎都在农村!很显然,周恩来考虑的是政治影响而非人的生命,城市人特别是几个类似北京的大城市如果饿死人,一旦传播出去,政治影响不可估量。但是农村即使饿死人,由于地处偏僻,在中共当时的封锁体制下,很难象大城市那样容易传播出去。
   
    《新发现的周恩来》还披露,1961年8月23日至9月16日,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工作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涉及估产、征购、销售、调拨、进口和集中运输的等多项议题,唯独没有提到甚至也无建议,开仓放粮!当时的库存到底有多少粮呢?几千万人是守着几百亿斤粮食库存饿死的!
   
    1961年,粮食部陈国栋、周伯萍和国家统计局贾启允3人受命,让各省填写了一个有关粮食和人口变动的统计表,经汇总以后得出的结果是:全国人口减少了几千万!这份材料只报周恩来和毛泽东两人。周恩来看到后通知周伯萍:立即销毁,不得外传。周伯萍等三人共同监督销毁了材料和印刷板。事后周恩来还打电话追问周伯萍:销毁了没有?周伯萍回答销毁了,周恩来才放心。
   
    作者指出,铁的事实证明,卖粮食换黄金是周恩来一手作出的决定,他必须对此负全责。是钱重要?外汇重要?还是人的生命重要?!作为一个被中共粉饰为爱民如子的总理,对于本国人民的死亡是如此的麻木,而对于那些死亡的证据又是如此的敏感保密,这个是何等的讽刺!
   
    庐山会议后,从中共中央到地方,从毛泽东到周恩来,再到地方大员,从官方文件、领导人讲话和新闻媒体,全部开始众口一词地宣传所谓〝自然灾害〞,而不再像1959年那样,把大批人因饥饿而死说成是瘟疫流行。
   
   (记者韩峰报导/责任编辑:唐睿)
   
   转载来源:谷歌
    大饥荒秘闻:周恩来一道命令或是数千万农民饿死原因之一
   2016-03-26 02:03 AM
   
   
   
   
    上世纪50年代末,中共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已经开始之际,中共首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下令停止对农民供应食用油一年。(新唐人合成)
   
   【新唐人2016年03月25日讯】(新唐人记者公孙觉综合报导)上世纪50年代末,中共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致使农村地区数以千万计的农民饿死。大跃进开始之际,中共首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下令停止对农民供应食用油一年。食用油脂是维持生命的6大要素之一,有分析认为,这可能是大饥荒中死的都是农民的主要原因。
   
    3月25日,美国之音《解密时刻》节目,披露中共党魁毛泽东和周恩来主政时期,为什么大饥荒中饿死的全是农民。
   
    报导指出,1958年大跃进造成的恶果到1959年开始全面显现。最突出的问题就是粮食紧张,许多省份已经有人饿死。粮油供应问题直达中共中央最高层。
   
    但在处理危机的过程中,中共中央从一开始做出决策:牺牲农村,保住城市。《墓碑》的作者杨继绳揭示说:〝周恩来明确表示农村停止销售食油一年。这一年,农村一滴油都看不见,没有。〞
   
    在1959年5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采取非常措施解决当前食油供应问题的紧急措施》的通知,决定停止对农村的食油供应。
   
    杨继绳说:〝油产生的热量比一般的碳水化合物要高好多倍〞,但当时〝油是商品,由国家供应的,由国家榨油,没有私人油坊,都是国家的,全部供应城市〞。
   
    周恩来亲口说,压农村保城市,农村一年没有供应油。到了1960年,饥荒继续发展,致使农村地区数以千万计的农民饿死。
   
    调查获悉,到1960年中国大城市的粮食储备也发生了危机,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存粮只能够维持几天。中共中央不断接到各地告急的紧急报告。在这种情况下,中共高层再次秘密决定:宁肯牺牲农村,也要保住城市。
   
    1960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之后,周恩来、邓小平和李先念接连给四川省委打电话,要求他们为了〝全国大局〞做出局部牺牲,火速调集粮食,运往三大城市。
   
    当时天府之国四川的许多地方已经断粮,饿死了很多人。中共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知道,继续调粮将意味着四川还要有成千上万的农民因此而被饿死。但为了所谓〝大局〞,连偏僻山区的最后〝死角粮〞都搜刮起来上交了。结果四川在大饥荒期间饿死了1000万人,成为全国各省饿死人之冠;而北京、上海、天津三大城市没有饿死一个人。
   
    后来对四川饿死人太多现象表态,周恩来承认〝四川粮食调多了,责任在国务院。我是总理,责任在我。〞但是只是口头说说而已。而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甚至带着赞扬的口吻评价李井泉是〝只有大公,没有小我。〞对于四川饿死1000万人,全国饿死近4000万人这样重大的政治灾难,没有任何一个中共中央领导人受到追究。
   
    周恩来是〝好总理〞还是杀人恶魔?
   
    署名林辉的文章早前揭示说,真实的周恩来并不是中共媒体宣传的那样〝心系人民〞,相反,他是置千万民众死活不顾还要佯装和善的大奸之徒。
   
    文章举了许多史料进行说明。比如,周恩来明知粮食不够吃,老百姓肚子饿、饿死了几千万人,但他却在此时遵从毛泽东的指令,为扩大中共势力,多次指示外贸部,称粮食、大豆、植物油等〝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挤出来,以供出口〞,〝有些商品如肉类,应该压缩国内市场的销售,保证出口。有些商品如水果、茶叶和各种小土产,应尽量先出口,多余的再供国内市场销售。〞
   
    再比如,1961年春苏联中断了对阿尔巴尼亚的经济援助后,中共除了向阿提供几十万吨粮食以外,还提供了2.5亿元外汇人民币的援款,并承担了19个成套项目。当时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一艘从加拿大开来本来应该开往中国的运粮船,却因为阿尔巴尼亚需要援助而掉头驶向了该国,而此时上千万的中国人正在或已经被饿死。作为主管日常工作的周恩来或许正是下命令者。
   
    还有,在1960年城市居民成人人均粮食消耗定量降到不足一斤(有的城市只有3两)的情况下,周恩来还特批2000吨粮食生产茅台酒,供高官们享用和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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