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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化”才是维权的出路

   “政治化”才是维权的出路
   
   
   
   


    中国的维权运动,基本上应中共的土地财政而生:2004年胡锦涛、温家宝把中国政府全面扭上“土地财政”的道路,由此掀起的全国官商勾结“强拆”、“强征”狂潮,造成了数以百万计的“强拆”、“强征”受害者,这些人是中国维权群体的主力。
    此外,也有少数“强拆”、“强征”以外的访民,如司法不公的受害者——聂树斌案是典型,如共产党专政的政治受害者——如“天安门母亲群体”,他们人数不多,但影响巨大。
   
    毫无疑问:中国的“维权”运动已经失败了,而且“维权”道路,明显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路。因为,中国“维权”运动兴起十四年后的今天,制造访民、“冤民”的中共暴政,不仅没有一丝一毫地减轻,反而变本加厉!继续不断地制造出更多的访民。
    而且,访民的上访维权抗争,并没能动摇中共的统治。
    君不见,那些被中共截访打得哭爹喊妈的访民、“冤民”,一转身就“冤啊,冤啊”地手拿状纸扑进天安门广场跪国旗、跪领导,然后再次被中共军警揍得鼻青脸肿、哭爹喊骂,再抓进依维克(依法维权克星)大巴、、.试问,这种维权上访能有用吗?正常人禁不住奇怪:有这股子不怕打的劲头,还跪你酿的头啊?为什么不去烧国旗、烧党旗呢?
    、、. 、、.
   
    中国人,尤其是反对派人士,应当反思了:为什么维权会这样无用?
   
    为什么维权会这样无用?这是由中共的本性和维权的局限性两方面决定的:
    中共即使在执政的(或曾经执政)的各国共产党当中,都属于特别下三滥的匪党,它只认实力、不讲道理、也不会为任何道义打动。中共的这个本性,彭明早在十五年前,就在《民主工程》里说透彻——中共你唯有抓住它的弱点,它才会真正老实!
    1989年柴玲、张伯笠大搞“5.13”绝食,结果非但没唤起匪党的“恻隐之心”,反换来戒严部队对北京的屠城!
    本来,这样沉痛的血海教训,足以让人认识到中共当局不比英国当局,甘地道路是走不通的,熟料患上斯德哥尔摩病的某些民运领袖放出来之后,继续十多年如一日,忘情与外派特务共唱合“花瓶、理性、非暴力”,继续忽悠反对派、、.习近平上台后,其多数才尴尬倍至地哑了火。
   
    也就是说,对中共,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统统无用,只有抓住它的弱点打击它才会有用;而维权派不仅不去抓中共的弱点,反而反对去抓中共的弱点:
    2005年前后,高智晟律师于国内不畏强暴挺身而起,冒着被便衣流氓持六棱砖往死里打的风险,如独行侠一般地通过境外媒体和网络,公开谴责中共专制暴政,这本来同样是帮“六四”死难者家属说话,可是以丁子霖女士为代表的“天安门母亲”却吓得惊慌失措,厉声指责高智晟“把维权问题政治化”,严正要求高智晟“回到正确的维权轨道上来”,就好象高智晟不是在帮她,而是在害她一般!
   
    试问,丁子霖女士们所谓的“维权正道”是什么呢?说白了就是只讨还他们在“六四”中死难的子女的权利,而不要去攻击共产党的专制。但是,不反专制,如何讨还他们子女的权利呢?
    关于“六四”运动,中共二十七年前早有定性,就是“反革命暴乱”,这一定性迄今未变(虽则江胡时期一度隐匿不提),且在习近平上台后有重提的趋势;按照这一定性,丁子霖等女士们遇害的子女都是“反革命暴徒”,该杀,死得好,且没有任何权利,就该“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中共的定性,根本不承认“六四”中被杀的示威游行者有任何权利,你丁子霖若不彻底否定中共对“六四”的定性,能为子女讨还什么权利?你能维什么权?
   难道要中共声明是误杀?承认你们上街参与游行的子女是“好人”,以此来为子女正名?但是戒严部队奉命在北京屠杀了成千上万的人,要扯“误杀”,恐怕中共自己也碍不下脸面。
   难道要象乞丐一样,只要中共当局给你们一笔经济补偿?相信你们绝不可能那样不要人格自尊。
    如此一来,要为你们子女正名、顺带要求国家赔偿,唯有彻底砸碎中共对“六四”的定性才有可能——但是,要中共承认“六四”杀人错了、有罪,不“政治化”行么?何况“六四”运动,本来就是一场伟大的政治运动。
   
    丁子霖女士是一典型,如丁子霖女士一样,维权派的诉求就是个案讨还,而且不敢牵涉“政治”,更不敢上升到政治层面。维权群体(典型如遭强拆户、遭强征户)一般只是讨还自己的经济损失,而不敢也不愿触及滋生强拆、强征的专制体制;遭遇司法不公的访民,一般也只是要求个体平反和补偿,而不敢也不愿触及滋生司法不公的“党大于法”体制……
    因此,维权运动很难获得社会各阶层的共鸣和响应。对此,反对派不宜一味指责“中国民众愚昧、冷漠”,因为那是没有出息的表现,也并不正确。哪怕中国民众在愚昧、素质再低下,这是短期内不可改变的现实,反对派能改变就是面对这种现实做文章,以推翻中共政权。其实,中国大陆民众之所以如此愚昧、冷漠,是中共六十多年精心洗脑和败坏的结果,并不是中国人的基因有什么问题,试问:中国人和日本人的基因有什么区别?请看,同为日耳曼人的东德人,经过共产党四十多年的统治,照样产生了大批“相信政府”的脑残,以致于在东德共产党垮台后有一个真实的故事:
   有一个东德老太婆的儿女,生怕迷信共产党的老母亲闻知党垮台后会崩溃,竟每天自制一点共产党式的“广播新闻”,放给老母听,糊弄了老太婆多年。
   
    其实各国的人性是相通的,自私是人的本性,维权运动之所以很难获得社会各阶层的共鸣和响应,根本原因是维权诉求的个案性,不可能引起社会共鸣。
   比如,你只为你自己讨还经济损失,我并没有经济受损,我凭什么要冒着镇压的风险出来支持你呢?你又为我做了什么?你他酿的说不定以前还是公安、城管、甚至是戒严部队的家属呢!…这种思维虽说不光彩,但却是大多数普通人的真实想法。
   
   由于只为自己讨还个案公道,因此,现行的维权,非但无法引起社会共鸣,甚至难以形成维权的合力。由于各维各的权,不同的维权群体之间、甚至同一维权群体的个体之间,都难以合拍和同调,这样的“维权大军”人再多,也是乌合之众,很轻易被中共轻易瓦解或各个击破。于是就出现了自己个案得到补偿,就迫不及待与其他维权人士划清界限、甚至替中共当局当线民,监控其他访民的不堪丑态。
   更何况,在一个社会中,在一个时间段之内,权益受损的群体总是少数,因此,中共镇压维权,也总是绰绰有余。
   
   与维权运动形不成社会共鸣鲜明对比的是:1989年纪念胡耀邦逝世的北京学潮,激起了全国范围的巨大共鸣,汇聚成数百万人的规模的“八九”民主运动,为什么“八九”学潮获得全社会巨大的共鸣?除开当年的理想主义氛围外,重要原因是当年学潮学生并没有只争取自己(特定群体)的权利,其提出的“民主”、“新闻自由”、反腐败等诉求,是当年社会各阶层的共同诉求(甚至包括中共体制内广大干部在内),因为当年还没有市场经济,包括中共普通干部在内的中国社会各阶层,既贫穷,又深感专制压抑。
   
   现行的维权既然没有抓住中共的弱点,中共也就无所畏惧,对访民,不要说给予公道,现在中共甚至连打发叫花子的施舍,都不屑于给,且怕开了口子尾大难掉,对维权上访,中共是赤裸裸地镇压越来越肆无忌惮:
   对访民,中共现在彻底失去了解决问题的“诚意“,除了将之打成 “精神病”,就是打成“敌对势力”,中共早在2012年就提出了 “新黑五类”的概念,即:“维权律师、地下宗教、异见人士、网络领袖、弱势群体”,中共叫嚣:这五类群体在“配合美国威胁国家安全”(见2012年7月31日人民日报海外版,袁鹏,《中国真正的挑战在哪里》)。
    访民们也不要只怪中共镇压愈发肆无忌惮,也要怪你们自己不争气,你们只求个案,得了两块豆腐就谢主隆恩、甚至叛变卖友…中共对你们还有什么顾忌?中共只认实力,没有顾忌,它凭什么对你们收敛?
   
    从中共当局对西藏和新疆暴政的不同,也可以看出中共的行事规律:虽则同样是暴政,中共在西藏要比在新疆肆无忌惮得多,为什么?很简单,就是因为维吾尔人的反抗,比藏人猛烈得多,因此中共当局对维族人的暴政,要比对藏人相对收敛,而对深受达赖喇嘛和平主义影响的藏人,中共则很少顾忌,更为穷凶极恶。瞧,中共的本性,就是这么“欺软怕硬”。
   
   
   提请广大维权人士认清这个无比严峻的形势!在中共眼中,你是“臭无赖”、神经病、你是“敌对势力”,你根本没有任何权利,还去跪什么国旗、跪什么领导——还去求它给你什么权利?
   对维权人士来说,你既然不反它也拿你当敌人,不反它它也绝对不会“给你解决”,倒不如真起来反对共产党,反到底!
   
   维权运动政治化——维权人士转变为反共人士,这就是中共最害怕的地方,这才是共产党的弱点!
   积累六十多年的仇恨,现在和共产党有仇有恨的人太多了,只要不局限于个案解决,越来越多地打出“打倒共产党”的旗帜,必形成广泛的社会共鸣,汇聚成合力,这样中共才会恐惧,才会真的有诚意帮访民们解决个案。
   
   高智晟律师正确,而丁子霖女士大错——你越束手束脚,中共越不拿正眼瞧你。“政治化”才是维权的正途,“政治化”才是维权的出路。
   
   曾节明 于2016年圣诞节丙申庚子庚辰傍晚于雪阴纽约州
(2016/12/24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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