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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权論》(2006)书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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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家祺《霸权论》的主要观点
·《霸權論》9章81節287頁全部書稿
·《霸權論》書頁中另行排版的85句短文
·《霸权論》目录和序
·1·1国家是一种活的“行为体”
·1·2“人——马系统”的智力和能力
·1·3“巨系统”和涌现特征
·1·4目的:“未来实现的事”对“现在的行为”有约束性
·1·5无脑动物、有脑动物和理性水平的高低
·1·6从“水母群体”到“极权体系”和“遥控机器人群体”
·1·7自主行为系统的层级与交错
·1·8兩个“自我”
·1·9“狡詐”是“政治行為體”的重要特徵
·2·1从“国家有机体論”到“地缘政治学”
·2·2 2·3每一个“國家”都有一个極难改變的「地緣環境」
·2·4「國家行為體」的模型
·2·5躯体的萎缩是拜占廷走向灭亡的重要因素
·2·6 2·7動亂:「國家動物」的「情緒爆發」
·2·8 動物的群聚和人的群聚
·2·9國家的“動物性”和“板塊性”
·3·1古代世界地图的变更
·3·2波兰的“再生”和“国土”的平移
·3·3 3·4 3·5 3·6国家的扩张、分裂、解体、倂合和一体化
·3·7国界的人为变动
·3·8“大马士革——哭墙”分界线
·3·9中日东海专属区的划界问题
·4·2狭义与广义战争
·4·3戰爭能量與戰爭意志
·4·4军事行为体的六项构成
·4·5 4·6軍力流動論
·4·7点目标和点击战
·4·8 4·9政治動物間的溝通障礙
·5·1三代國際體系
·5·2地域政治:離心力與向心力
·5·3「體系」與「國家」間的「中間態」
·5·4 島國主義與內陸主義
·5·5均勢平衡者角色
·5.6國際體系的簡化模型
·5.7國際體系結構的要素
·5.8國家間的四種作用力
·5.9國際體系的四項特徵
·8·1太空的范围和划分
·8·2航天时代
·8·3"高边疆”战略
·8·4太空资源和太空工业化
·8·5单向透明战场
·8·6太空战
·8·7NMD和TMD
·重贴:《霸权论》『全能战争网』和『战争脑』
·外星殖民:太空事业是全人类的事业
·國際秩序與國內秩序在表現形式上的区别
·太平洋五大板塊
·关于主权、主权权利和南海裁决
· 为何仲裁庭無權裁决南海那些问题
·南海的四种海域
·海牙仲裁庭的两项法律错误
·严家祺:耶路撒冷“一城两国”的分界线
·中国也应当退出《巴黎气候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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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十年史》资料搜集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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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并未泯灭,乌云镶着金边
·资本主义的弊病要用资本主义的办法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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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洪林去世标志一个时期的结束
·六四和中南海宫廷政治
·專訪嚴家其:六四、屠殺與中國宮廷政治
·对1989年广场“邓小平辞职了” 传言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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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痛悼念白玛旺杰先生
·严家祺長期寫作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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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往往放大了人的“动物性”

“权力”往往放大了人的“动物性”


    2009舊文

严家祺


    在巴黎和纽约二十年中,我参加了上百次基督教的活动。纽约有两位基督徒,许牧世和谭天鈞夫妇,他们叫我与高皋参加基督教夏令营活动和教会活动,除了高皋在医院上班不能参加外,我们都参加。许牧世和谭天鈞去世後,我们还到曼哈顿中城俞敬群牧师教会参加过多次活动。
    我们是在北京认识许牧世和谭天鈞的。许牧世是《現代中文译本圣经》主要编译者。這是一九一九年中文《和合本聖經》發行以來, 第一個由聖經公會主持和資助的譯本,用的是中文現代用語。谭天鈞是纽约一癌症医院的医生。两人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一九八八年初,我在华盛顿希尔顿饭店参加了“总统祈祷早餐会”。早餐会的宗教仪式主持人是美国布道家葛培理牧师(Barry Graham),早餐会後,葛培理牧师接见了我。二个月後,因章文晋的邀请,葛培理来中国访问,许牧世、谭天鈞就是专程陪葛培理牧师来北京的。葛培理牧师在世界其他国家的布道会每一场都有数万人参加,在社科院演讲,只让几十人参加,在崇文门外的一个教堂,也只有几百人参加。两次演讲会,我都去了,也见到许牧世、谭天鈞两位。

   
   
    (图)严家祺(左)会见Barry Graham
    我在会见葛培理牧师时,是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人,长期以来,我视宗教是“反科学”的东西,我小时候看到和尚道士作“法”,我就深感这是多么迷信落后。后来才知道,佛教是“无神论”宗教,佛不是神,不是天使,不是圣人,佛是了解人生中的种种苦难和问题并觉悟了的人。佛教的精神是“容忍”,而不是寻求神的指引。佛教是“离苦之道”,但对苦难是消极态度。在人生道路的选择上,基督教采取积极态度。那次参加华盛顿“总统祈祷早餐会”,安排之隆重、气氛之庄严令人难忘。我和日本、索马里等几位来宾还在早餐会前受到到里根总统接见。一个崇尚科学的美国,还是一个有信仰的国家。许牧世、谭天鈞待人之谦卑,使我知道一个人自以为是、狂妄自大多么无知。
   

良知最接近上帝的声音


    当我跨越“人生大峡谷”从北京来到巴黎後,我开始参加巴黎的华人教会活动。苏晓康、远志明在巴黎创办《民主中国》杂志,他们要我为“创刊号”写文章,我左思右想,写了一篇文章,以《良知是上帝的声音》为题。在一九九0年“民主”高涨的气氛中,我没有谈“民主”,而谈“上帝”,文章发表後,我也有一些感到我在《民主中国》上大谈“上帝”,似乎与当时气氛不合。但当时,我对“民主”的感受是,一个国家,在人的“理性”与“良知”发生冲突时,都能够按自己“良知”指引行动,“民主”的实现才有可能。我从北京流亡到巴黎,根本原因,就是我在天安门学生运动期间,几次签名、几次起草声明,唯一的指引,就是内心的真实想法,或良知的指引。
    人生活在社会中,有时在一些情况下会犹豫不决,很难作出决定。当一个人迷失在人生的森林中时,会看不到前途,看不清方向和道路,在这些情况下,人希望得到指引。在大学期间,生活平常,只要好好学习,无需我寻找道路。到学部後,特别在文革期间,需要自己对参加哪一派做出选择,在第一次天安门事件中、理论务虚会上、在“政改办”期间,在遇到错综复杂情况需要自己独自决定时,就需要自己选择、作出决定,我总是不顾“大环境”,都是按自己内心想法说话行事,作出决定。第二次天安门事件、逃出中国,我也是这样做的。
    在巴黎和纽约,我不系统地随时查阅《圣经》,我的学习方法是林彪说的“带着问题学”。我从《圣经》里知道“圣灵”。基督徒的行动,是靠“圣灵”引导。我反复体会“圣灵”与“良知”的区别,我才知道,“圣灵”是看不到的,而“良知”或“良心”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了解的,当一个人看不清自己人生道路时,唯一能指引我们的就是“圣灵”,而“良知”是最接近“圣灵”的声音。
    相信不相信这个世界上存在真理、正义、公正,这是一个“价值观”问题。

一个相信真理、正义、公正存在的人,与一个不相信真理、正义、公正存在的人,他们在作决定、在行为时,会很不相同。


   由于人的“价值观”不同,由于人的“理性水平”有差异,由于作决定的个人有不同的“个性弱点”和“个人偏好”,由于作决定时会有各种无法预测的偶然因素,当一个人在具体环境下作决定时,会呈现多种或无限多样的可能性。人的“决定”,离不开“理性”,思考最周密、最完善的“决定”,是“最优的理性决定”,
   在所有这些“可能的决定”中,存在一种“决定”,与所有其他“决定”不同,这就是“按照符合真理、正义、公正的要求,排除了人性弱点和个人偏好,用高度理性作出的决定”。基督教认为基督既是“神”,又是曾生活在公元前6年至公元30年地中海东岸地区的“人”。如果作为“人”的基督处在我们作决定的相同环境中,基督就会作出这样的决定。因为基督是真理、道路、生命,基督没有“人性的弱点”,基督又有高度理性。当一个人作出这样的决定时,神就在这个人心中。基督既是“神”又是“人”,凸显了基督教与其他“一神论”宗教的不同,使人在人生道路上作寻找、作决定时,能够象历史上存在过的“人”基督那样,按照基督作决定的方式前进。基督教通过《圣经》告诉人们,神曾经以“人”的生命形式出现在世界上,就是《圣经》中记载的以耶稣生命所表现出来的样子。耶稣基督置身于我们人所处的具体环境下作出了一个又一个决定和行为,正是这一点,使基督教不同于其他“一神论”宗教,即基督教通过基督建立了“神”与“人”的直接关系,使人能按照“神”的指引前进。
    二00二年,我给洛杉矶的《中国与福音》杂志写了一篇文章,修正了我过去的看法,在《圣经是凝结的圣灵》一文中说:“一个人,只有对周围情况有全面的准确度了解,不带个人利害关系而从内心深处作出的判断,才最接近上帝的声音。然而,即使人能全面感知外界情况,从感觉得来的外界信息,在到达人的大脑时,已经过人的筛选。人的感觉器官渴望新奇,任何变化都会使它警觉,习以为常的事物,人们会把它忽略。当一个人作出判断时,即使对情况有全面完整的了解,按良知作出的判断,与上帝的声音之间,仍有些微差距。当一个人‘迷失在黑暗的森林中’时,当一个人需要寻找道路时,当一个人要就困难的问题作出判断或决定时,我现在知道,需要仔细倾听良知的声音,但只有圣经,才能引导人作出正确的判断和正确的决定。圣经,是凝结的圣灵。”

“圣灵”是人对《圣经》的总体认识。


   基督精神,也就是“圣灵”,是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人生道路上遇到难以选择的时刻能受基督的指引,在超越利害得失的情况下“倾听圣灵的声音”,人的“良知”、“内心呼声”最接近“圣灵”,这就是“人”与“神”的关系。科学技术不论怎么发展,每一个人总会遇到这样的时刻。
    中国传统儒家重视“人际关系”,儒家学说是“人际关系”的“游泳术”,是指导一个人如何在复杂社会环境下更好生存的思想体系。在专制政治下,为了更好生存,有人就不讲正义、不问是非,口是心非、言行不一。“神”是“正义”,儒家学说不涉及“人”与“神”的关系。
   

人类的“动物脑”与“原罪”


    《圣经》是用人类语言撰写和翻译的,难免与“不可穷尽的圣灵”有出入,当一个人引用《圣经》的“片言只语”指责他人“背离神”时,“片言只语”并不等同于“圣灵”。《圣经》中一些语句不能从词面上理解,如《圣经》谈到“太阳”停留在“空中”,中世纪基督教会就用它来迫害宣扬“日心说”的科学家伽利略,这是违背《圣经》的精神的。《圣经》中记述了许多“奇迹”,在我看来,这也需要作解释。说上帝创造人,按字面意思,与生命科学的发现并不相符。但我认为,《圣经》说的“上帝创造人”是指“上帝”把“想象力”、把“良知”放到了人的心中,使人从根本上脱离了动物界,然而,在人的脑中,永远残留着一个“动物脑”。正是这个“动物脑”,使人维持心跳、发生心情、产生理性,使人与一些动物一样会勾心斗角、有对地位和权力的追求。基督教把这个“动物脑”的派生物称为“原罪”。神“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人,不是象制造物品那样“制造人”,而是在人的“动物脑”外面加上了一个有“想象力”和能激发“良知”的脑。用这种方法去读《圣经》,《圣经》中的每一句话都可以读懂。在这一意义上,我把《圣经》称为“凝结的圣灵”。如果用“心理学”的话来说,“圣灵的指引”就是指“排除了个人利害得失的内心指引”。基督教之所以成为一种不断成长的文明的基础,就在于经过“宗教改革”的基督教,“圣灵或基督的指引”愈来愈成为人内心的一种“自由选择”。林彪说毛泽东的话“句句是真理”,使人丧失了思考的自由,而基督教,特别是新教,则是使人在自由思考和自由选择中,形成了稳定的社会秩序。
   

“权力”往往放大了人的“动物性”,在专制政治下,权力愈大,“动物性”愈强。统治、炫耀、倾轧、战争、掠夺、示爱,从根本上来说,都是“动物行为”。语言的运用,也能使人背离神,使人发展出动物所没有的“刻意伪装和欺骗”。


    二000年,在洛杉矶附近的Pasadena一次基督教会的聚会上,赵天恩牧师为几个人洗礼後,走到我身边,用手按按住我的头,问我说:“我可以为你祈祷吗?”我表示可以,他把双手架在我肩上,为我祈祷,他说了很多话後问我:“你要成为基督徒吗?”我面对大家,按我内心的想法说,我不是基督徒,也不想加入基督教会。那一天,使我惊奇的是,几位基督徒用“革命样板戏”唱了多首圣歌。
   

(图)赵天恩牧师把双手架在严家祺肩上问:“你要成为基督徒吗?”


    我认同基督、《圣经》对人生道路的指引,但我不能接受基督教反对“进化论”的观点。事实上,基督教的“神”并没有对人类的具体科学理论发表意见。科学是一种面对事实、不断修正自己的思想体系,进化论就是这样的一种体系。我是一位“普遍进化论者”,不仅知道分子会进化、生物会进化,而且相信社会进化、精神进化。我在提到《圣经》时,有人就问我,你是基督徒吗?我总是回答,我是基督徒之友,不是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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