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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知是最高的法律 --对台湾高等法院认定四名大陆异议有罪一案的解读

良知是最高的法律
   --对台湾高等法院认定四名大陆异议有罪一案的解读
   
   金光鸿律师
   

   
   今天(30日),自由亚洲电台“港台版”新闻报道:
   
   “去年九月欲驾船赴美寻求政治庇护,因为船只固障搁浅台湾的‘民国派'中国异议青年王睿(王中义)、陆宁、石坚、苏黔龙,历经一年司法诉讼,30日台湾高等法院二审判决虽减轻刑期,四人仍被当偷渡犯有罪定谳结案。律师坦言失望,被告王睿则表示对追求自由民主信仰崩溃。”
   
   对这一判决,本律师深表失望。
   
   本律师认为,这是继美国最高法院以五比四通过同性恋婚姻合法这一违反自然法的判决后的又一起违反自然法的判决。
   
   自然法,又称神法,是高于一切人造法的,起源于古希腊或更早。中国没有自然法这一现代法律术语的说法,但有天命的说法,如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論語·季氏第十六》)。我认为,这里的天命就相当于西方的自然法的说法。
   
   神造人的时候,是给人规定了按一定的道德准则维持社会生活的权利,也可以说是义务的,是必须遵守的,西方人认为,道德是先验的,先天的,中国人认为的天命在《尚书》里有说,叫“天命靡常,惟德是辅”,意思是,天命没个准,但只帮助有德之人或事。
   
   关于自然法,查《维期百科》“自然法”词条,得如下的解释:
   
   “自然法,为独立于政治上的实在法而存在的正义体系。对它的诠释与使用在历史上千差万别。通常而言,自然法的意义包括道德理论与法学理论。根据自然法的道德学说,在某种意义上,支配人类行为的道德规范起源于人类的自然本性或和谐的宇宙真理;而依照自然法的法学理论,法律准则的权威则至少部分来自针对那些准则所具道德优势的思量。
   
   [自然法]的语义颇丰,它既是一类道德理论,又是一种法理学说,而这两种社会科学的核心却是截然不同的。在自然法的哲学体系中,法律与道德的概念时有交会,这种理念称作[交叠命题(overlap thesis)]。自然法的学派可谓百花齐放,其主要差异在于,在法律规范的确定方面,道德究竟扮演着何等重要的角色。”
   
   也就是说,不管各种自然法学派持何种理论,都没有办法否定道德在法律中所扮演的角色,从自然法的角度来说,一个违反道德的法律或司法判决最终都是要被否定、废除或推翻的。
   
   但什么是道德,见仁见智,有的人划的范围宽一些,有的人划的窄一些,很难说有一个客观标准。圣贤的教化是有的,但也要人们去接受,认可,你不接受,不认可,圣贤的教化就是一张废纸,没有任何用处,所以,康德才说,这个世界上有两样东西令我们的内心感到深深的震撼,一个是我们头顶灿烂的星空,一个是我们内心崇高的道德法则。
   
   所以,道德其实是来自人的内心对是非、善恶的自我判断。
   
   当然,公德也是有的,违反公德会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只是什么是公德,也很难说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国际人权公约是认可有一个普世价值的,但很多国家就是不认可,也不遵守,你也很难说有一个很好的办法来应对这种情况,人权立国的美国常用的手段就是经济制裁或禁止高科技出口或武器出口……
   
   台湾是大陆法系,法官不能造法,只能依律断案,据说,台湾没有《难民法》,所以,法官断案无凭。
   
   问题是,法律规定得再详细,总会有法律规定不到的地方的,这时,就需要法官以自然法为最后的依归来断案,并且即使在有成文法作为断案依据的时候,法官还是只能以自然法为最后的依归,这是法官在断案时自由心证的依归之所在,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或说自由心证在海洋法系可能会宽泛一些,但是它还是要有个依托的,这个依归就是自然法是一切人造法的来源,是高于一切人造法的,任何违反自然法的人造法都是恶法,法官依恶法断案,就是在实施犯罪行为,是对法官职业的亵渎和侮辱,也是对法官本人的亵渎和侮辱,因为,这无异于否定了法官作为一个自然人,有对是非、善恶的最起码的最基本的一个判断能力,因为,自然法就是以道德为最后依托的,法官首先他必须是一个思维正常、理智健全的自然人,一个思维正常,理智健全的人怎么会丧失对是非、善恶的最起码的和最基本的判断能力呢?一个有正常良知的法官在断案时又怎么能为任何的案外因素所左右,而不是凭律条和对自然法的敬畏来断案呢?
   
   这是我二零一零年底和张传利律师在替辽宁凤城曲善(山)林辩护时的辩护词里面的一段话,现摘录于此,可以作为我对这个案件的基本看法:
   
   一、略
   二、略
   三、略
   
   四、关于法律与良知
   
   钱跃君博士在《法庭内外——德国法律面面观》(社会文献出版社2009年9月版)一书中这样写道:“制定法律的惟一目的是为了社会的和谐发展,一个符合社会正义的法律必然是向善的;建立法庭的惟一目的是主持社会正义,而不是维护法律,所以法庭判案最终必须以正义为依归。法官需要的就是对正义、是非的判断,所以最传统、也是最现代的法庭判案就是凭借人的良知:以人的良知来区分好法与恶法,也以人的良知来判断判案是否正义。从这个意义来说,良知既是法律的最高准则,也是判案的最终方法”。
   
   1992年2月,统一后的德国柏林法庭审判了一起枪杀案。被告是统一前的一名名叫英格·亨里奇守墙的卫兵,此前两年,他在守护柏林墙时枪杀了一名企图越墙逃往西德的名叫克利斯的青年。他的辩护律师称,他当时只是执行命令(东德当局命令守护柏林墙的士兵对企图逃往西德的东德人格杀勿论),他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所以他是无罪的。不过这样的辩护最终没有得到法官的认可。因为类似的辩护,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纽伦堡审判法西斯战犯时,已有先例。当时各国政府的立场不约而同:不道德的行为不能借口他们是奉政府的命令干出来的而求得宽恕。任何人都不能以服从命令为借口而超越一定的道德伦理界线。
   
   柏林法庭最终的判决是:判处开枪射杀克利斯的卫兵英格·亨里奇三年半徒刑,不予假释。法官这样对被告解释他的判决:“东德的法律要你杀人,可是你明明知道这些唾弃暴政而逃亡的人是无辜的,明知他无辜而杀他,就是有罪。这个世界在法律之外,还有‘良知’这个东西。当法律和良知冲突的时候,良知是最高的行为准则,不是法律。尊重生命,是一个放诸四海皆准的原则;你应该早在决定做围墙卫兵之前就知道,即使东德国法也不能抵触那最高的良知原则。”这“最高的良知”(或正义)就是法理学上“超越实在法的法”,而违反正义的立法就是“实在法的非法”。依这种“法”去执法,也是犯罪。
   
   作家龙应台曾经问过一位曾经担任过边境守卫的前东德人,“您说,围墙的守卫在改朝换代之后受审判,公不公平?”得到的回答是:“当然公平。……,是总理命令他们开枪的没错,可是没人命令他们一定得射中呀!……,开枪可以说是奉命,不由自己,可射中,就是蓄意杀人嘛!”
   
   本辩护人认为:法律是要的,命令也是要的,而且都应该严格遵守,但法律和命令,归根结底是为了维护人类的良知和正义。目前在我国,某些法律和命令以及法律和命令在某些情况下、在某些人那里存在着与人类良知相冲突甚至严重违背人类良知的情形,比如在本案中,司法部门用以构陷、打压和迫害善良的法轮功学员的《刑法》第三百条、最高检和最高法1999年和2001年的两个司法解释以及其它相关的法规、指示和命令等就是严重违背人类良知和道德、违背社会正义的恶法。和谐社会应该以良知和道德作为我们每个人最高的行为准则,谁也不能借口自己是执行法律和服从命令而对自己违背良知和道德的行为开脱,明知法轮功学员是善良的、无辜的却对他们处以刑罚就是有罪。司法是人类良知和道德以及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当面临国家法律与人类道德良知的二难选择时,希望法庭能本着自己的良知和道德,本着对历史负责的精神,以高度的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来维护社会正义,做出正确的选择,还本案被告人曲山林等四人一个清白,无罪释放。
   
   顺便说一句,庭审法官居然让我一字不拉地念完了整篇辩护词,记得我读完辩护词后,整个法庭鸦雀无声,显然都被打动了,感到震撼,这是我在中国大陆为数不多的精彩辩护之一。
   
   回到本案。
   
   我认为,台湾法院对四名大陆青年的有罪判决,就是在恪守法律与人类良知和道德相冲突的情况下,作了一个令台湾司法蒙羞的判决,是一个不道德的判决,是一个违反普世价值的判决,违背了人类最基本的良知和人类有对是非、善恶的一个最起码的最基本的认知和判断能力这一常识,也正是因为人类有最基本的良知和对是非、善恶的最基本的认知和判断能力,人类才能得以延续,不至于变成斗兽场……
   
   本案中,台湾高等法院明知四位大陆青年是因为唾弃暴政而逃亡的,是无辜的,是需要依相关的国际法规提供难民保护的,却仍然认定他们违反台湾的法律而定为偷渡罪,这是对作为正义的化身--法官这一神圣职业的亵渎,这是台湾司法最黑暗的一页,是台湾司法的耻辱,也是全人类的耻辱,所有涉案检官、法官及一切政府官员,都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与草木同朽。
   
   建议台湾总统府特赦四名中国大陆政治异议人士,以彰显正义,挽回中华民国长期以来,只关心经济成长,不关心人权,及维护国家及国民尊严,以致把台湾人民普遍弄成经济动物的恶劣形象,这跟大陆中共政府对人民的养猪哲学没什么两样。
   
   另外,从法律专业和技术层面的角度来讲,对大陆四名政治异议青年的有罪判决,反映了这些法官的法律理论素养,正如台湾其他门类学者的专业理论素养一样,本律师确实不敢恭维。在我看来,台湾的政治困境,很大程度上是学术界哲学的贫困,理论的贫困造成的,因为,我有一个最基本的观点,就是人类的一切政治行为、军事行为乃至社会生活的一切活动,都是人的观念的产物,而学者,是直接产生观念的人。
   
   最后,我对王睿(王中义)年青朋友的“对追求自由民主信仰崩溃”一说,很不以为然,如果你认为自己的追求是正确的,在受到任何打击或不公待遇的情况下,你都应该坚持才对呀,怎么能因一时的挫折或待遇不公就“信仰崩溃”呢?这说明你的这个信仰根本就不是建立在理性地基础上,因为一个理性地信仰是不会为任何事情所左右的,所谓“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不是你影响别人,就是别人在影响你,人的一切行为都是观念的产物,你现在因为台湾法院一个不公的判决就影响了自己的信仰和追求,说明你还应该好好反省一下自己的信仰是不是真的建立在这样一个理性地信仰基础上,就是,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在大陆是失败的,大陆实施的暴政,最终必将被正义抛弃,而且,台湾的民主刚刚起步,还有待于進一步完善,远谈不上是民主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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