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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革命的思想基础

我的革命的思想基础
   
   金光鸿律师
   
   

   一
   
   昨天,在微信的几个群里分别发了我于美国东部时间二零一四年十月二十三日凌晨2:19写的一篇文章,题目叫做《从维权人士到革命者的转变》,同时也转发了我的博讯博客之“金光鸿文集》的网址链接。
   
   发布后,各群反应不一,但皆有热烈成度不同的讨论。
   
   今晨起来,读到微信账号“@陈科云律师”的给我发的一个帖子,全文如下:
   
   “认同你的革命观,但不会跟你去革命,原因有二:一是你试图以孔老二主义指导你的革命,这只会使你变成孔老三或金泽东,二是你不是洲际导弹,却站在万里之外放口炮,火力太弱。”
   
   “@HerryII(陈泰和)”回应:“陈律这话讲的有道理呀”。
   
   然后,我十点钟出去锻炼的时候,想到,必须对这两位律师朋友的话有个回应才好,因为,他们正说中了我的心病。
   
   什么心病呢?
   
   就是我们搞政治的人,是最忌讳搞政教合一这一套的,这是有前车之鉴的,而且,我认为,政教合一制度是所有政治制度中最坏的一种,比专制独裁还要坏。
   
   因为一般的专制独裁体制下,人民还是有思想自由和绝大部分言论自由的,中国五千年专制独裁史,限制人民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朝代很少,而且只是在每个朝代最坏的时候,统治者最没有自信的时候才会有,如周厉王的“道路以目”和清朝的“文字狱”,但即便如此,他们也没有确立国教或者规定一个国家意识形态,并用国家暴力机器来强制全民接受。
   
   其他,如基督教的“十字军东征”和穆斯林的“圣战”是不是政教合一,我没有仔细研究过。
   
   似乎一九五九年以前的西藏就是政教合一。
   
   二
   
   我所理解的政教合一制度,最典型的就是宗教领袖就是政治领袖,或政治领袖就是宗教领袖,如达赖。
   
   变种是红朝中共。
   
   中共的政治领袖虽然不是宗教领袖,但其权威却不亚于宗教领袖,领袖的言论至高无上,不仅可以代替法律,而且还强迫全体国民学习,并成为知识分子搞学问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其对思想和言论自由的禁锢可以说是莫此为甚,史无前例,到了习近平这儿,仍然是搞这一套。
   
   三
   
   我为什么说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是所有政治制度中最坏的一种呢?
   
   因为是凡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宗教领袖就是政治领袖,或相反,其变种就是确立国教或国家意识形态,并且以国家暴力机器作后盾来强制实施的,前者是教,后者是政,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就是这样。
   
   但我们知道,宗教信仰和政治根本就是两回事。
   
   拿中国传统哲学来说,前者是“道”,后者是“器”。
   
   宗教领袖一般是来传道的,所以,宗教领袖就是真理的化身,如孔子、老子、耶稣,他们的话就是真理,只能去领悟,去领会,各悟各得,悟到什么就是什么,没法统一,也没法强求一律。
   
   而政则是治理国家,通俗讲,就是治国安邦之术,是“器”。那治国安邦之术,他都是来解决一些具体的实际公共事务的,这是可以探讨,也是可以批判和怀疑的。
   
   所以,政教合一本身就是矛盾的:“教”需要盲从和迷信,“政”则可以质疑和批判。两者合一,就消解了政治中的质疑和批判因子,就变成了统治者是至高无上的,是真理的化身和代表,他作的决策必须服从,即使是明知道错了也必须服从。
   
   中共的政治领袖虽然不是宗教领袖,但中共确立了国家意识形态,而且政治领袖的言论在法律之上,还强迫国民全体接受,所以,中共实际上政教合一的变种。
   
   所以,我们也许可以这么界定政教合一:是凡宗教领袖就是政治领袖,或者政治领袖就是宗教领袖的政治制度,或者确立国教或者国家意识形态,或者以国家暴力机器作后盾来强制推行领袖的言论和著作,并且以行政命令来要求国民全体接受的,都是政教合一。
   
   四
   
   政教合一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远的我们不看,只需要看近的,看看中共就知道了。
   
   中共治下的人民成了不折不扣的愚民,绝大部分国民根本完全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和批判能力,即使批判,也是在中国灌输的那一套理论和意识形态下进行,包括专业术语和语法结构、逻辑都是,所以,我才在我的《台湾人民是我见过的世界上最好的人民》一文中说,大陆的语文“我见过的世界上最烂的语文”。
   
   幸好,孔子、老子、耶稣等圣人的教化还在,中共一九七九年放松经常管制后,跟外界有了经济交往,也打开一些知识分子和国人的思路,很多人都在觉醒,但仍然存在着一个启蒙的问题。
   
   而且,中共治下的决策失误造成的后果大家都看到了,不仅导致八千万和平居民非正常死亡,而且大好河山不再,国土流失,环境污染已经永远没有办法复原了,其他还有毁坏传统,文化缺失,思想和言论自由遭到禁锢,异己受到排斥,人种变异,人格变态、分裂和扭曲,没有了有独立人格和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中国古代叫“士”,道德沦丧,纲常紊乱,人人为敌,仁、义、礼、智、信等传统美德都不在……
   
   我看到了这个问题,也试图去有所作为。
   
   但我给自己的定位是革命领袖或政治领袖。
   
   作为革命领袖而言,我认为,任何的革命领袖,都存在着一个启蒙同志和大众的问题,否则,就没有追随者。
   
   而且我还认为,所谓革命,首先是人的革命,人必须从观念,思维方式,到语言,到行为模式来一个全新的改变。
   
   而政治领袖似乎没有这个必要,因为政治领袖都是来解决具体问题的,不是来启蒙国民和传播思想的。
   
   但革命领袖必须启蒙同志,传播思想,如孙文。
   
   为此,我写了一系列的文章,涉及到哲学、宗教、军事、政治、外交、法律、文化、经济……基本上都是我出于对中国和世界政治现状的思考,来探索一条通往未来的理想道路。
   
   当然,好的政治领袖也必须用他们伟大的理想来引领他的人民走出困境,走向幸福、和平和繁荣,这方面的内容请参看本律师之博讯博客之“金光鸿文集”或“告别中共再造共和”。
   
   五
   
   关于上述两位律师提出的问题,我是这么想的:
   
   我是写过一些中国传统哲学如孔子、老子的文章,我也推崇,“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但并不意味但我就是如“@陈科云律师”所说的、,“@HerryII(陈泰和)”所认同的什么“以孔老二主义来指导”我的革命,因为我同时写过一些推崇西方理性精神、科学实证精神的文章,同时,我本人也是信神的,而且我并不认为有什么“亚洲价值”的说法,相反,我推崇“普世价值”的说法……
   
   但同时,我也非常介意我的文章和言论会被人错误的解读,因此,有些关于传统哲学的文章我是发布了又撤下,反复多次,事实上,已经有不少人这样误判了,如上述“@陈科云律师”就是。
   
   但后来,我发现还是不行,虽然我撤下了关于传统哲学的专门文章,但我的文章中还是处处可见中国传统哲学的影响。
   
   而且,虽然我的文章里还有其他思想的影响,但我去不能去责怪“@陈科云律师”或任何的其他读者对我的误读,因为,没有谁会来通读你的所有文章,或者去作专门研究的,将来说不定会有,但咱们只说目前的事。
   
   所以,我就专门写下这篇文章,来跟读者朋友们做个交待。
   
   六
   
   最后,我想要对读者说的是,我的革命思想来源究竟是不是我列的上面那些,我也不好说,因为,我读的书非常杂,除了正统的儒、道、释,还有法家、兵家等诸子思想的影响,以及民间(江湖)九流文化的影响,西方的主要有基督文化,法治文化,科学精神,理性精神,心理学,等等。
   
   因此,我希望读者在读我的文章或者研判我的革命思想来源的时候,不要受文章表面文字的影响,也不要受我这篇文章的影响。
   
   因为,我的革命思想和理论的来源并不是一处。
   
   而且,将来我也不会用国家暴力机器来强制推行我的思想和言论,哪怕借公共出版机构和发行机构来推行我的著作,或者用行政命令来强迫下属或国人来学习我的文章和著述,也是万万不可能做的,就像现在的习近平一样。
   
   而且,即便将来我要出版我的文章和著述,最有可能的方式就是像现在西方的政治家一样,以纯商业的模式来进行。
   
   七
   
   古罗马时期,有一个哲学家做了国王的,名字叫作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我在大学读书时,听到讲课的老师说,这位“哲人王”白天是国王,晚上是哲学家,老师说这位哲人王做国王做得很不成功。
   
   但我在《维基百科》之“马可·奥勒留”词条读到:
   
   “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121年4月26日-180年3月17日),全名为马可·奥勒留·安东尼·奥古斯都(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 Augustus)。拥有凯撒称号(Imperator Caesar)的他是罗马帝国五贤帝时代最后一个皇帝,于161年至180年在位。有‘哲人王’的美誉。
   
   马可·奥勒留是罗马帝国最伟大的皇帝之一,同时也是著名的斯多葛派哲学家,其统治时期被认为是罗马黄金时代的标志。他不但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君主,同时也是一个很有成就的思想家,有以希腊文写成的关于斯多葛哲学的著作《沉思录》(Τὰ εἰς ἑαυτόν)传世。在整个西方文明之中,奥勒留也算是一个少见的贤君。”
   
   都是溢美之词。
   
   但据我的个人体会,我在给自己定位革命领袖或政治领袖后,我就再没有精力和时间来写哲学学习心得了,实际上,我的传统哲学的学习心得都是在我给自己定位为革命领袖之前写的,因为,我发现,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同时,哲学是理性智慧,而革命和政治都是来解决实际公共事务的,二者是有矛盾的,且长于理性智慧者并不一定长于实际事务,反过来也是如此(当然,无疑地,长于理性智慧者是一定有助于在革命事业和政治实践中提高决策能力和水平的)。
   
   因此,我宁愿相信我的大学哲学老师说的话,也不相信《维基百科》对那个“哲人王”的溢美之词。
   
   八
   
   我的政治主张更倾向于世界主义,而不是民族主义。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题目为《我对未来人类政体的构想》,在这篇文章里,我设想以美国式的联邦制来改组联合国,各国取消常备军,专谋和平与发展。
   
   我在我的《金光鸿律师强烈呼吁改组联合国》一文里,再次表达了这一政见。
   
   还有,我的其他文章也或多或少地表达了我的世界主义的政治主张,如《果敢人不打果敢人?--兼论蒋介石为何丢掉大陆》,《亚洲人管亚洲人的事--我的中国亚洲战略思维和未来世界格局构想之四》,《远亲不如近邻--关于缅甸政府释放中国伐木工人的一点个人看法》,《中俄友好的前提》,《中国的第二个对手是日本 --我的中国东亚战略和未来世界格局构想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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