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批许小年许小年说：

   “西汉末年王莽的托古改制，发生在公元9年到23年。王莽的形象在历史上相当的负面，这是因为中国的历史自从儒家被确立为正统的意识形态之后，就脱离了司马迁的传统，不是尽可能真实、客观地去记录和探讨历史，而把教化作为它最首要的功能。后世儒家有一句话，“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写历史的目的是为了让乱臣贼子惧怕。历史材料的选取、历史事件的记录、历史的分析于是就有了事先设定的指导思想，历史的教化功能一直延续到今天。”（许小年《改革的历史》）

   短短一段话，大错有三：

   其一、将王莽形象的负面归咎于儒家。殊不知，王莽的问题恰恰是背离儒家正道所致。王莽形象的负面是咎由自取。此人不仅虚伪，虚妄，而且狠恶，姑不论其篡位之背天，杀子之逆理，就是他的改革，也是罪恶。生乎汉之世而返周之礼，导致国民苦难更加深化，社会政治矛盾尖锐化，身败名裂都是必然的。孔子说：““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中庸》）这句话就是为王莽量身定制的。

   其二、将道德教化与历史真实对立起来。殊不知，真实是道德的基础。经史都有教化的功能。但同中有异，经侧重于真正，强调真理正义；史侧重于真实，强调“书法不隐”。文天祥《正气歌》中歌颂的齐太史和晋董狐，孔子赞美“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的史鱼，都是史官。史官的美德就是直，真实客观地去记录历史，毫无隐瞒地直书事实。这是儒家意识形态的要求，也是儒家史学传统和正统。

   其三、不懂《春秋》，信口雌黄。《春秋》是经，重在阐明道德真谛和政治大义。司马迁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孟子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乱臣贼子所惧正在于此。三王之道得以彰明，人事之纪得以辨别，嫌疑得辨，犹豫得定，是非善恶、贤与不肖得以明辨，乱臣贼子就没戏了。顺便提醒一下，司马迁对《春秋》高度推崇，如果地下有知，听到“中国的历史自从儒家被确立为正统的意识形态之后，就脱离了司马迁的传统”这种抬举，会气醒过来的。

   许小年在其题为《改革的历史》的演讲中，自以为是、似是而非的地方层出不穷，恕不一一。越是无知越是自以为是，越是愚昧越爱信口开河，信口雌黄，门外乱弹，不仅许小年为然，这早已是知识群体百年通病。昧于历史偏爱谈史，昧于儒家偏爱说儒，昧于道学偏爱论道。偏偏这些胡说混扯，最容易赢得一阵阵喝彩。呜呼！2016-12-9余东海

（2016/12/08 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