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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官员自杀研究


   
   
   
   谢选骏:中国的裴多菲主义者——官员自杀研究

   
   讽刺性的中国国情报告
   谢选骏把自杀的中国官员叫做“中国的裴多菲主义者”。
   
   中国的裴多菲主义者,在中国国情之下,只能用自杀来争取自由了。
   
   所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到了中国官场,就变成了“做官诚可贵,二奶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这是否说明华人要比匈牙利人好要劣等呢?
   
   也不见得。
   
   事实上,如果通过中国国情来思考匈牙利人,裴多菲对俄国人的恶为抵抗,何尝不是一个自杀行为呢?裴多菲何尝不是忧郁症患者呢?
   
   尤其考虑到,裴多菲的母亲甚至连匈牙利人都不是,而是一个更加卑贱的斯拉夫的斯洛伐克人。
   
   为了向上爬升,裴多菲不仅想做一个彻底的匈牙利人,还要和贵族攀亲带故。
   
   根据我对匈牙利人的了解,在缺乏西欧贵族传统的匈牙利,其居民也缺乏内在的荣誉感。因此裴多菲的这种做法和犹太人卡尔马克思“和贵族攀亲带故”的举动,如出一辙。
   
   裴多菲和马克思这两只“乌鸦”,为了挤入“鸽子的队伍”,使出了浑身解数。他们的门徒虽然在1956年的匈牙利成为了对立面,那只是出于他们自己的缘故,一点无损于他们前辈的“忧郁症发作”。
   
   裴多菲的“忧郁症发作”就是他的自杀诗歌,马克思的“忧郁症发作”就是他的《资本论》。
   
   裴多菲的《自杀诗歌》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中国共产党的自杀官员说,“做官诚可贵,二奶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因此谢选骏把自杀的中国官员叫做“中国的裴多菲主义者”。
   
   正是在中国,通过“改革开放”,裴多菲和马克思这两只“乌鸦”的门徒不再对立,因为他们都挤入了“鸽子的队伍”。
   
   这就是讽刺性的中国国情。
   
   (一)
   
   网文《有一种研究,叫论官员自杀文化》这样说:
   
   很遗憾,利他主义固然高尚,但往往无用
   
   我居住附近的十字路口,是北京著名的“风水胜地”。每隔一段时间,这里总要在京城都市报的一角占据则讣闻的位置。一个横穿马路被撞死的快递员,被掉落板材砸死的逛街青年,被精神病人捅死的外国友人。
   
   横穿马路时,我常想起这些没有名字的死者。他们的生活在十字路口结束,徒增幸存者的慌张。
   
   怪不得加缪说,死亡才是唯一的哲学命题。
   
   当然,对死者来说,十字路口才是最适合死亡的地方。不少官员们也正在熟谙这个道理。非正常死亡,倒在人生的最后十字路口,死者太多,都已经挤不上报纸的头版了。
   
   从10月23日算起到今天,已经有9名官员非正常死亡。跳楼、落水、自缢等等,死亡数字在更新,手段却没有太多变化。对于他们来说,既然选择了提前到达终点,结束的方式就不必考量。
   
   至迟在2011年,已有媒体惊呼官员“自杀潮”出现。据不完全统计,2003年—2012年被各级官方认定为自杀的官员为68人,2013年—2014年,两年间官员的自杀人数多达77人。也就是说,过去两年间的官员自杀人数较之过去十年还多。
   
   贪腐、抑郁和原罪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很多官员的自杀往往不被视为悲剧。大概是太多“畏罪自杀”的案例,冲淡了命案的悲伤色彩。
   
   11月9日,湖北恩施州财政局长王金维在家中跳楼自杀。据媒体报道,此人属于当地明确“不提拔不重用不处分”的干部。在其坠楼身亡前一日,他被宣布停职。
   
   难以否认的是,近年来畏罪自杀成了很多官员自杀的直接原因。
   
   但在公安部专家赵国秋主导的最新一项抽样调查显示,官员自杀原因中,63% 是因为抑郁、压力大等,另外37% 才是病重、欠债、夫妻吵架、畏罪自杀等。
   
   2011年,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精神心理科曾透露,在该院就诊的心理疾病患者中,公务员约占10%,比其他任何一种职业的患者都要多。
   
   许多官员的心理疾病,在压抑中恶化。在部分官员中盛行的拜佛文化等,也与心理疾病泛滥有一定关联。
   
   北师大心理学教授许燕在给官员辅导心理时,一位官员对她说:“许老师,你看见这扇窗户没有?我现在看见这扇窗户,就有往下跳的心思。”
   
   过度劳累、心理压力大,再加上公务员体系长期的压抑封闭特征,日常和心事都没有“在阳光下运行”,这也导致他们会在阴暗中遇到心理问题。
   
   在官场中,“抑郁症”这三个字是绝对的禁词,没有人会主动提,甚至私下打听也犯忌讳。有传闻称,一些地方有组织规定,“患抑郁症的官员不允许提拔”。
   
   因此,抑郁症成了很多人的难言之隐,隐藏越深,病情越重。
   
   尴尬的是,这些却难以得到公众同情。官员的抑郁症,不少网友先入为主判断为“畏罪”。这种阴谋论的盛行,背后潜藏着舆论的偏见:公众心中,他们身背着权力的原罪。
   
   自杀:利己还是利他?
   
   涂尔干在《自杀论》中为自杀做了区分:利己、利他、社会失范和宿命。
   
   官员自杀属于哪种类型?抑郁症患者的自杀,多半属于利己。按照涂尔干的解释,西方现代主义的发展,将个体从宗教、家族等关系中解放出来,脱离使他们现实的生活目标消失。比如,近代的基督教教徒自杀率颇高,是因为宗教的世俗化伴随而来的宗教组织解体,使他们一时看不到生活的意义。
   
   抑郁症的官员,不少都夹在体制的缝隙里,他们半辈子都在体制里摸爬滚打,在高强度的工作节奏和人事压力下,升迁就变成了生活的全部意义。遗憾的是,这个意义通常会毁坏个人的私生活。
   
   贝克特早就说过,希望迟迟不来,苦死了等待的人。
   
   公众却不喜欢讨论抑郁症的细节,他们像看一部宫斗剧一样,揣测着官员自杀背后的私情。比如,一个刚被中纪委调查的官员,他的自杀是否能为亲属们带来什么?
   
   这样的自杀,显然就是利他型了。涂尔干的分析样本里,利他是指倘若自杀表现出作为一种义务来完成,屈从于某种社会目标和意义。
   
   中国人的死亡观,寻求的是一种现世的终结。死亡,在传统文化中意味着一切责任的终点。“一死百了”,说明就是这种心态。
   
   现实中,死亡在法律层面也有其终结性的意义。比如,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一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则不追究刑事责任,已经追究的,应当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或者终止审理,或者宣告无罪。
   
   当下反腐的重要特征之一是腐败窝案频发。在窝案的调查中,一些官员也会考虑自杀能导致调查的关键证据链缺失,继而达到保护同党的目的。“自杀一个,救活一窝”,这种黑帮片的剧情,也极有可能导致他们铤而走险。
   
   这正是公众质疑所在。官员自杀可能是为了“利他”,无论这个他者是留下的巨额财富还是腐败同党,他们都在贪腐的链条上屈从于某种目标,并将自杀作为最终的手段。
   
   官场自杀文化已经形成?
   
   很遗憾,利他主义固然高尚,但往往无用。
   
   党纪规定,按党纪规定,当事人死亡的,党组织仍可以调查,并追究其责任,无需撤案。
   
   比如自杀的正部级高官宋平顺,就因严重违纪违法被中央纪委开除党籍。而江西上饶原市委书记余小平,死后不仅被“双开”,还被查出道德败坏,作风糜烂。其自杀被定性为“自绝于党和人民,性质恶劣,影响极坏”。
   
   2011年,华东政法大学学者齐杏发在一篇论文里提出,中国官场有自杀文化。
   这种文化的成因,有传统因素,也有当下现实影响。
   
   中国缺乏对自杀官员的追问,这与多数国家的做法明显不同。在不少发达国家地区,公职人员的自杀被视为事关公共利益的严重事件,媒体往往会集中报道,政府也会迫于压力启动调查,向公众宣布调查结果。比如,2003年,香港职员张之琛的自杀,特区政府就迫于压力启动了深入调查,专门向公众解释其详细死因。
   
   而在我们这里,当地政府的讳莫如深,加剧了民间的猜忌,也客观上为官员自杀提供理由。
   
   官员自杀并非中国独有现象,韩国也有。前总统卢武铉的自杀,就是典型代表。
   
   韩国官场同样有“潜规则”,陷入丑闻的官员,自杀成为挽回名誉的最佳方式。长此以往,丑闻官员自杀,变成了带有仪式感的、挽回公共形象危机的方式。
   
   但不同的是,韩国官员自杀的“仪式感”,仍然是在“赎罪”,是个人在面临公众诘问时,选择以最极端的方式表达忏悔。因此,韩国官员的自杀文化,是一种相对偏激的赎罪文化。
   
   这与我们的官员自杀文化仍有不同。
   
   中国官员的自杀文化,或许只是一种逃避。迫于精神压力的自杀,虽为悲剧,但不可忽视的是这种行为依然是对生者责任的逃避。
   
   而至于贪腐官员的畏罪自杀,本质上是为了“逃避将来的惩罚”。但这样的自杀文化,恐怕仍然只是生者的一厢情愿。
   
   因为法网恢恢。死亡只是死者一厢情愿的逃避,死亡的波澜不会轻易消失。何况,死亡因泛滥而变得廉价:公众已不愿宽容卑微的自戕。
   
   (二)
   
   新闻报道《有官员被脱光放冰桶闷死》这样说:
   
   2015年2月7日晚21时许,广东佛山市南海狮山一处停车场,一名中年男子从高处坠落致死。随后,警方证实死者是时年51岁的佛山市体育局副局长刘慧芳,死因暂无可疑,排除他杀。据称,刘慧芳生前有抑郁症表现。
   
   刘慧芳之死给日益引起关注的官员非正常死亡现象又增一例。
   
   利用公开信息,《财经》记者搜集整理了一份官员非正常死亡情况表,主要统计对象是经认定为自杀的案例或疑似自杀案例,少数案例属于未经证实是自杀或他杀等意外导致的非正常死亡。统计时间是自中共“十八大”后的2012年12月至2015年2月7日,共收集整理了99个案例。因无法掌握全面情况,这是一份不完全统计表。
   
   这99个案例覆盖了北京市、深圳市、广东省(深圳除外)、内蒙古自治区等24个省市自治区,已知性别者中女性仅有2人,分别为辽宁省高级法院副院长徐安生和湖北省荆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饶同珍。
   
   其中,52例被证实为自杀,34例在公开通报或报道的表述中为坠亡或溺亡等,未指明是自杀还是属于刑事案件。
   
   关于死亡方式,以坠楼、自缢最为常见,分别有50例、19例;极端者选择高速公路跳车、卧轨等。
   
   “整体来讲,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大部分地方,男性的自杀率比女性较高,尤其在城市地区如此。中国官员群体中,本身也是男性比例高于女性。自杀方法上,在城市地区,跳楼自杀的比例较高。在香港,跳楼是最常见的自杀方法,这与香港高楼林立,人们比较容易接触到这种自杀方法有关。因此我们在香港呼吁,在高层住宅加强安全保护措施,如增加窗花、围栏,控制进入天台的通道,以预防自杀。”香港大学防止自杀研究中心叶兆辉教授对《财经》记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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