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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代表告别革命

谢选骏
   
   (一)
   
   1992年,李泽厚在美国丹佛市作了题为《和平进化,复兴中华:谈“要改良不要革命”》演讲。这是李泽厚出国后正式发表的第一篇文章,首次明确地、公开地提出了“告别革命” 的主张。李泽厚回顾了自己从“倾心革命”到“怀疑革命”和“告别革命”的心路历程;分析了为什么辛亥革命 “未必必然” 和“未必必要” 的原因。提出“要改良,要进化,不要革命”,指出改良“它比革命更为麻烦,更为复杂,更为琐细,更为缓慢,更为捉襟见肘,更为令人生气。因此它需要更多的意志、信念、耐心、毅力,需要更为细致、繁琐、枯燥、复杂的调停、协调、和解、妥协、合作的工夫和功夫。”(《杂著》第307页)在谈到中国的现状和未来时,李泽厚指出,“……我始终拥护邓小平紧抓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这两条,并也认为一切有关的政治改革,包括各方面的民主、自由,也只有在这前提下,根据中国的情况,有计划和有步骤地,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相结合地逐渐前进、推进,才能真正搞好。” (《杂著》第313页) 但李泽厚也指出,“不要革命,并非不尊重过去革命所高扬、所提供、所表现的英雄气概、牺牲精神、道德品质、崇高人格。它们仍然是对人类的一大贡献,‘太上立德’,这些英雄们在这个方面给人类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杂著》第319页)

   
   后来“告别革命”还出版了对话录。对此,海内外的一片“声讨”浪潮。
   
   为什么呢?
   
   因为,“告别革命”与“三个代表”具有密切的血缘关系。
   
   虽然在大陆,《告别革命》被列为禁书,至今不准出版。官方学者批判“告别革命”是唯心史观和历史虚无主义,旨在反马克思主义,歪曲近现代中国革命史。但是,“告别革命”是为“三个代表”打前站的,到海外来试试水温的,而这毕竟具有密切的血缘关系。
   
   李泽厚提出的“告别革命”观念,对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型为执政党,把国产化为党产和私产,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李泽厚指出,“‘革命’可说是20世纪中国历史的主题。1911年辛亥革命、1927年‘大革命’、1949年革命、1966年‘文化大革命’不过其荧荧大者。中国人经历了政治、社会、文化各方面的巨大革命。革命成了不可亵渎的神圣观念,反革命成了不可饶恕的最大罪恶。”长期以来,中共所强调和突出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它的“阶级性”、“斗争性”、“革命性”,什么事情,前面只有冠以“革命”一词,似乎就显得特别崇高、神圣、伟大,这已成了不容半点质疑和动摇的定论。至今不是还有人要捍卫“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吗?不是还有人呼唤“文革”吗?
   
   但是现在不同了,共产党有钱了,富起来了,需要三个代表了。
   
    
   (二)
   
   
   “三个代表”思想,通常被人们简称为三个代表(英语:Three Represents),最早起源于2000年2月25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广东省高州市考察时临时首次提出的执政思想萌芽,2002年后被中共官方正式定名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因此它是中国共产党根据继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之后由国家领导人再创的一套政治理论。
   
   “三个代表”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套实践成果,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局提供了执政的理论依据。但是反对者则认为三个代表写入宪法是一种历史的“倒退”。
   
   “三个代表”思想要求中国当局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
   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2000年,是江泽民在广东省高州市考察时初次提出“三个代表”思想。高州也因此成为三个代表的发源地。
   
   2001年7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被其概括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
   
   2002年后,这份文件的全名被定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随后几经阐发,逐渐成为中共的重要政治理论,并于2004年修改宪法时,被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写入了《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中国共产党认为,“三个代表”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强和改进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推进中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重要理论武器,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2004年,“三个代表”[注 6]被全国人大修改宪法时正式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三个代表”最重要的影响是,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从无产阶级政党向精英执政政党进行转型。
   
   由于“三个代表”说法的主体为某一政党,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后使得宪法中政党与国家的关系更为混乱,认为三个代表没有新意。三个代表有时被反对者戏称为“三块表”。三个代表和被字句式有著一定关系。
   
   2000年6月,中国民运人士苏绍智分析指出“始终代表”的谬误,和中共“伟大、光荣、正确”的口号一样是大话和谎言。
   
   2013年7月,媒体人李小鸣说,三个代表只是提出中共要往哪个方向走,没有说明中共该怎么走、还要走多久,也没有具体解释何谓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何谓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何谓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显然,这只是一个“告别革命”的态度。
   
   2010年1月,杜导正发表的书《赵紫阳还说过甚么?——杜导正日记》披露,因拒绝六四镇压而下台的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在被软禁期间的2000年6月谈及,三个代表是要“堵住政治体制改革的嘴”、为中共一党专政制造理论根据;赵紫阳说,江泽民“此人无大志”,三个代表不可能是要“抛弃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看罢,过一段,又要讲阶级斗争、专政了。”为此,李泽厚功不可没。
   
   2013年5月,前赵紫阳智囊、著名中国宪政学者、法学家曹思源提出“从《宪法》中挖掉“三个代表”,指三个代表写入宪法是一种“倒退”,同时他还要求为六四血案查明真相、彻底平反。
   
   2007年2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学习〈江泽民文选〉活动引向深入》,文中写道:“《江泽民文选》是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最好教材。”当然,它不会提到“告别革命”,不会涉及“告别革命与三个代表”。
   
   
   (三)
   
   网文《十六大后的中国:告别革命》这样说道:
   
   
   作者:俞雨霖
   来源:中国时报
   来源日期:2002年11月04日
   本站发布:2002年11月10日
   
   
   中共十六大订于十一月八日召开,离中共建党的一大,相隔有八十一年的时间,而十六大做为进入新世纪的第一次中共党代表会议,其历史意义自然非比寻常。建党八十年过去了、政权建立已有五十三年。革命的老一代逐渐凋零,务实的新一代迅速崛起,使十六大后的中共统治舞台,必然以全新的面孔,面向多变的世界。
   
       其实,八十一年来的中国共产党,在面对中国社会环境的巨变下,其本质也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当中国由手工业时代大步跨入讯息时代、当狂飙的革命激情已为物欲追求所取代,当革命世代随著岁月流失从历史舞台上消失,而部分务实的政客汲汲营营于权位,逐渐忽略时代的进程与人民的福祉时,中共十六大的召开,对中国共产党而言具有不容忽视的历史意义,更明白的说,中国历史的发展轨迹,正将中共及它的新一代领导人推上一个历史的转捩点上。他们没有选择,也不能回避,更没有能力抗拒新世代的来临。
   
       江泽民在去年以来的几次讲话中提出的“与时俱进”的观念,正显示中共最高领导人,在面对新时代的挑战时,以极正面的态度、不回避问题的勇气,总结出来的政治智慧。中国俗语一直教导著中国人-“富不过三代”的警语,十六大将正式将中共领导权力推到“第四代”手中,以胡锦涛为首的中共第四代,能否真正领悟“与时俱进”的精神与实质,并付诸实施,势将决定中共在变迁时代,是否真正找到新的生命。
   
       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共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党代表会议(一大),当时共有十二位党代表出席,代表五十七位党员,这些人多数为了革命理想而献身。二○○二年十一月八日,中共将召开十六大,有两千一百二十位党代表出席,代表六千三百多万党员。但在这个庞大的统治队伍中,由一九八九年迄今,已有近五十万党员因作风不正遭开除出党。大陆一首顺口溜就说道:“远看一座庙,近看是党校;不见学生在学习,只见腐败分子在深造。”
   
       这样一个历史的发展进程说明,共产党在向下沉沦中,共产党走过了第一代的革命豪情(革命时期)、第二代的政治激情(文革时期)、第三代的建设热情(改革开放时期),部分人却完全堕落了,但这既非中共最高领导层政治智慧不足,更不是中共领导层反腐决心不强,而是中共领导层并没有真正拿出制度性的措施,来遏止部分党员堕落的势头。问题出在制度而不是人,出在八十年来中国共产党的体质并没有太大的调整,创党时的革命政党特质,仍然左右党的指导思想、统治的制度,以及选才的标准。
   
       就此而言,十六大后的中共领导人能否“与时俱进”,关键并不在于换一批人,而在有一大批敢于变革体制的人,在于改变革命党这个陈旧概念,在于是否能“与时俱进”的转型为新的思想型态,甚至脱胎换骨,将革命党改造成为一个崇尚民主的新政党。毋庸置疑,江泽民近年来提出的“三个代表”的理论-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确实抓住了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转型的根本精神,也是走过八十年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告别革命,寻找新生命的锁钥。
   
       中共第四代领导人能否确实奉行江泽民提出的指导原则,客观的说,除了需拥有超乎寻常的智慧外,还需要无比的勇气。他们要向旧体制挑战、要向旧势力挑战,更要与他们内在根深柢固的旧思维挑战。平实而言,第四代领导人的个人经历与政治次文化,并不利于他们做为推动这种变革的火车头,除非他们能超越本身历史的局限性,而“三个代表”的指导思想,应该可以提供他们这样的思想理论基础。
   
       中共第四代领导人所受的历史局限性,无疑是相当巨大的,这不是个人的疏失,而是他们所处时代的塑造。就目前可看到的台面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曾庆红、黄菊、吴邦国、贾庆林等人,年龄均介乎六十岁上下,他们并未有幸经历第一代革命家的革命豪情浸染,让他们能培养出掌握历史的大格局,反而让他们在青壮时期,经历了乾坤颠倒的政治癫狂时期,在人性极度扭曲的文革阶段,他们逐步成长与蜕化,而成为今日的政治明星。政治癫狂的经历对于他们的政治性格的养成,必然是重大的考验,他们内心是否能够克服这样的苦难经历,而且能够加以超越,必将决定他们在新世纪的作为,也将决定他们在中共“与时俱进”过程中的定位与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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